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雅”的含义清楚，但是，对于“信”，理论上有不同的解释，实践上有不同的做法。这些解释和做法归纳起来，可分为两类。一是形式上“信”，片面强调忠实于原文的文字，字对字，句对句地直译、死译。这种译法忽视了中文与外文在词语含义、词语搭配、词语顺序、句子结构、表达方法等方面存在的语言差异，忽视中国与外国的历史背景、文化传统、风俗习惯上的区别，忽视中国与外国人思想方式上的不同。这样译出来的译文或生硬难懂，或文法不通，有可能违反愿意，造成误译，引起误解。二是内容上“信”，只强调译出原意，而不考虑原文（话）的风格。在翻译重要文件，特别是政治文件、外交文件时，这样翻译就有一定的风险。一个好翻译必须做到既忠实于原文（话）的意思、又忠实于原文的风格；必须用地道的中（外）文，正确地表达原文的内容、风格、语气、情感，达到传意、传神、传神的目的；必须尽量选用适合于原文（话）风格的语言来表达原文（话）风格的语言来表达原文（话）的意思，把原作的形式再现出来。 翻译能同时做到这三条是非常理想的。但在实践中，常常出现“信”与“达”、“雅”之间相矛盾的情况。在不同领域，由于翻译作品特点不同，要求不同，对这对矛盾可能会有不同的处理方法，对这两方面会有不同的侧重。例如，郭沫若1954年8月在全国文学翻译工作会议上讲话时说：“翻译文学作品，尤其需要注意第三个条件，因为译文同样应该是一件艺术品。”郭沫若讲的是文学翻译。但总的来说，特别是对于外交翻译来说，应把“信”放在第一位。鲁迅说过，在两方面不能兼顾时，“宁信而不顺”。严复、林语堂也都把“信”放在“达、雅”之前、之上。林语堂称：“忠实标准译者第一的责任。”周恩来总理明确指出，外交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处理国家之间的关系。外交语言是国家对外政策的体现，是一国政府对别国政府或国际社会的庄重承诺，涉及国家的安全、利益、尊严、形象，涉及国家间的关系。因此，外交翻译的首要任务是准确、正确地传达党和国家领导人、外交部官员及有关人员的原话、愿意。与此同时，尽量兼顾“达”、“雅”，使译文通顺、明白、仇美。做到译出的中文符合中文习惯，像中文。译出的外文符合外文习惯，像外文。如果不能兼顾两方面，译文歪曲了原意，文字再优美，句子再通顺，也没有用。另一方面，文字晦涩，句子不通，译文难懂，也达不到传达愿意的目的。“信”与“达、雅”是一对既对立又统一的矛盾，是一个统一体的两个方面，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我们应力求做到两者兼顾，使译文尽量符合“信、达、雅”三条标准。 在实际翻译工作中，由于译员的思想水平、翻译指导思想及中、外文水平等多方面因素，会出现两种错误倾向。第一种倾向是忽视忠实愿意而片面追求译文优美。一位外交部副部长接见外宾时，一位翻译译出的中文通顺、优美，还不时使用一些四字成语。不懂外文的同志觉得这位译员翻得不错。但这位副部长英文很好，及时提醒译员：“他（指外宾）还是这样说的吧？”译员在翻译时一定要老老实实，照原话翻译，不添枝加叶，更不能胡编乱造。不能为求译文优美而脱离原意，更不能有自我表现等个人考虑。第二种倾向是直译、死译。这往往发生在外文尚未过关或翻译资历不深、经验不多的译员身上，发生在汉语译成外语上。他们翻译时逐字“对号入座”，结果是，翻译出的外文有时是中式外文，翻译出的中文有时是欧化中文。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后，对外活动、对外交往迅速增加，会讲外文的人也迅速增加。但另一方面，中式外文，或欧式中文的现象还是比较普遍的。如某地一家招待所的值班室的英文招牌是：Keep Watching Room（不断监视房间）。不少外国人对中国了解甚少，又受西方歪曲宣传的影响，本来就对中国有疑虑，总以为中国没有自由，看到这么一块牌子肯定会对中国的误解和疑虑更深了。外国人有将公共场所的门房称为porters room 或concierge，这里似可借用。最不能允许的是，有人不懂外文，却随便乱译。某单位一位局长的名片的英译文，将局长的头衔译为Game Long。Game 意为游戏、网球等比赛的一局等。Long 指长短的长。这种译文实在让人啼笑皆非。可以推测翻译这张名片的同志根本不懂英文，也不懂翻译。他把两个字拆开后别查字典，把与“局”、“长”对应的英文词堆放在一起，就自认为译好了。 这是一种极不负责任的态度，根本算不上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