“三燕文化”考古研究综述来源：长城网 时间：2009-12-28 17:54:00 “三燕文化”考古研究综述来源：长城网 时间：2009-12-28 17:54:00 前燕、后燕、北燕均曾都于龙城，因此，朝阳有“三燕故都”之称。所谓“三燕文化”即指这一时期以慕容鲜卑遗存为主体的考古文化。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辽西地区先后发现了一些三燕时期的墓葬，尤其是1965年发现的北燕冯素弗的墓葬引起了国内外考古界的注意。冯素弗墓本身有明确的年代可考，又出土了马具、金步摇冠饰、玻璃器等文物。这些随葬品在朝鲜半岛和日本同时期的墓葬中也有出土，因而为慕容鲜卑历史和相关考古文化的深入研究创造了新的条件。80至90年代陆续又有新的重要发现公之于世，如朝阳袁台子壁画墓、埋置有后燕纪年墓表的崔遹墓、十二台88M1大墓等。特别是自1993年以来，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北票喇嘛洞墓地进行了多次发掘，共清理三燕时期的墓葬四百二十座，获得一大批珍贵文物，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将三燕考古向前推进了一大步。通过对这几批材料的整理和研究，我们感到启人思考的问题很多。自公元3世纪末以来，慕容鲜卑在辽西地区迅速崛起。他们纵横驰骋在东北和华北大地，建都立国，在中国北方的历史舞台上上演了有声有色的一幕。当时是骑马文化的繁荣时期，而且主要是在这个时期，慕容鲜卑文化大量地传到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并和当地文化相结合，使得骑马文化在更广泛的区域内出现了新的发展和新的繁荣，在东北亚文化交流史上占有极其光辉的一页。而今，历史已进入21世纪。随着有关考古发现不断增多，慕容鲜卑及三燕文化的研究已为国内外学者所普遍关注。公元3世纪初至5世纪中叶曾活动于今辽宁西部大凌河流域的慕容鲜卑族（通常简称慕容鲜卑或鲜卑慕容部）是一个颇值注目的中国北方地区古代少数民族。三燕，即前燕、后燕和北燕，是中国历史上五胡十六国时期由慕容鲜卑和后来的鲜卑化的汉人先后建立的三个地方性割据政权。从公元337年慕容皝称公时起，到公元436年鲜卑化的汉人冯氏北燕的灭亡，其间虽几经兴衰，但仍在以辽西地区为中心的中国北方进行了长达八十七年的王朝统治，在五胡纷争、十六国林立的历史舞台上曾扮演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其杰出表现在当时的中国北方诸多少数民族中是不多见的。这样一支出色的北方古代民族在其活动中心地区都曾留下了哪些为我们所关注的历史遗存呢？作为一种考古学文化，其遗迹的主要形式是已发掘的前燕以前的鲜卑墓葬和始自前燕的三燕史迹；其遗物的典型代表是屡见出土、造型独特的金步摇饰和铜、铁马具系统。1.关于鲜卑墓葬与三燕史迹1)80年代前后的发现与研究概况陈大为先生在考古1960年第1期上刊发的辽宁北票房身村晋墓发掘简报可视为有关鲜卑墓葬发现与研究的最初成果。此后，又有北燕冯素弗墓、后燕崔适墓、袁台子东晋壁画墓和其它一些北燕墓葬诸如朝阳八宝村一号墓、大平房村壁画墓、北庙村一、二号墓和单家店的三座鲜卑墓等相继发现。这些墓葬虽为数不多，但很重要，因为它们的发现对慕容鲜卑和三燕时期墓葬的认识与研究有着某种开拓或奠基性的意义。尤其是具有墓主可考的冯氏墓和有纪年墓表的崔氏墓的发现，为以后的相关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断代依据。此外，对后燕龙腾苑的初步确认也值得注意。史载，龙腾苑系后燕末帝慕容熙于公元402年（一说403年）所建，后燕灭亡后便被废弃。有学者经实地考察后推测，位于今朝阳北7公里的木头营子村附近的“东团山子”和“西团山子”遗址有可能是龙腾苑中的景云山遗址和宫殿建筑遗址。最早进行相关综合性研究的是宿白先生。他在东北、内蒙古地区的鲜卑遗迹鲜卑遗迹辑录之一（文物1977年第5期）一文中除对北燕冯素弗墓的形制、壁画和随葬品进行了深入考察之外，还将北票房身墓和义县保安寺墓出土文物分别同匈奴、拓跋鲜卑遗物相比较，初步推定了这两座墓与内蒙古地区鲜卑墓之间的早晚关系，即：札赉诺尔墓群保安寺墓二兰虎沟墓群房身墓其中札赉诺尔和二兰虎沟墓群的相对年代的上限不早于公元1世纪，房身墓约当公元3世纪中叶，而保安寺墓的年代则介于札责诺尔和二兰虎沟墓群之间，大致为公元3世纪初。其后的综合性研究可以徐基先生于1987年发表的关于鲜卑慕容部遗迹的初步考察（中国考古学会第六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0年）一文为代表。该文根据当时所掌握的辽西和周边地区的相关资料，对包括三燕时期墓葬在内的慕容鲜卑文化遗存的分期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将其分为四组六段，即：内蒙古地区舍根墓群（第一组第一、二段）北票房身村北沟墓地早期墓（第二组第三段）朝阳龙城、北沟墓地后期墓、袁台子壁画墓和腰而营子墓及河南安阳孝民屯墓（第三组第四段）后燕崔适墓、北燕冯素弗墓（第四组第五、六段）。其中第二组的年代相当于西晋，即公元3世纪中叶至4世纪初；第三组的年代当在东晋，即公元4世纪中叶及其前后，亦即前燕时期；第四组的年代则为后燕建国到北燕亡国（公元384一436年）。这些文化遗存的源头可溯至第一组其年代约当公元2世纪初至3世纪中叶，亦即东汉中晚期至魏晋之际的舍根墓群，几这样从源到流的时间跨度为四百年左右。该文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文中以对相关诸遗存中的多种文化因素和时代特征的综合考察为基础，首次明确指出新开河大凌河流域的考古发现应是鲜卑慕容部的文化遗存，并将辽西地区的鲜卑墓葬和三燕史迹同内蒙古地区的早期鲜卑墓葬联系起来，明确了二者之间的渊源关系，从而初步确定了一个以辽西地区慕容鲜卑文化遗存为主线的具有编年意义的发展序列。2）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表的新资料及研究新进展首先是对自20世纪80年代起至90年代以来新发现的鲜卑和三燕墓葬的初步研究。较为重要的有沟门子晋壁画墓、十二台砖厂两晋墓和88M1、奉车都尉墓、甜草沟晋墓、喇嘛洞墓地、大板营子鲜卑墓地、锦州李廆墓。此外，还有北票下喇嘛沟晋墓、朝阳凌河大街医M3、仓粮窖鲜卑墓、袁台子北燕墓等。从相关报告对这些墓葬的相对年代的推定来看，其时间跨度大致在公元3世纪中叶至5世纪初之闻，包括了前燕建国以前的慕容廆时期和整个三燕时期。这些新发现不仅使辽西地区的鲜卑和三燕时期的墓葬在总体数量上增多、在地域分布上更广，而且作为聚葬之所并具一定规模的墓地也多有发现，如十二台、甜草沟和大板营子墓地等，特别是喇嘛洞墓地尤为突出。该墓地共有三燕时期的墓葬四百二十座，占地面积约1万平方米，是迄今我国北方地区所见规模最大的一处以三燕文化墓葬为主的墓地。其次，是对与慕容鲜卑活动有关的建筑遗迹的试掘和调查，包括：金岭寺魏晋建筑群址：位于北票市大板镇金岭寺村西北，1994年发现并试掘。2000年7月至11月又进行了第二次发掘，揭露面积3900平方米，清理出东西并列的两组大型“亭式”建筑，每组建筑皆有外围夯土墙。其中东面的一组建筑布局较完整，围墙东西长弘米，南北宽27米，墙厚约1.1米。该建筑共由五个院落组成，各院落南墙中部均设有一门。每个院落内中部偏北处都有一较大的正方形夯土台，台边长6米，存高0.5米，诸台四角均有一个长宽为0.7米的方形夯土碟墩，夯土台四周和院门的南北两侧散落有瓦砾、烧土和炭灰堆积。西面的一组建筑除残存的两座夯土台和外围夯土墙外，余皆被大凌河冲毁。出土遗物包括板瓦、筒瓦（其中一残片上刻有“令使”二字）和莲瓣纹瓦当及涂有红彩的白灰片、块等。经初步研究可以认为，这一建筑群址可能与史书上记载的曹魏初年慕容鲜卑先祖莫护跋自塞外入居辽西时曾“始建国于棘城之北”这一历史事件有关。“思燕浮图”与龙城故址：朝阳北塔是辽西乃至整个东北地区现存的年代最早的方形十三级密檐式砖塔。以往认为此塔始建于唐，辽代重修。自1986年以来，通过对该塔塔基下周围地面的勘探试掘，确认了塔基内的础石和其下面的夯土基础为早于唐代的楼阁式木塔遗存。有学者以这一发现和魏书中的相关记载为依据，将这处楼阁式木塔遗存推走为北魏太后冯氏在公元5世纪后半叶建于龙城三燕宫殿废基之上的“思燕浮图”：至于北塔基内的四块雕花础石，更进一步的研究则认为，其鲜明的时代特征已表明应属于三燕时期的遗物，即这些雕花础石是北魏在修建“思燕浮图”木塔时从燕宫废墟上搬过来加以利用上去的。尤值注意的是朝阳市营州路三处夯土台基址和一处砖砌建筑址的发现。夯土台基址上的夯土最厚处约达3.4米，其表面尚存大致等距离分布的柱础石。夯土之上的地层中还出土了篆体“万岁富贵”瓦当等建筑构件。其中柱础坑的发现为前述北塔塔基内础石来源的推测提供了一个直接的证据。这样，作为直观反映当时营造宫殿建筑的基本过程和框架结构的重要遗迹和遗物夯土、础坑、础石、砖砌墙体和瓦当等均大致齐备。所有这些无不都会唤起我们对晋书慕容皝载记中所记述的当年慕容皝“使阳裕、唐柱等筑龙城、构宫庙”时的历史情景的追忆。现在可以这样说，对三燕故都的认识和研究所能凭据的已不再只是古文献上的只言片语，而是真实、直观的考古学例证了。此外，有关研究者还根据一些新的考古发现，进一步确认了以舍根墓群、十二台砖厂墓群、新胜屯墓群和北票房身诸墓为代表的文化遗存应是三燕遗存之“源”，进而将慕容鲜卑的自身发展过程分为莫护跋率部入居辽西地区（公元3世纪初至末）、慕容廆自辽东回迁徒河之青山（公元3世纪末至4世纪初）和三燕时期（公元337一436年）三个阶段，并对三燕遗存与慕容鲜卑早期遗存以及东部鲜卑三部遗存之间的差别进行了探讨。这样，在继前述对鲜卑慕容部遗存的初步考察之后又将三燕文化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2关于金步摇饰金步摇饰是辽西慕容鲜卑特有的重要服饰品，它在中国北方古代诸多少数民族的种类繁多、形态纷呈的金属饰物中独树一帜，别具一格，是除马具之外少有的一种曾对三国时期的朝鲜和古坟时代的日本发生过深远影响的器物。作为骑马文化的重要一支，如同提到三燕文化就自然要联系到马具一样，倘若言及慕容鲜卑早期遗物就不能离开它的金步摇饰。在本文论列的鲜卑、三燕时期墓葬中，房身墓、十二台砖厂墓、甜草沟墓和喇嘛洞墓及冯素弗墓中均曾出有这种器物，另在朝阳南郊姚金沟、王坟山等墓内也有发现，见于刊布者已有十六件。从时代上看，除冯氏墓和王坟山一号墓所出者形制特殊、年代偏晚外，这种金饰皆见于前燕以前的鲜卑墓葬中，几乎可以作为判定慕容鲜卑建国以前的早期墓葬的标志性器物。在这些出此金饰的墓葬中，以甜草沟的两座晋墓所出者最具代表性。其中甜草沟M2内的金步摇饰为原位出土，并与颅骨残片共存，由此足可再次证明其属于一种冠饰无疑。从其随葬情况上看，有以下三点值得注意：1)甜草沟M1中共出金步摇饰一大一小共二件，惜因发掘前已被当地村民取出，故两者相对原位不详。同一墓中随葬两件冠饰，这种现象以前在北票房身M2、M8和朝阳袁台子墓中也曾见到过，并非孤例。但有关资料尚未正式刊发，出土详情不得而知。作为一种冠饰，早在80年代学术界就已对其钉缀方式有所注意，但仅限于“一冠一饰”上。而对由同一墓中两件冠饰共存所涉及的“一冠双饰”的钉缀问题尚未作讨论。在相关的后续研究中有学者认为，这种两件一套的步摇“大约可以像女史蔑图上所表现的那样直接插在发前”，此种推侧可备一说。不过我们认为，二者相比虽在形制上有一定的相似性，但其间的差异也是不可忽视的，即后者是直接插在额发上的如同钗一类的发饰；而前者则是一种冠饰，其牌座即“山题”的底边平直，不可能直接插于发中，而只能钉缀在头冠上，这一点也可从其“山题”上皆具用于钉缀的针孔得以证明。鉴于此，另一种可能的钉缀方式是，将这种一大一小的双步摇饰一前一后同钉缀于冠的前额部，且应小者居前，大者居后，使上下错落并间有一定空隙。当然，这一推测还有待于今后的考古发现去印证。2)甜草沟M2内发现的金步摇饰和其它金饰皆为原位出土，如按自头至足的顺序排列，可知其配置关系依次为金步摇饰一件、铜包金耳环二枚、金锁形饰二件、金方形牌饰一件、银钏饰七枚、银指环十六枚、银泡饰六十八枚。同甜草沟M2全套金银饰相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