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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乡村的博士后:在乡村,知识为何是无力的?澎湃新闻前天发表了蒋好书博士的文章,针对上海大学王磊光博士返乡笔记中“知识的无力感”,这位身体力行、实践乡村公益的女博士指出,知识在乡村并非无力,知识人可以对乡村做许多事情。文章发表后,在对行动者的赞赏之余,我们也收到不少其他角度的文章。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博士后常培杰就给我们写来了他的感受,他用自白加评述的方式,真挚道出了自己的处境及无力感的来由,算是其中有代表性的声音。到底知识面对乡村,真的无力吗?知识人能对乡村做什么?我们把这封信转给了蒋好书博士,她也认为,有必要借此机会,具体阐明自己是如何在乡村做公益的。在乡村真正有需求的前提下,知识人有不少事情可以做。于是也撰写了回应。我们觉得,诸多课题,都包含着两方面:一方面,宏观层面、上层建筑的问题,需逐步观察,做政策建议;另一方面,“毋以善小而不为”,实践推动,利人利己。这两方面,或许并不矛盾,都是知识人可以用力的方向。我们将这两篇文章同时呈现于此,希望可以带来更多思考。大凉山金新小学放学后,孩子们在操场上翻阅从爱心图书馆里借出来的书籍。这是山村小学少有的娱乐方式。 张新燕 澎湃资料我在回乡偶记:双重视域下的乡村生活中,简要谈了下乡村对知识的态度,但只是从读书和教育的角度展开,没有直接回应知识人在乡村的无力感问题。这两天陆续看了一些文章,尤其是蒋好书博士的如果真爱家乡,知识不会无力,深有感触。我也觉得,对乡村问题,不应单纯采取静观态度,而是要积极介入。但在如何介入上,却时常陷入困惑。每次回家前,我都会有自己的设想,但一旦回到村里,面对一些复杂的情势,我又会望而却步。而且,我家是做生意的,全县四处跑,会更多接触到县乡各色人等,听到各种事情,看到更多问题。由此,就目前而言,我很喜爱自己的读书生活和工作。但每当家里有事,我都会更为深刻地体会到一种无力感。我们经常说到,知识就是力量(power),这话也可以翻译为知识就是权力。知识与权力(力量)的关系,素来都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命题和现实问题。那么,知识为什么会是无力的?(或者说,在乡村,知识人为何会有一种强烈的身份焦虑感?)根本上说,是因为知识没有转化为世俗的财富和有效的权力。这种情况不仅适用于乡村,也适用于城市。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市场经济起飞时,知识界就开始焦虑资本逻辑对人文思想的冲击、知识人的边缘化。某种意义上,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人文精神大讨论”,就是在回应这一问题。计划经济时代,虽然自由选择的空间很小,但当时大学生是相对稀缺的人才,读书大多能获得相对体面的工作,收入、地位都有保障。市场化提供了更多自由,却也使人文知识分子走下神坛,更为世俗化。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富裕起来,评价个人成就的标准开始更多地偏向金钱财富,知识人的身份优越感也急剧下滑,这也是知识界世俗化的过程。尤其在农村,以世俗眼光看(尤其是农村),读书为了什么?无非为了出人头地:要么能挣钱,高工资;要么能做官,有权力。这样就能光耀门楣,泽及乡里,其家人也被乡邻高看一等。比如,我家那边,前些年,有人在外做官,发展不错,县乡干部就心领神会地把公路修到他的村子,却不从便利和长远发展角度考虑,再把公路延伸到其他村庄。这在村里人看来,无疑是巨大的荣耀。若是读书能换来一个不错的工作,获得高工资,锦衣豪车返乡也是可以的。这个时代,是按照资本逻辑运转的。我爸有次发感慨,我觉得很受启发。他说,世道反了,以前是损有余而补不足,政府扶贫济困;现在是损不足以奉有余,补贴奖励富裕的人。有人发了财,政府还会找上门来给你送钱,发奖励。穷人却没人管。这就是当代社会资本逻辑的表现。我在回乡偶记里谈到,穷读书人回乡压力很大。除学生外,“穷读书人”主要指做科研和学问的人,而且主要是文科青年学子。我们知道,现在高校的青年教师压力很大。高校文科教师,即便是在名校工作,刚入职月薪大多也就六七千块钱,去掉租房和各种应酬花销,基本所剩无几。若依靠做课题,就需要经过繁琐的申报,而且,现在课题经费管控极其严格,基本无法转化为有效收入。买房、婚姻、养老、养孩子等,又迫在眉睫。这样一来,若读书人是从农村出来的,现实无疑是无法及时反哺家里。而且,高校教师无权无势,博士毕业所做的也多是高精尖的东西,很多人的专业和知识储备,确实不是蒋博士所说的“农村亟需的管理学、经济学以及法学知识等 ”。这些东西,很多博士也了解不多,需要补课。至于说,证明给老乡看你有很好的政策判断能力、文化水平、大视野和修养,这无论对学子自己,还是对乡邻而言,都毫无意义,因为不用你证明,他们就已经知道。弄不好,别人说你“大”,亦即倨傲,显摆,瞧不起人。他们需要的,是解决具体问题的权力、手段和资金,是能切实改善自家物质生活水平的能力和财富,而不是空谈和花拳绣腿。举个去年我遇到的例子。我一个五十多岁同村不同族的长辈,在北京务工,摔断了腰,虽然恢复得不错,但劳动能力受到影响,不能干重活,经工伤鉴定属于重伤,包工头起初支付了医药费,待他出院后,就让他回家,后续补偿钱款会给,但得等。因为信任,也因为没有别的办法,他就回去了。但这一等就是半年多,这个包工头各种推脱。这位长辈找到我,问我能否帮忙。当时,我博士还没毕业。我说,我做的工作不接触公检法的人,只能帮你问问这个包工头啥意思。我打电话过去,刚报了身份,包工头就说,我管你是老几,把电话挂了。弄得我也是没脾气。只能和这位长辈说,通过法律途径,找劳动仲裁部门,实在不行就起诉。但我心里明白,他能讨来钱的可能性有,但很难。而我也有自己的学业和论文缠身,也就没再过问此事。假设我在公务员系统内,尤其是公检法系统内,我就可以凭借自己积累的人脉关系,以及对相关政策法规的了解,给他具体的帮助。但隔行如隔山,我一个研究文学理论和哲学美学的务虚人员,平时关注和思考的,就是些在家里人看来不着边际的问题。我能给他的建议就是,依法办事。在我家那边,知识人及其家人,素来受到尊重。我爸妈也素来为自己培养、供给出两个博士感到骄傲。我们过年走在街上,乡邻也都是羡慕的眼光,毕竟我们哥俩算是城里人,工作也还体面。但这其中的艰辛,只有我们自己知道。我现在做学术研究,研究哲学和美学问题,待遇不高。但博士并非不能找到高工资工作,无法进入公务员系统。其实,很多同学博士毕业择业时,都放弃了高薪工作和不错的公务员职位,自主选择做学术研究。我个人时常觉得,作为一个农家子,不顾念逐渐年迈还要不断劳作的父母,选择读书做学问,读这么多年书,是一种很自私的行为。但是,若真要放弃学术研究,进入别的行当,生活虽然会改善,自己内心却不乐意,因为确实放不下学术。知识和思考给人带来的乐趣和内心的满足,是物质生活无法替代的。而且从长远看,从事学术研究,职称问题解决后,收入也还凑合,个人自由空间和时间也多。这也是我很多青年教师朋友的想法。对博士群体来说,用知识换来权力和金钱其实不难,关键是,他们很多人不愿这么做。在世俗看来,就是读书读傻了。但一个国家和社会,不可能所有人都去做实业,去挣钱,也需要有人来为社会把脉,教书育人。知识人面对乡村时产生的无力感,很多时候是因为知识是规范的,但现实却是不规范的、按照潜规则运行的。知识人坚持的那一套东西,在现实面前往往行不通。如果不和县乡一级政府人员打交道,你就不会明白中国当代基层政治生态到底是什么样子,也不会明白它的运作逻辑。碍于现实原因,我就举个不那么具体的例子,来讲基层百姓和管理人员如何按照潜规则办事的。这个例子有不少现实个案做支撑,这种行事逻辑也不止存在于县乡。比如,你家办了一个企业或开了一个商铺,某部门找上门,查出你家某处不合规、不合法的地方,开口就要5万元罚款罚款虽然有依据,但有些规定是模糊的,变动空间很大。有关部门的执法过程甚至存在诸多瑕疵,但你家也确存在这些不合规范甚至不合法的地方,只是你以前不知法律这么规定,而且就基层的企业和商户而言,若完全按照规范的法律逻辑操作,申请行政复议,打官司,死扛,结果往往是,罚款你得交,还和相关部门结下梁子。在基层,无论哪家企业商店,有关部门只要严格按照法律法规要求查,都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若真的罚起款来,基本要倾家荡产。那么,遇到这种情况,人们会怎么办呢?托关系、找门路、送礼了事。通常送礼加缴纳罚款加最后请客吃饭的花销,相对五万的罚款,一般可以在一万元左右。而且,这么做之后,还能和政府部门相关人员建立关系,以后有事就好办了。为何这么做能解决问题?这是因为,政府人员罚款要开票,需要上交国库。但收的礼都进了个人腰包。可罚可不罚,领导一句话的事,权力寻租空间很大,何必得罪人和自己的腰包呢?中国的事就这么复杂,也这么简单。有朋友说,你可以把问题发博客、微博、朋友圈,引起社会关注。首先,且不说我人微言轻,发个微博就像扔一个小石头到大海,激不起什么浪花,就算引起了关注,也不代表有人去解决。即便暂时得到解决,可能有人受到撤职或行政处罚,但也可能只是口头教育、行政过程终止,人还是那些人,不排除他们继续找你的麻烦。而且,很多人与地方势力盘根错节,十分麻烦。所谓强龙不压地头蛇,就是这个道理。况且,我们大多数人都是安分守己的普通人,没什么背景、人脉。再举个不那么具体的例子,前几年,我曾干预过我们那的一个教育问题,此事关系到很多孩子特别是农村孩子的出路。这事,与我本人以及家人没有任何直接利益关系,我就是看不惯有关部门为自己的政绩那么做。在反复向有关部门打电话投诉,遭到他们踢皮球后,我就通过博客发帖来说这事,在老师和朋友的推转下,县里有人看到了,然后就有人来博客留言搅混水。后来,有人竟通过博客名,知道了我是谁,通过乡一级领导直接找我爸,要求我删帖。我马上照办了。不过,问题最后还是解决了,一些人受到了处分,但解决问题的途径,却是有人通过关系,把问题直接反映到某上级主管领导那里,通过行政命令进行的。地方政府现在怕有人在网上发负面帖子,他们发现此类帖子后的第一反应,不是解决问题,而是删帖和查找发帖人。这是本末倒置的做法。在这里,不是说不应依法按程序办事,而是讲,在基层按程序办事的困难,以及政治生态恶化的原因。设若我在某核心部门工作,极端点,在中央某部门吧,回到家乡会如何呢?基层领导虽然可能不会主动打探你回乡的消息,但你只要透露点风声,饭局邀请之类不会少。你去不去是你的事。鉴于目前的反腐工作,我想,大概没人敢去。从古至今,中国的基层政治就是这么运转的。不在根底上做调整,解决不了。历朝历代,以及现代和当代政治,各种反腐措施和要求,要破解的其实就是这个迷局,但似乎到目前仍是无解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若没有一个健康的基层政治生态,行政人员权力的自由行使空间和寻租空间仍然很大,一些改革(如土地自由流转)导致的问题,不会比现在少。在农村,情与法的关系仍然难分难解。比如,你根据自己的分析,村里有村干部贪污受贿,或某件事明显不合情理,但他又是你的近亲,这时你是会否会挺身而出,大义灭亲呢?我想,很多人都会选择沉默。为何呢?因为,一旦你管了,你就得罪了家族内的人,受到孤立和排挤。这种逻辑不仅适用于农村。当然,若是此人作恶多端,犯了众怒,你管了,也会受到村里人的尊重和拥戴。要看事情的严重程度和性质。但问题的难点,往往出在可管可不管的灰色地带,这会直接影响你对村里和更大范围的农村问题的理解和态度。我要说的,不是村里人不知法、不守法,他们遇事诉诸法律的意愿并不低,只是在有些问题上,他们的态度也是微妙的,因为有利益在。基层的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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