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左传的人物评论【内容提要】左传与所谓“上古帝王之书”的尚书、大事纲要式的春秋之类历史著述不同，它同时又是一部具有重要文学意义的作品。左传作者在记载历史之时，自觉地将“人”这个社会历史的主体作为叙写的对象，将众多的历史人物具体形象地再现于他的史著之中，从而使左传成为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重要的历史文学著作，并在此后的文学史上发生了深巨的影响。20世纪的左传研究，已把左传的人物描写纳入研究范围，但对于古代的左传人物评论却较少涉及。故本文将对这一内容作出初步的论述。 一 史家传论:汉魏六朝左传人物评论的兴起古代关于春秋历史人物的评论，早在先秦时期就出现了。如左传书中及论语所载孔子对子产和晋文、齐桓等人物的评论;孟子书中对子产及齐桓、晋文、管仲等人物的评论;荀子书中关于齐桓、晋文、楚庄、吴阖闾、越勾践、管仲、子产、晏子等人的评论，还有庄子、韩非子、吕氏春秋中有关人物的评论等等，都在后世产生过较大影响，也对今天的春秋人物研究具有参考意义。但是，为了慎重起见，尤其是考虑到对于左传成书年代乃至所谓“左传学”形成时代的不同意见，本文对我国古代左传人物评论的述说，拟从汉代开始。在汉代的左传人物评论中，西汉史学家司马迁的史记，是首先就应提到的。司马迁在其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中曾说:“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由此可知，司马迁是见过左传的。史记根据左传等所载史料，撰成了吴、齐、鲁、燕、陈、卫、宋、晋、楚、越、郑等世家，评价了春秋列国的许多重要人物;又撰列十二诸侯年表，表载春秋、左传、国语中出现的重要人物行事，以供成学治文者“欲览其要”;还专门写有管晏列传、伍子胥列传、循吏列传等，对管仲、晏婴、伍子胥等左传所载人物予以论叙。其中如评管仲曰:“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其为政也，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并称其为“世所谓贤臣”;评晏婴曰:“假令晏子而在，余虽为之执鞭，所忻慕焉”;评伍子胥曰:“方子胥窘于江上，道乞食，志岂尝须臾忘郢耶?故隐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均对其人其事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表明了太史公自己的景仰敬佩之情。司马迁不仅为左传所载春秋人物立传，还以“太史公曰”形式，对这些人物予以直接的评价。如宋微子世家评:“宋襄（公）”，晋世家评“晋文公”，楚世家评“楚灵王”，越王勾践世家评“勾践”，史记循吏列传评“楚相孙叔敖、郑相子产、楚昭王相石奢等”。西汉末年大学者兼目录学家刘向、刘歆父子，均好春秋左氏传。王充论衡案书及桓谭新论识通都有刘向重左氏，“童仆妻子，皆呻吟之”，“教授子孙，下至妇女，无不读诵”的记载。故刘向采左传中人物故事及其它先秦典籍史料辑成其新序、说苑、古列女传中的部分内容。如新序叙楚相孙叔敖为婴儿之时、卫灵公之时史“以尸谏”、晋大夫祁奚老而荐贤、申公巫臣谋娶夏姬等人事。古列女传凡分“母仪”、“贤明”、“仁智”、“贞慎”、“节义”、“辩通”、“嬖孽”七传，其中亦载叙了晋文齐姜、秦穆公姬、楚庄樊姬（贤明传），楚武邓曼（仁智传）及陈女夏姬（嬖孽传）等左传中人物。刘向之后，东汉史学家班固著汉书，撰成古今人表一篇，分别为“上智”、“中人”、“下愚”等“九等之序”，而其中尤以左传人物为多。诸如列入“上智”三等（上上、上中、上下）中的管仲、曹刿、宫之奇、百里奚、狐偃、介子推、先轸、弦高、董狐、令尹子文、叔向、季札、子产、晏平仲、齐太史、南史氏;列入“中人”三等（中上、中中、中下）中的颍考叔、楚武王、邓曼、楚文王、齐桓公、秦穆公、蹇叔、烛之武、晋文公、晋悼公、祁奚、子罕、行人子羽、伍子胥、申包胥、沈尹戌;列入“下愚”三等（下上、下中、下下）中的郑庄公、共叔段、周桓王、齐襄公、公子庆父、卫懿公、晋献公、骊姬、楚穆王（商臣）、齐懿公、晋灵公、陈灵公、夏姬、孔宁、仪行父、宋平公、羊斟、崔杼、庆封、齐庄公、楚灵王、费无极、卫灵公、邾庄公、夷射姑，等等，都是左传中很知名的人物。而且，班固根据其“为善”、“为恶”的标准，将他们分列于三类九等，已经表明了他对左传人物的评价态度。班固而外，据南朝刘宋史家范晔后汉书文苑传，东汉文人刘梁亦曾著辩和同之论，评楚灵王“骄淫，暴虐无度”，并引左传所载孔子语评“臧武仲之智”等。如上所述，两汉的左传人物评论，主要是以史家著述中的传、论形式出现的，多半都带有史料的性质。两汉之后，左传“至魏遂行于世”（隋书经籍志春秋类序）。晋时，杜预又为春秋左氏经传集解，与范宁注谷梁传、何休注公羊传等“俱立国学”。杜预集解，注释 左传时常有对书中人物的评述文字。如左传隐公元年君子曰:“颍考叔，纯孝也，爱其母，施及庄公。”杜预即注曰:“不匮，纯孝也。庄公虽失之于初，孝心不忘，考叔感而通之，所谓永锡尔类。诗人之作，各以情言，君子论之，不以文害意。”在这段注文中，就表明了杜预对郑庄公“孝心不忘”的肯定性评价。此外隋志还著录魏晋南北朝时人撰的春秋大夫辞三卷、春秋左氏诸大夫世谱十三卷等。这类书籍今皆不传，但据其书名可知已是以春秋左传人物言辞及世系为对象的专门性著述，显然在西汉研究的基础上已有了进步。二 学人之文:唐宋左传人物研究的发展变化唐代，是“春秋左传学”由总结到转变的重要时期。关于左传人物的研究，应特别注重的应是孔颖达与刘知己两人。孔颖达在唐太宗贞观初年主持撰著五经正义。其中春秋左传正义，根据隋时人刘炫春秋左氏传述义，而以大量古代典籍资料以疏证晋杜预的左传注。其中就有对于左传人物的评论之词。如左传隐公元年载郑庄公因颍考叔之言而见姜氏“遂为母子如初”并以“君子曰”赞颍考叔“纯孝”，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在引杜预注文之后即疏之曰:尔雅释诂训“纯”为“大”。则“纯孝纯臣”者，谓大孝大忠也。此“纯犹笃”者，言孝之笃厚也颍考以有纯孝之行，能锡庄公。庄公虽失之于初，孝心不忘，则与颍考叔同是孝之般类也。今考叔能感而通之，是谓“永锡尔类”也。孔颖达在这里就表明了他认为颍考叔是纯孝、大孝，郑庄公“则与颍考叔同是孝之般类”的认识，从而也同左传“君子曰”及杜预注一样，表明了对郑庄公的肯定。距孔颖达五经正义后五十余年，唐中宗景龙四年（710年）刘知已的论史巨著史通问世。刘知己既是赞扬左传超过前人，也是重视左传文学性超过前人的人物。史通中，载言篇言:“古者言为尚书，事为春秋，左右二史，分尸其职逮左氏为书，不遵古法，言之与事，同在传中。然而言事相兼，烦省合理，故使读者寻绎不倦，览讽忘疲”，已充分注意到左传写历史与人物“言事相兼”的特点;叙事篇分析叙事件的四种表述方式，“有直纪其才行者，有唯书其事迹者，有因言语而可知者，有假赞论而自见者”，又三引左传之文以为范例云:盖叙事之体，其别有四:春秋左传言子太叔之状，目以“美秀而文”，所称如此，更无他说，所谓直纪其才行者;又如左氏载申生为骊姬所谮，自缢而亡，此则不言其节操，而忠孝自彰，所谓唯书其事迹者;又如左传记随会之论楚也，其词曰“荜路蓝缕，以启山林”，此则才行事迹，莫不阙如，而言有关涉，事便显露，所谓因言语而可知者这里，刘知己虽在论“叙事之体”，实际上已是说“写人之法”了。除此以外，还有杂说上说:“左氏之叙事也记胜捷则收获都尽，记奔败则披靡横前，申盟誓则慷慨有余，称谲诈则欺诬可见，谈恩惠则煦如春风”;申左篇说“寻左氏载诸大夫词令、行人应答，其文典而美，其语博而奥，述远古则委曲如存，征近代则循环可覆。”如此等等，已经是在具体分析论述左传描写人物语言性格的艺术方法。其新见卓识，至今还对我们有启迪作用。中唐时期文学家韩愈，在其进学解中称“春秋谨严，左氏浮夸”，实际上是对左传具有虚浮夸大特色的一种认识，在后代颇有影响。其文集中，亦有子产不毁乡校之类文章，评述左传人物。如此文云:“我思古人，伊郑之侨”，“既乡校不毁，而郑国以理”，“维是子产，执政之式，维其不遇，化止一国。诚率是道，相天下君，交畅旁达，施及无垠。”不仅表明了对春秋贤相郑子产的思慕，更对他尊重民意、治国有方的才能政绩给予了赞颂。宋代春秋学繁盛，宋人对于左传人物的研究评述，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热情和重要成绩。其中如苏轼、吕祖谦等左传人物专论的出现，更把左传人物研究带入了一个新的层面。 北宋文学家苏轼，虽然没有关于左传的专著，但他重视左传及其中的历史人物，其文集中就留下了论郑伯克段于鄢、宋襄公论、管仲论、士燮论、论鲁隐公、论管仲、论孔子、论伍子胥等十多篇关于春秋左传人物的专题论文，发表了许多独特的见解。如苏轼认为:“春秋之所http:/www.zidir.com/html/glxl/lyglx/深讥、圣人之所哀伤而不忍言者三”，其中之一就是“郑伯克段于鄢，而兄弟之义亡”。但于郑庄克段之事，苏轼却不简单地指责庄公，而认为“段之祸生于爱。郑庄公之爱其弟也，足以杀之耳。当太叔之据京城，取廪延以为己邑，虽舜复生，不能全兄弟之好，故曰郑伯克段于鄢，而不曰郑伯杀其弟段。以为当斯时，虽圣人亦杀之而已矣。”苏轼不仅为郑庄公克段进行了辩解，对春秋时期不时出现的骨肉相残现象进行了批评，还对谷梁、公羊二传在郑伯克段一事的评价方面，提出了异议，而对左传作者的态度给予了肯定。所谓:“左氏以为段不弟，故不称弟，如二君，故曰克，称郑伯，讥失教。求圣人之意，若左氏可以有取焉”。对于宋襄公，苏轼则给予了非常严厉的批评。其宋襄公论云:“宋襄公非独行仁义而不终者也，以不仁之资，盗仁者之名尔”，“泓之役，身败国衄，乃欲以不重伤、不禽二毛欺诸侯”，“以愚观之，宋襄公、王莽之流使莽无成则宋襄公，使襄公之得志，亦王莽也。”并总结说:“自古失道之君，如是者多矣，死而论定，未有如宋襄公之欺于后世者也。”历来论宋襄公的经学家，多从谷梁传“信而有道”立论，苏轼则揭出宋襄公“不重伤、不禽二毛”的虚伪，道出了宋襄公“蠢猪式的仁义”本质。苏轼士燮论，评价晋范文子有“将帅之能”，为“社稷之臣”，并认为“范文子之智过于赵宣子（赵盾）也远矣”;而论鲁隐公则以为“隐公之智，曾不若途之人”。都能从历史人物的实际言行出发，给予符合客观的评价。苏轼对左传人物的评论，是左传人物评论研究史中的一笔重要财产。苏轼的同乡、北宋元中苏轼曾以贤良方正推荐其廷对的王当，亦著有春秋列国诸臣传30卷。此书所录左传记载的列国诸臣191人，诸如郑颍考叔、随季梁、齐鲍叔牙、管敬仲、鲁曹刿，楚令尹子文，晋狐偃、先轸、介之推，秦孟明，周王孙满，晋范武子、赵盾、范文子，宋华元，楚伯州犁、钟仪，晋祁奚，宋子罕、向戌，晋韩起、叔向，郑子产、子皮、子羽、然明，吴季札，齐晏婴，楚伍举、申无宇，齐陈桓子、齐庆封、崔杼，晋籍谈，楚沈尹戌、伍子胥，晋赵鞅、鲁阳虎，楚费无极、申包胥，鲁子路、冉有，越大夫种、晋赵襄子等，在当时列国政治舞台上有较多活动言行的贤臣、名将乃至庸臣、谗佞都包括其中。王当将这近二百人物，按鲁国十二国君即位顺序先后分卷系列，先列出各人国别、姓氏名字，然后各以传赞附于后。的确是一部资料丰富且有参考价值的左传人物传论。其赞论文字因事评人，议论纵横，亦颇有可取之处。例如该书卷七评晋子犯（名狐偃）、赵成子、臼季、先轸、介子推等人之“赞”曰:从亡之士，若狐、赵之忠烈，臼季之举贤，可谓善始善终者矣。子犯济河而投璧，犹有要君之意焉。此介推所以羞与为此也。成子家国皆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