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凯主任就气候变化问题答中外记者问（2007年6月4日）一、气候变暖是人类共同面临的挑战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马凯4日在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气候变暖是人类共同面临的挑战，需要国际社会共同应对，中国政府历来重视气候变化问题，愿意与世界各国为应对气候变化、减缓气候变暖共同努力。 马凯指出，气候变化问题越来越为国际社会所瞩目。虽然国际社会对气候变暖的程序、成因、主要责任，以及解决问题的路径方面还存在这样那样的不同看法，但是主流观点已经逐渐趋于一致，至少有四点共识： 一是全球气候变暖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二是气候变暖对自然生态系统和人类生存、发展的环境已经产生了严重后果；三是气候变化的原因除了自然因素影响以外，与人为的活动，特别是与使用化石燃料过程中排放二氧化碳密切相关；四是气候无国界，应对气候变化是全球共同面临的重大挑战，必须依靠世界各国的共同努力。二、减缓气候变化：少排放、多吸收、再利用 马凯表示，中国在减缓温室气候排放的同时将努力提高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 有记者问未来几年，中国政府在应对气候变化，承担相应的国际义务方面还将采取哪些新的举措，达到什么样的目标时，马凯回答说，今天发布的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已经做了全面的安排和部署。概括起来说，就是“一个结合”和“两面推进”，这是贯穿国家方案的一条主线。 他说，“一个结合”，就是要把应对气候变化和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加快建立资源节约型社会、环境友好型社会和创新型国家紧密结合起来。“两面推进”就是要一手抓减缓温室气候排放，一手抓提高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减缓主要就是控制增量，尽可能少排放一些。适应就是对已经引起的气候变化要提高适应能力，防灾减灾，把其负面影响控制在最小的范围内。 马凯指出，在减缓排放或者是控制增量方面，主要是三个途径：一是少排放；二是多吸收；三是再利用。二氧化碳主要是由化石燃料的燃烧引起的，要“少排放”，就必须节能，节能是最大的减排。中国政府提出到2010年单位GDP能源消耗下降20%左右，同时还要调整能源结构，尽可能少用化石燃料，多生产一些可再生能源。目前中国可再生能源的比重还不到7%，到2010年将提高到10%，到2020年将提高到16%。通过这些措施可相应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马凯认为，“多吸收”，最主要的是植树造林，因为森林可以在光合作用下吸收大量的二氧化碳。“十一五”规划提出，到2010年，全国森林覆盖率要提高到20%。 “再利用”就是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对排放的二氧化碳、甲烷、沼气等回收利用，变废为宝。这也是一条重要途径。三、国际社会应充分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 马凯说，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过程中，国际社会理应充分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和发展空间。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虽然不承担量化的减排温室气体的指标，但这不等于中国不承担应尽的国际义务和责任。 从人类历史上看，发达国家在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过程中，无约束地、大量地排放了温室气体，主要是二氧化碳。从工业革命开始到1950年，人类由于化石燃料燃烧释放的二氧化碳总量中发达国家占了95%；从1950年到2000年的50年中，发达国家的排放量仍然占到总排放量的77%。因此，发达国家对气候变化负有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也应当承担主要的义务。发达国家有条件进一步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也有经济实力、有义务为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 马凯强调，我们认为如果不顾历史事实、历史责任，不考虑不同国家的不同发展阶段，借气候变化问题，不适当地即过早、过激、过高地要求发展中国家同发达国家一样承担量化的减排义务，从而限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限制其实现工业化、现代化，显然是不客观的，也是有失公允的。限制发展中国家发展带来的后果，比气候变化带来的后果，要更为严重。 他说，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由于历史累积排放量少，人均排放量低，当前的首要任务依然是发展经济，消除贫困。因此，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过程中，国际社会里应充分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和发展空间。正是基于上述基本历史事实，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提出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这个原则是客观的，也是公正的。 他说，中国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不能再走高消耗、高排放的传统工业化道路，而是要走出一条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益、高产出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努力实现经济发展和保护环境“双赢”的目标。这本身就是对世界可持续发展和应对气候变化的积极贡献。四、“中国环境威胁论”既不客观也不公正 马凯说“没有人说那些历史排放量多，人均排放量高，排放弹性系数大的国家是气候变化的主要威胁，反而说历史排放量少，人均排放量低，排放弹性系数小的中国构成了主要威胁，这显然是不客观的，也是不公正的。” 马凯对国际上流行的“中国环境威胁论”，用具体事实进行了反驳。他列举了三组相关数据。 一是中国的历史累计排放量少。从1950年到2002年，50多年间中国化石燃料燃烧排放的二氧化碳只占世界同期累计排放量的9.33%；1950年以前，中国排放的份额更少。 二是中国人均排放水平低。国际能源机构统计，2004年人均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中国是3.65吨，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87%，为OECD国家的33%。1950年到2002年的50年间，中国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只位居世界第92位。 三是中国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的弹性系数小。根据国际能源机构的统计测算，1990年到2004的15年间，单位GDP每增长1%，世界平均二氧化碳排放要增长0.6个百分点，但中国仅增长0.38个百分点。 马凯强调，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为保护全球的气候系统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是重要的积极力量。 从1990年到2005年，中国每万元GDP能耗下降了47%，等于节约了8亿吨标准煤，相当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8亿吨。 19802005年，中国通过植树造林、森林管护等又净吸收了50亿吨的二氧化碳。 自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少生了3亿人。按2004年的标准，世界人均年排放二氧化碳4吨，少生3亿人就等于中国去年少排放了12亿吨二氧化碳。如果中国不实行计划生育，去年就不是13亿人，而是16亿人，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就要多出12亿吨。这是中国对控制世界人口增长和应对气候变化作出的积极贡献。五、中美两国应逐步扩大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共识与合作 马凯指出，中美两国都是能源生产大国和消费大国，也是温室气体排放大国。在能源安全和应对气候变化方面，中美面临着共同的挑战，也有着许多共识。 今年5月，美国提出了一个应对气候变化的新倡议，这个新倡议表明了美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态度出现了一些积极变化。比如，新倡议认为，气候变化和发展经济密切相关，应对气候变化不应当影响经济的发展，强调技术进步和技术转让对于应对气候变化的关键性作用等。这些都是一些积极的态度。对此，我们表示欢迎。 马凯指出，但同时我们认为，美国的新倡议应该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的有益补充，而不是替代。在新倡议中，应当体现上述公约确定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新倡议的某些具体的内容，也有待与世界各国进一步沟通和磋商。 马凯表示，我们和美国之间尽管存在分歧，但是我们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合作已经开始了，而且必将继续深入下去。我们愿意本着求同存异、务实合作、实现共赢的原则，继续加强与美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合作，也愿意继续加强与其他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合作。六、中国的温室排放部分是发达国家的转移排放 马凯表示，对温室气体排放量应合理看待，不能只看本土排放，还要看转移排放。中国的排放量中就包括了部分发达国家的转移排放。 马凯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今后某一个时点，中国温室气体的排放总量可能会超过美国，但是，在比较不同国家之间温室气体的排放水平时，必须有正确的方法论，必须历史地、客观地、全面地分析。 马凯说，首先，不能只看总量，还要看人均排放量。人口规模对一个国家的排放总量影响至关重要，人口大国与人口小国在排放总量上有不可比的因素。中国即使某一年排放总量超过了美国，由于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四倍多，所以，人均排放量也只是美国的四分之一。 其次，不能只看当前的排放量，而且要看历史的累积排放量。从1903年到2003年，美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占世界的比重达到了28.3%，中国同期只占7.6%。 第三，不能只看排放的数量，还要看发展的阶段。在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排放强度是增加的趋势，实现工业化以后就开始减少。过去一百多年里，美国已经实现了工业化，排放了大量的二氧化碳。目前，中国正处在工业化过程中，消耗的能源较多一些，排放的强度也大一些。一个国家在一定的历史阶段，温室气体排放增加有其客观必然性和合理性，中国是如此，其他发展中国家也是如此。 第四，不能只看本土排放，还要看转移排放。在经济全球化和国际产业分工日益深化的大背景下，一国生产的产品要在多国消费，一个国家又要消费多个国家的产品。所以，生产、出口高耗能、高排放产品的国家，要承担本应在进口国排放的二氧化碳，而进口、消费这些产品的国家，在他们的排放总量的计算中，就没有计算这部分产品的排放量。目前，在国际产业分工中，发达国家是处在产业链条的高端，服务业发达、高科技发达，相应它的能源消耗和排放也相对小一些。而发展中国家处于产业链的低端，生产和出口了大量的高耗能和高排放产品，表现在本土排放量就大一些。中国去年净出口钢材2500多万吨、焦炭1400万吨左右，还出口了大量的机械产品等，其中都包含了相当数量的能源消耗和温室气体排放，这些都相应地增加了中国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也减少了进口国的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在对不同国家温室气体排放的比较时，这一因素应该给予充分考虑。来源：国家发展改革委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