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典赤瞻思丁携子共战三载除却滇池灾祸赛典赤瞻思丁（公司12111279年），赛典赤出生于西域布哈拉（今属中亚乌兹别克斯坦），一名乌马儿，回族人，元代初期优秀的政治家。他一生的政治活动，对元初社会生产的发展起过一定作用。尤其是在担任云南平章政事（官名，为一省最高行政长官）的6年间，对云南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建设都作出了重大贡献。滇池北、东、南三面地势平坦，土地肥沃，雨量丰沛，历史上就是重要的农牧业经济区域。但滇池地区的水灾历来也很严重。唐初的括地志说道，滇池水源广深，往下逐渐变得浅狭，好似倒流，所以叫滇（颠）池。可见滇池很早就有湮不畅的问题。四周群山之水汇聚池中，唯一的排水口海口又淤积严重，夏秋多雨季节常常淹没滨池农田，甚至造成上游盘龙江水遭受顶托无法下泄，漫过昆明城墙的灾害。元代以前的三百多年中，统治云南的南诏和段氏大理国曾“役民夫”修建了春登和云津二堤，以“捍御蓄池，灌溉滋益”，并设置专门机构管理滇池水利。然而在大理国后期，对东南各地基本上失去控制力，鄯阐城的重要性降低，滇池水利无人问津，连年成灾。赛典赤经过周密的调查规划，决定对滇池进行大规模整治。他把整个工程分为两部分进行。一是对海口河的疏浚。赛典赤把久居云南、熟悉情况的大理等处巡行劝农使（官名，掌巡查荒田，劝农垦种等事务）张立道调来昆明，和他的第三子忽辛一起，率领二千多民夫，疏浚长二十余里“下途壅底”的河道，挖开河中的鸡心、螺壳等数处险滩，使滇池水泄量大增，湖面下降，涸出良田一万多顷。二是整治盘龙江等河道。盘龙江流经山区，在松华山谷进入昆明坝子。上游江水湍急，挟带大量沙石，进入坝子后，流速减缓，沙石便沉降下来，使河道宣泄不畅，堤防毁坏，河失主槽。赛典赤亲自组织民夫首先疏浚河床并加固堤岸，然后修渠将昆明东北“邵甸九十九泉”的水引入盘龙江。这样一来，原来因为泉水没有去路而淹没的土地可以恢复，引水沿途还可用以灌溉。接着，又在松华山谷新建了松华坝（或作松花坝），一方面抬高盘龙江水位，分水入金汁河灌溉农田，另一方面在汛期又减少了盘龙江泄量，提高防洪效益。同时，对金汁河进行了扩建，并配造小闸10座，涵洞360个，以利“轮序放水，自上润下”。施工中，还“额立三百六十匹报马，三百六十名看水余丁”，进行工程管理.。规定：工程设施“尚遇崩倒水浸，即时飞报上司，挑补修竣，不容怠缓”。这是云南水利工程管理的首见记载。为了减轻上游的洪患威胁，他还在“六河”上组织开挖了12道分水支河，72条地下暗沟等辅助设施，用以分泄洪水。治理工程历时3年，于至元十五年（公元1278年）全部完成，滇池水利面貌焕然一新，农业生产和昆明等城镇也随之发展和繁荣起来。自那时起，昆明就一直是边陲云南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元朝)王景治理黄河 千载无患东汉人王景，主持过一次封建时代最大规模的治黄活动，使桀骜不驯的黄河安流800年。历史上对王景治河充满了赞扬之辞：“王景治河，千载无患”。王景（约公元25约85年），字仲通，琅琊不其（今山东即墨县西南）人。自幼“广窥众书”，学识渊博，掌握多种技艺，尤其热心于水利工程建设。有一年，浚仪（今河南开封）附近的浚仪渠（汴渠的一段）被黄河水冲毁，影响人们的生活安定和农业生产，朝廷下诏修复。根据司空（官名）的推荐，朝廷即派王景帮助王吴共修浚仪渠，王景建议王吴采用“堰流法”，很快修好了浚仪渠，受到百姓的赞扬。“堰流法”是王景的一大创造。所谓“堰流法”就是在堤岸一侧设置侧向溢流堰，专门用来分泄洪水。这次治渠成功，使王景以“能理水”而闻名。当时，荥阳以下黄河还有许多支流，如濮水、济水、汴水和蒗汤河等。王景将这些支流互相沟通，在黄河引水口与各支流相通处，同样设立水门，这样洪水来了，支流就起分流、分沙作用，以削减洪峰。分洪后，黄河主流虽然减少了挟沙能力，但支流却分走了大量泥沙，从总体上看，还是减缓了河床的淤积速度。这是促使黄河长期安流的另一重要措施。“凿山阜，破砥绩，直截沟涧，防遏冲要，疏决壅积”，清除上游段中的险滩暗礁，堵塞汴渠附近被黄河洪水冲成的纵横沟涧，加强堤防险工段的防护和疏浚淤积不畅的渠段等，从而使渠水畅通，漕运便利。王景主持的“筑堤，理渠”及其相应的工程设施，工程量是浩大的。黄河千余里，汴渠七八百里，合计约2000里的筑堤、疏浚工程，投资“百亿”钱。而施工期于次年4月结束，总共一年时间。数十年的黄水灾害得到平息，定陶（今山东定陶北）以北大面积土地涸出耕种，农业生产开始恢复起来。在当时生产力十分低下的情况下，实在是个奇迹。永平十三年（公元70年）夏天，明帝刘庄决定亲自乘船沿河巡视，并叫王景陪同前往。明帝看着两岸整齐坚固的堤防，水上往来如梭的舟楫，对王景等人的功绩赞不绝口，随后给王景属下治河官吏每人加官一级，特别给王景连升三级，封为侍御史。王景治河的成效是卓见的。从东汉末年王景这次治河到唐代末年的800年中，黄河决溢仅有40个年份，且都不大，主流一直处于稳定状态。后来，河患又逐渐多了起来，直至宋仁宗庆历八年（公元1048年）发生第三次大改道。因此，王景治河的办法和经验为历代治河者所推崇和效法。（东汉）范仲淹宦海浮沉 疆场驰骋治理太湖 十年不断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是北宋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范仲淹的千古名言，也是他一生忧国忧民、曲折经历的真实写照。范仲淹（公元989-1052年），字希文，苏州吴县（今江苏苏州市）人。出生在一个贫苦农家。他的文治武功虽然突出体现在变改朝政、捍御边隅方面，但他在兴修水利、治理水旱灾害方面也作出了不朽的业绩。在苏北，他主持修建了被后世称为“范公堤”的海堰；在苏南，他又主持疏浚了太湖地区的港浦，并对太湖的治理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天圣元年（公元1023年），范仲淹出任泰州西溪（今东台县西）盐官。他目睹“风潮泛滥，淹没田产，毁坏亭灶”的情景，心如火焚，提出了修建捍海堰的建议，得到转运副使张纶的支持。但当时正值勤北宋王朝在对辽和西夏战争屡遭失败。困难迭起之际，因而范仲淹的建议遭到一些官吏的反对。他们说，堰虽可挡潮，也会造成内涝。张纶争辩说，海潮之患十分占九，而内涝之患十分占一，“获多亡少，岂不可耶！”张纶将范仲淹的建议上奏朝廷，在奏疏中还附了一束灾区饥民吃的野草，并推荐范仲淹担任兴化令，总负责这一工程。仁宗皇帝终于准奏。二年秋，范仲淹征集通、泰、楚、海四州民夫四万多人，破土动工。不久，“风雪大至，潮汹惊人，夫役散走，旋泞而死者百余人”，工程遇到了挫折。事故发生后，“道路蜚语，谓死者数千”，于是反对者又起：“堰不可成”。朝廷遣中使追究责任，并暂停施工。后又派淮南转运使胡全仪实地查勘，决定是否继续兴工。胡全仪认为修堰之事“必成之”，也竭力支持范仲淹的意见。四年，范仲淹因母丧回籍，行前他仍惦记着海堰工程，特留书张纶，言恢复海堰之利，坚定张纶之志。北宋景佑元年（公元1034年）六月，范仲淹任苏州知州，又开始治理太湖。范仲淹在以后的十多年里，宦海浮沉，驰骋疆场，出将入相，但他治理太湖之心却未曾支怀。他认真研究了江南圩田古制，总结古今治理太湖的经验，结合自己景佑年间的治水实践，提出了“修围、浚河、置闸，三者如鼎足，缺一不可”的治水主张。他建议：“每岁秋，要敕下转运司，令辖下州军吏民各言农桑利害，或合开河渠，或筑堤堰陂塘之类”，于每年二月间兴役，半月罢工，并将其水利功绩上报。范仲淹总结古今治理圩区的经验，提出的“修围、疏浚、置闸”的治水实践又前进了一大步。解决了蓄水与泄水、挡潮与排涝的矛盾，不失为治理太湖的一种好方法。（北宋）乾隆帝去除水患 预防为要乾隆帝主张，兴修水利、去除水患，应以预防为要。他说：“自古致治以养民为本，而养民之道，必使兴利除患，水旱无虞，方能使盖藏充裕，缓急可资。”水利对农业关系重大，因此他要求各省督抚在平时就要讲求研讨，做到“潦则有疏导之方，旱则资灌溉之利”，反对靠天吃饭和单纯依赖赈济。乾隆帝继位之初，各地水利设施大多年久失修，“圩岸不无坍颓，泥沙不无淤积”，针对这种情况，他提出“与其岁久溢渠，事难费省，不若逐年疏葺，事易费省”，要求各省督抚讲求水利之法，“各于所属境内相视河流浅阻，每岁农隙，募夫挑挖，定为章程，逐年举行。”把水利作为一项长期的和经常性的任务。乾隆帝很重视调查研究。多次派大学士鄂尔泰、讷亲到全国各重要水利施工现场调查水道原委，为进行大规模的治水活动打好基础。乾隆帝认为，治理黄河“关系国计民生，最为紧要”。在前代已有治河成就的基础上，他动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对毛城铺引河、淮扬运河和淮河入江水道进行了疏浚，对清口进行了整治。乾隆帝一生多次出游，虽然有游山玩水的目的，但沿途凡有重要水利设施，莫不亲临工地，与大臣共同探求治理办法，表示对水利事业的关注。江南、甘肃、云贵、安徽、河南等地的地方官员都纷纷遵照乾隆帝的旨意，从当地实际出发，疏河道貌岸然，加固堤防，修建坡塘沟渠、圩埂土坝等大量水利工程。乾隆八年（1743年）直隶地区发生严重旱灾。为了缓和旱情，乾隆帝还命令直隶总督高斌督促民间打井灌溉。至乾隆九年（1744年阴历2月，保定府属已开成土井2200余口，当时正值农忙季节，“亟需浇灌，民间俱各踊跃从事”。天津、河间两府也都“以次办理”。顺天府霸州也打井2000余口。山西道御史胡潮生上奏，主张大修幾辅水利。他对河间、天津两府的地表水资源进行了调查统计，认为在直隶地区这两府河流最多，建议国家拨出专款，派遣大臣到幾辅各地办理。乾隆帝对这一奏折予以高度重视，说道：“幾辅水利乃地方第一要务，必简用得人，始能有益无弊。”他命对该地区情况比较熟悉的吏部尚书刘于义会同直隶总督高斌一起督率办理。他还比较注意培养和选拨水利人才。清代选官基本是通过科举，使得工程技术人员奇缺，“通晓河务之大员，甚为难得”。乾隆帝听说河南布政使朱定元曾担任河南河厅员和浙江海防兵备道，对河防有一定研究，就传谕给朱定元，要他仍然“将疏浚保护之法，加意讲求，以备将来之任使。”浙江按察使完颜伟担任海防道员，熟悉浙江海塘事务，主持兴建尖山海塘有功，于是乾隆帝将其提升为江南河道总督。他还规定，担任过河官或者熟悉治水业务的地方官员，可以在履历中注明，优先提拔使用。这种办法鼓励有更多的官员重视水利、热心水利、献身水利，促进了水利的发展。白英农民水利家名冠大运河在中国水利史的记载中，京杭运河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而谈运河史，就一定要涉及到一位文字记载很少，但却名气很大的农民水利家白英。白英是明代山东汶上县老人，“老人”相当于乡镇百姓公举的协助地方官进行行政管理长者。一提到白英的名字，人们马上会联想到“汶上老人白英”和戴村坝、南旺分水的故事。白英对山东境内运河两岸的地形和水情非常熟悉，又热心水利，他成功地解决了运河中段水源不足的问题，为大运河全线航行畅通作出了巨大贡献。明清两代京杭运河沟通南北水运，山东段（会通河）的水源工程十分重要。山东自古缺水，唯有汶上地势较高，并汇集了众多的泉水可以利用。东晋就有引汶济泗的记载。元初至元二十六年（1283年）开会通河，于汶河上作罡城坝，分引汶水水量的2/3经光水至济宁入会通河南北分水，使航运成为可能。济宁不是运河最高点，分水不畅。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黄河在原阳决口，会通河淤塞。明成祖先朱棣从南京迁都北京，大运河的南北畅通对国家政治经济就至关重要了。明永乐九年（1411年）为解决北京的漕运问题，工部尚书宋礼奉命率民工165000人，主持重开会通河，修复罡城坝引汶济运。由于会通河水源不足，急需开辟新的水源。在这种情况下，汶上老人白英建议在下游另修戴村坝，引汶水至运河最高点南作为济运的主要水源，在分水口南北建闸控制，以使分流合理。自南旺分水，南到徐州入黄河，北到临清入南运河，沿途接纳一些泉流和小河，使会通河全线用水有了保障。因南旺地势最高，为便于航行，白英建议在南北河道上建闸38座，调节水位，使船只顺利通过。南旺分水口周围分布着马踏、蜀山、南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