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写作特点鲁迅的杂文是有极剧烈的战斗性的，这种战斗性借助于深刻的思想内容和剧烈的艺术魅力而表现出来，它是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通过详细材料的和谐统一。鲁迅说，杂文必需“生动，泼辣，有益，而且也能移人情。”又说:杂文必需“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但自然，它也能给人开心和休息”。鲁迅总是在首先强调杂文的思想性、战斗性的同时，也强调它的艺术感染力，强调它必需通过生活的形象和语言的魅力给读者以艺术的享受。自然，它给人的开心和休息，决不是抚慰和麻痹，而“是养息，是劳作和战斗之前的打算”，它是统一于战斗也是为了战斗的。所以这跟艺术至上主义者强调的所谓艺术，存在着根本的区分。鲁迅对杂文提出了卓越的观点，这是他长期的创作实践的概括，他的全部杂文完备地体现了这些观点。下面，我们将着重分析鲁迅杂文的艺术特色和表现方法。 杂文是政论的一种艺术的表现，它要求一种逻辑力气。但鲁迅的杂文却具有高度的劝服力，长篇的论证严密，短篇的一语道破，都能在有限的篇幅里，把道理说得清晰、充分、深刻。这是因为它总是在最要害的地方揭示问题的本质，表现出显明、确定、无可反对的逻辑力气。这是鲁迅杂文的一个首要的特征。 鲁迅杂文的论辩的过程，它的达到结论的过程，常常是集中力气揭露事物本身的内在冲突，使问题得到异样彻底的解决。毛泽东同志说:“分析的方法就是辩证的方法。所谓分析，就是分析事物的冲突。”鲁迅正是擅长这种分析的高手，因此他的论辩就能制强敌于死命。如梁实秋曾经狡称自己不知道“主子是谁”，说他不是资本家的走狗。鲁迅从阶级论的思想动身，深刻地相识走狗行为的实质，是为整个阶级效劳的，而不是为个别的资本家，所以梁实秋不知“主子是谁”的哀鸣，正是一个可以抓取的要害。他一语道破地指出:“这正是资本家的走狗的活写真。凡走狗，虽或为一个资本家所豢养，其实是属于全部的资本家的，所以他遇见全部的阔人都驯良，遇见全部的穷人都狂吠。即使无人豢养，饿得精瘦，但还是遇见全部的阔人都驯良，遇见全部的穷人都狂吠的，不过这时他就愈不明白谁是主子了。”梁实秋既然不知道“主子是谁”，那是属于“丧家的”“资本家的走狗”了。鲁迅思想的深刻性，还在于他发觉梁实秋这条“文艺”走狗，在论战中已经理屈词穷，只能借国民党的反动暴力，以济其“文艺指责”之穷，所以，“就还得在走狗之上，加上一个形容字:乏。”又如，有人曾比较“这一个学生或是那一个学生”和“此生或彼生”两个句子，证明文言简明“省力”，优于白话。鲁迅即以同一例子反对说:此生或彼生“至少还可以有两种说明:一，这一个秀才或是那一个秀才(生员);二，这一世或是将来的别一世。”因此白话虽然用字较多，但意思精确，一看就清晰，“其省力为何如?” 事物的冲突是普遍存在的，有时它就是一种生活现象，为人们所耳闻目见，但不为人们所重视。鲁迅擅长捕获这种现象，加以点染、剖析，使它特别显明，引人留意。比方，有这么一种人，每天口里说着白话，运用自如，并不觉得鄙俗可笑，现在却以“白话鄙俚浅陋，不值识者一晒”为理由，来反对白话文。这原来就是一种冲突的现象，鲁迅把它写出来，加以描绘，提高，立即显出这种人的真面目:“现在的屠杀者”。因为他们不要现在，却抱住僵尸呻吟。有些人对国民党的不反抗主义不置一词，却舍命在少年刊物上宣扬岳飞、文天祥的故事。鲁迅抓住这个冲突，尖锐地指出，这两位对于少年未免迂远一点，因为大敌正值头。“我疑心那些故事，原是为办给大人老爷们看的刊物而作的文字，不知怎么一来，却错登在少年读物上面了”。并以“登错的文章”作为题目，有力地讽刺了这种现象。 冲突的社会现象，有时并不集中在一个事物上，而是以分散的形式表现出来，很简洁为人们所忽视，这就特殊须要作家的集中和概括。鲁迅擅长发觉这种现象，从它们的比照中来揭露社会生活的冲突。在不知肉味和不知水味里，他概括了两种对立的现象。一方面是统治者在宣扬孔教，演奏孔子听了“三月不知肉味”的韶乐，意在粉饰升平;另一方面则是干旱成灾，乡民争汲井水，有人竟遭殴毙。鲁迅抓住了这两种现象，对它进行了深刻的剖析:“闻韶，是一个世界，口渴，是一个世界。食肉而不知味，是一个世界，口渴而争水，又是一个世界。自然，这中间大有君子小人之分，但非小人，无以养君子，究竟还不行任凭他们相互打死，渴死的。”这就深刻地揭露了阶级压迫的残酷现实，有力地撕下了统治者粉饰升平的幕布。在前节提到的新秋杂识(二)里，鲁迅也抓住了当时社会不救活人救鬼魂，不救国土救月亮的怪现象，深刻地揭露产生这种冲突的根源，是国民党反动派不准人民抗日救国。由于作者所抓取的是尖锐对立的现象，在表现方法上又特殊强调它的对立面，这就赐予它以特别显明、剧烈的逻辑力气，使读者感到由衷的信服。 揭露事物冲突，是逻辑思维的重要任务，也是有关杂文劝服力的关键问题。鲁迅在这方面的劳动是特别辛勤的，他揭露冲突的方法多种多样，莫不随对象的不同而改变。对于一些隐秘而困难的冲突，他有时并不急于作出结论，而是经过细致的思索、分析、描述来达到结论;有时则用层层深化地解剖事物真象的方法，让读者从论辩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领悟到一个结论，而自己并不在字面上明白写出。如论秦理斋夫人事一文，论述自杀者为什么自杀，就是后一种状况的例子。 鲁迅前期的杂文，具有朴实的辩证法。当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状况就不同了。毛泽东同志说:“鲁迅后期的杂文最深刻有力，并没有片面性，就是因为这时候他学会了辩证法。”这是鲁迅后期杂文精髓之所在。比如，关于旧形式的采纳，这是一个曾经多次探讨过的问题，但却聚讼纷纭，莫衷一是。鲁迅是主见采纳，主见推陈出新的。他说:“旧形式是实行，必有所删除，既有删除，必有所增益，这结果是新形式的出现，也就是变革。”这“恰如吃用牛羊，弃去蹄毛，留其精粹，以滋养及发达新的生体，决不因此就会类乎牛羊的。”这反对了两种片面性，即全盘否定和全盘照搬，而坚持了唯物辩证法-从新旧形式的对立统一中，来科学地阐明问题。上面举过的“此生或彼生”等例子，同样是辩证法的成功，它有力地反对了片面性的观点。 鲁迅的运用逻辑思维来揭露事物的冲突时，常常通过艺术形象来表现。正像毛泽东同志所说的:他用那枝又泼辣，又幽默，又有力的笔，去画出了黑暗势力的鬼脸，他简直是一个高等画家。毛泽东同志在赞扬鲁迅杂文的战斗性的同时，也精确地指出它的形象性的特点。尽管他写的是一时一地的事情，画的是一人一物的面貌，但却具有普遍的意义，这是由于他“砭锢弊常取类型”，他所描绘的形象，不仅生动、显明，而且概括性强。这是鲁迅杂文的另一特色。 比起其他文学形式来，杂文的形象创建不是通过行动和对话来刻画完整的人物性格，它“所写的常是一鼻，一嘴，一毛”，它的方法是多样化的，可以利用比方、故事，也可以依据对象特点干脆描绘。鲁迅在这方面的笔力，就像名画师的速写，寥寥几笔，然而逼真，传神。他抓住对象特点描绘出来的形象，常常赐予读者以永不磨灭的印象。例如他依据帮闲文人的行径，维妙维肖地勾画了二丑的嘴脸。这是一种扮演公子的拳师或清客的角色。“他有点上等人模样，倚靠的是权门，凌蔑的是百姓，有谁被压迫了，他就来冷笑几声，畅快一下，有谁被陷害了，他又去恐吓一下，叫卖几声。不过他一面又回过脸来，向台下的看客指出他公子的缺点，摇着头装起鬼脸道:你看这家伙，这回可要倒楣哩!”鲁迅还深刻地指出，这最末的一手，是二丑的特色。这是一种勾魂摄魄的艺术，不仅显明、深刻，而且具有典型的意义。爬和撞描绘了这样的形象:人们在拚命地往上爬，然而爬的人多，拥挤不堪，于是就“撞”-投机冒险。撞好了，自己就发财显贵。撞不好，至多不过摔在地上，照旧可以爬。这样，爬了来撞，撞不好再爬。鲁迅就是这样以活敏捷现的形象，概括了当时一种重要的社会现象，概括了某些人的全部人生哲学和经验。他描绘“西崽相”，是“倚徙华洋之间，往来主奴之界”，刻画生在阶级社会里而要做超阶级的作家，是“用自己的手拔着头发，要离开地球一样”，都是形象逼真，语言凝炼而幽默。 鲁迅还常常运用书本或自己创建的故事来构成形象，表达思想。由于不是虚假的杜撰，而是从真实的生活感受动身，故事里渗透着个人深切的体验，所以莫不活敏捷现，发人深思。立论里描写一个人家生了男孩，满月时请客，有人说这孩子将来是要发财、做官的，有人说这孩子将来是要死的。说要死的必定，说富贵的许谎。但说谎的得好报，说必定的遭打。这故事内容很简洁，似乎是个笑话，它是这么生动、好玩，但却提出了一个肃穆的问题:要“既不谎人，也不遭打”，该说些什么呢?这正是一个战斗的现实主义作家的隐痛，因为在自欺欺人的旧社会里，的确是难于说真话的。 运用譬喻等手法，造成显明的形象，用形象来说明问题，这是杂文的评论性所确定的。鲁迅的杂文有很多这类成功的范例。如对保存“国粹”的批判，他先说明“国粹”，必是一国独有，他国所无的事物了，但这未必就是好。接着就说:“譬如一个人，脸上长了一个瘤，额上肿出一颗疮，的确是别出心裁，显出他特殊的样子，可以算他的粹。然而据我看来，还不如将这粹割去了，同别人一样的好。”有拟之于虫兽的，如叭儿狗，“虽然是狗，又很像猫，折中，公允，调和，平正之状可掬，悠悠闲摆出别个无不偏激，只有自己得了中庸之道似的脸来。”这个形象，由于它的高度概括性，已经走入生活，成为人们喜爱采纳的一般名词。此外如把脱离社会培育的天才，比作离开泥土的一碟子绿豆芽，把封建社会比作僵尸等，都是富有表现力的准确的譬喻。 这种形象化手法，被用来表现困难而深刻的思想，特殊能够显示它的强大生命力，显示鲁迅的艺术创建性。在挚友里，作者为我们讲解并描述这样两件事:小挚友最喜爱看变戏法，待到自己学会时，便索然无味;类似的状况是看电影，等到明白了影片的制造法，知道千丈悬崖者，其实离地不过几尺，从今便不以电影为奇妙，到处留心它的马脚，自己感到无聊，反而懊悔去看说明隐秘的书。这是特别平常、简洁的事，作者让你思索它的含义，接着便把你引导去面对当时的一个生活真理:“暴露者揭发种种隐秘，自以为有益于人们，然而无聊的人，为消遣无聊计，是甘于受欺，并且安于自欺的，否则就更无聊赖。”这样一个道理，假如要用概念推理的方法来写，那真不知要说多少话，唯恐也难于说清晰，现在从生活动身，只写了那么两件事，相互印证说明，读者便完全给劝服了。类似的例子还可以举出灯下漫笔。作者从钞票贬值折价换成现银，反而沾沾自喜的心情，一下子联想到人极简洁变成奴隶，而且变了以后，还万分喜爱，从而反映了有关中国人民历史命运的一个大主题。这种表现方法平易近人，它使一个抽象深邃的思想，特别简洁地为读者所接受。 鲁迅的形象化手法，都表现了贴切、平易、簇新的特点。他的无论那一个形象，总是特别切合事物的真象，一丝也不走样。贴切是形象化的生命，不贴切就失去了形象存在的价值。而且他又擅长就近取譬，使读者感到亲切。如所周知，一切形象譬喻，都必需以浅近的、读者熟知的事物来喻深远的、读者不易了解的东西。但是浅近而熟知的事物，假如处理不好，则简洁成为陈词滥调，引不起读者的爱好。这就必需从新奇的角度去运用它，发觉前人未曾发觉的意境，使形象别具新意，不落俗套。这才能使两者很好地结合起来，既平易而又簇新，给读者以无穷的回味。 形象的力气，是诉之于情，从而喻之于理。所以有人认为:形象是感情的发酵素。鲁迅擅长把叙述和评论形象化，也擅长寓感情于形象之中。他的剧烈的爱憎分明的感情，总是含蓄于字里行间，借形象而扣打人们的心灵。深厚的感情色调，不仅突出地表现在他的一部分抒情散文里，而且也表现在他的很多偏重于叙述和评论的篇章中。总之，与形象而俱在，鲁迅的杂文表现了浓烈的感情色调的特点。 鲁迅的杂文，有一部分是抒情散文。在这些文章中，作者常常借形象以抒情，显明的形象与真实的情思合而为一，剧烈地吸引着读者，激烈着读者。如夜颂这样描写了黑夜和白天:“夜是造化所织的幽玄的天衣，普复一切人，使他们暖和，安心，不知不觉的自己慢慢脱去人造的面具和衣裳，赤条条地裹在这无边际的黑絮似的大块里。现在的光天化日，熙来攘往，就是这黑暗的装饰，是人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