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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私人所有权自由与所有权社会化XXXXXX关键词: 所有权的历史性/所有权的绝对性/私人所有权/所有权社会化内容提要: 所有权社会化的立法政策是应时代变化而对私人所有权绝对性所进行的修正 ,但其客体主要限于私人土地,在特定时期还会涉及到私有性质的生产资料。根据客体所负载的社会功能的不同,法律对私人所有权的限制亦表现出明显的差别。所有权社会化并非否定私人所有权,而是在充分尊重私人所有权的前提下使私人所有权的行使与社会公共利益保持一致。一关于所有权问题,马克思曾精辟地指出:“在每个历史时代中,所有权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在完全不同的关系下面发展着。”因此,所有权并非属于逻辑的范畴,而属于历史的范畴。所有权的历史性首先表现为法律造物,即法律对于财产权利的赋予。原始共同体时期,财产权利不是由法律所赋予,而是由共同体成员共同遵守的“习惯”所规范,“因为公社所有者的关系不是由法律调节,而是由当地习俗调节的”。国家产生以后,任何财产权利最终都要表现为法权,即为一种重要的法权表现形式。其次,所有权自产生以来,其观念与制度已经历了漫长而又复杂的历史变迁,每个时代都给所有权打上了深刻的烙印。由于各民族历史、文化及社会结构的差异,各民族的所有权观念和制度的产生和变迁也表现了时空上的“非同步性”。在欧洲法制史上,经历了带有浓厚个人主义色彩的罗马法上的所有权、中世纪政教合一的封建所有权和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个人主义的所有权。应当承认,在所有权发展史上,欧洲始终引领着时代的潮流。西方近代的个人主义所有权,乃是罗马法所有权观念与制度在近代法上的复兴与再现。伴随近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与发展,特别是经历了14世纪16世纪新兴资产阶级以及他们的代表-人文主义者所进行的文艺复兴运动和宗教改革运动的洗礼,新兴资产阶级思想家冲破了宗教神学思想的牢笼,提出了以人为本,以人权代替神权,以国家代替教会,以民主与法制代替封建主义与宗教专制统治的新思想,认为所有权是与生俱来的、上天赋予所有人对财产予以绝对支配的权利。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古罗马法所有权观念与制度遂重新崛起,并一跃而成为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主要法律思潮,即近代法上的“个人主义所有权”观念,表现于民法上即个人主义的所有权制度。1789年的法国人权宣言第17条宣称:“所有权为不可侵犯的神圣权利,非经合法证明确为公共需要并履行正当补偿,不得加以剥夺。”这便是关于个人主义所有权的典范性规定。1804年的法国民法典重申了这一思想,该法典第544条便是这一思想的写照。 4在自由资本主义的欧洲,私人所有权神圣不可侵犯成为各国宪法的一项基本原则,也是宪法的三大使命(保障每个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之一。近代私人所有权的绝对性包括:绝对不可侵性、绝对自由性、绝对优越性三个方面。 5土地作为人类最基本的物质财富和生产资料,始终为所有权制度所调整的核心内容。因此,所谓的绝对不可侵性,系指土地所有权为绝对不可侵夺之权利,亦即该项权利具有排他的、为我独尊的基本属性。它是对长期侵夺私有财产、从而阻碍商品经济发展的封建专制王权的根本否定。所谓绝对自由性,乃所有权人对自己所有之土地可任凭自己意志自由使用、收益和处分。在中世纪欧洲曾长时期存在着较强的制约私人财产权及其行使自由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意识形态。而行使私人所有权的自由,就是要彻底排除封建王权及其官吏对私人财产权利和经济自由的粗暴干涉。至于绝对优越性,指土地所有权透过契约关系而与土地利用权形成对立时,所有权应处于绝对优越之地位。这种土地所有权优越于使用权的情况是针对中世纪欧洲盛行的公地制度而言的。由于土地资源的相对充足和对土地开发的高成本,使得人们满足于在占有权和使用权层次上拥有土地,容易接受封臣封土制下的土地制度。在这种封建土地制度下,公地(CommonField)和敞田制(OpenFieldSystem)在法国、德国、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都是一种共同现象。在当时的人们看来,公地是集体劳动的成果。草地则被看作比一切自然产物更为重要,并被认为是全体人与生俱来的权利对象。法国路易14时代,一位法学家还在说:“只有当地块里正长着庄稼时,它们才处于(耕种者的)照管和保护之下;一旦庄稼被收割,土地则如同过去一样,处于国家的法律和大家-无论富人或穷人都一样-共同的财产权之下。” 6无论什么时候,公地被分割或出售,附着于其上的公地使用权也必须重新准确地分配到每一个村社集体成员名下。所以,无论土地怎么易主,村社成员集体的公地使用权不得被剥夺。布莱克斯通(Blackstone)说:“法律因此将集体使用权附着于土地上,土地的授予不影响佃户所拥有的与土地不可分割的权利。” 7这种土地利用方式显然严重妨碍着土地的商业性开发,为了适应广大城乡日益发展的商品经济,一场排斥个体农户土地使用权的圈地运动终于大规模爆发。所有权之优越地位也正是为农村土地的资本主义利用方式开辟道路的。私人所有权绝对原则,是对制约着生产力发展的封臣封土制度、公地制度、农奴制度的扬弃,是数百年来从身份到契约的权利发展及作为社会经济基础演变的成果的观念化、理论化、法制化,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存在和发展的权利基础和资本主义经济自由的前提。它最典型地体现于私人土地所有权之上。 8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土地所有权从统治和从属的关系下完全解放出来”,“这样,土地所有权就取得了纯粹经济的形式,因为它摆脱了以前一切政治的和社会的装饰物和混杂物,就是摆脱了它一切传统的附属物。” 9绝对私人所有权集中表现在土地私有权上-因为17、18世纪,土地依旧是最主要的财产;但作为一项原则,当然是面对所有形式的财产。因此,私人所有权绝对原则是相对于中世纪私人财产权利残缺的状况而言的。个人主义的私人所有权是得到充分认可的所有权,它不仅是相对于其他个人是有效的,相对于整个世界也是有效的(goodagainsttheworld),因而西方一般又称之为绝对(absolute)所有权。“绝对一词在这里是用来指这种权利不会发生无效,而且也不是相对的。” 10绝对私人所有权是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基础,是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基础。私人所有权的不可侵性更普遍的是在宪法条文中,而自由性和优越性则常表现于民法典中。此种不可侵性、自由性和优越性浑然成为一体的所有权绝对性原则,在昔日对于封建制度的铲除,及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具有不可磨灭的功绩。早期资产阶级民法将所有权绝对列为民法三大基本原则之一,所有权地位至高无上,所有权内容宽泛无边,将所有权视为一种“主权”或“准主权权利”,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是“万能的权利”,是“独有的专断的支配权”,是“实际上不受控制的对财产的使用和处置的支配权”,甚至包含了“滥用一件物品的权利”或“糟蹋物品的权利”,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总之,将一切美好的深切的辞句加诸于所有权在当时都不为过分,然而,这也就给所有权罩上了一层神圣的灵光,所有权成为民法“拱门上的拱顶石”而被人们顶礼膜拜,保护私人所有权(财产权)成为“一个自由政府的基本准则”和法律“赖以存在的基础”及“主要目标”。 11二西方近代学术思潮和立法倾向大致经历了三个主要发展阶段:第一阶段,17、18世纪自然法学主导地位的历史时期,立法方面以个人权利为本位;第二阶段,19世纪历史法学的兴起与分析法学盛极一时,立法以国家意志为依归;第三阶段,19世纪末20世纪初社会法学开始流行,社会本位立法成为时尚。具体而言,17、18世纪,占主导地位的自然法学认为“个人是一切法律制度的出发点,理性是一切法律制度的基础,自由意志是理性的内涵,平等是上帝的安排,享受权利、祈求幸福是人生最终的目的,。” 12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1804年法国民法典,就是自然法学的立法典范,其他继受法国民法典的国家也都是个人本位的立法。19世纪随着历史法学派、分析法学派兴起,自然法学的统治地位开始动摇。历史法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萨维尼(Savigny)认为,“法律决不是可以由立法者任意地、故意地制定的东西。它深深根植于一个民族的历史之中,而且其真正的源泉乃是普遍的信念、习惯和民族的共同意识。就像民族的语言、建筑及风俗一样,法律首先是由民族特性、民族精神决定的。” 13萨维尼的学说很大程度上延缓了德国民法典的制定和颁布。分析法学派创始人奥斯丁(Austin)将宇宙的法则分为自然法则和非自然法则,他认为,真正的法不是什么自然法,而是由人制定的实在法。同时该学派认为,法律规则或法律规范是中性的,与道德等价值观念无必然的和内在的联系,法应该是一种纯技术和工具性的东西。 14分析法学派与历史法学派在立法主张方面恰恰相反,分析法学从理论上极力论证只有国家权力是唯一的立法者。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社会法学派开始取代分析法学派的主导地位,该学派的兴起甚至被认为是20世纪法学领域最突出的成就。该学派主张的法律观是“活的法”,注重法律的社会过程、社会效果,认为法律不仅在于保障个人的自由和权利,而且重要在于保障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和谐,保障个人利益的总和即社会总体利益, 15主张采取社会本位的立法政策。但是这也体现出社会学法学经验主义和非理性化的一面。社会法学思潮对民法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主要表现是对私人所有权的绝对性进行限制。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由于坚持实行所有权绝对原则,赋予所有权以绝对效力,结果造成社会财富日益集中于少数人手中,贫富悬殊、劳资对立、财富浪费等社会问题纷至沓来,并有愈演愈烈之势。在这种背景下,唯有对个人主义的所有权制度进行检讨和修正,方能缓解上述社会问题日趋剧烈之程度。于是社会主义的或团体主义的所有权思想应运而生。他们主张,个人行使所有权时,必须合乎国家和社会的公共利益,即所有权必须为增进人类的共同需要和幸福而存在。首倡社会所有权思想的是德国著名的学者耶林(Jhering),他在法律的目的一书中指出,所有权行使之目的,不独应为个人的利益,同时也应为社会的利益,因此现今应以“社会的所有权”制度取代“个人的所有权”制度。其后,学者基尔克(Gierke)继承耶林的思想,主张以日尔曼法之传统精神为立法基石,更加力倡社会所有权思想。他在德意志私法论(第2卷)一书中指出,所有权绝不是一种与外界对立的丝毫不受限制的绝对性的权利,相反,所有权人应“依法律程序”并“顾及各个财产的性质与目的行使其权利”。 16由于受到“社会所有权”思想的影响,德国民法典所奉行的个人主义所有权制度开始被修正。1919年的德国魏玛宪法第153条规定:“所有权负有义务,其行使应同时有益于公共利益。”1949年德国制定的基本法(宪法),其中第14条第2项规定:“所有权伴有义务,其行使应同时兼顾公共福利。”这一规定显然是魏玛宪法第153条之规定的重新确认。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的一项判决也将这一规定具体化:“根据基本法第14条第2项确定土地所有人的法律地位时,民法和公法起着同等作用。” 17但这项原则非常清楚地说明,由民法典规定的私人土地所有权仍然是一项神圣的权利,公法对私人土地所有权的限制并非否定土地所有权的私人性。“在立法者看来,公法中对土地的建筑性或其营业用途的限制,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只是具有拾遗补缺的性质,这些限制不会影响到所有权制度的核心,即所有物属于所有权人的排他的意志领域和支配范围。” 18在法国,自19世纪下半叶起,一种敌视私人所有权(尤其是对设定于土地、房屋、生产设备上的私人所有权)的思想倾向开始显露。为了更好地保障一切人的需要(这种需要依赖于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及资本和劳动力的集中),为了反对资本家对无产者的剥削,人们开始鼓动消灭旧有生产方式的私人所有权以及倡导建构集体有权。所谓集体所有权,是与近现代个人所有权相邻而又相区别的社会化所有权。法国学者指出,这种所有权的社会化如同法律的社会化或私法之某种公法化,它与所有权的个人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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