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大教授蔡天新看文科生学数学问题浙江大学数学系教授蔡天新看来，很多基础的数学定理，本身并不难，对学生来说，学会之后是可以受益终身的，但我们的教学模式，却非要将这些定理进行各种变化，然后出题来考学生，让数学变得复杂了，让很多学生倒了胃口。他建议像新闻、哲学、历史这类的人文科学，可以学学数学的历史演变，发展规律这样的通识课，要求会做太过艰深的数学题目，则完全没有必要。天津大学高等数学讲师谷伟哲也认为，更值得讨论的应是“怎么教文科生学数学”。数学课程的教学内容应针对文科学生的特点进行调整，以提高学生学习数学的积极性，并且还可尝试实施个性化的培养方案。不少招聘企业所看重的，同时又是许多文科生所缺乏的，如演绎推理、逻辑分析等“软实力”可以在学习过程中得到很好的培养与发展。南开大学数学科学学院教授顾沛指出，人文专业的学生走上工作岗位，要面临处理公务、制订计划、研究方案、组织实施的任务，这需要思维的清晰性、条理性和全面性、辩证性。而且现在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有多方面的交叉，文科学生在工作中不可避免地会接触各种科学分支，需要多种思维方式的结合，所以在教学中培养文科学生形象思维、逻辑思维、辩证思维的相辅相成是很重要。整个数学学科的形成和发展都是形象思维、逻辑思维、辩证思维相辅相成的过程和结果。各高校的做法不一，有的一刀切，有的因专业而异。据华中科大人文学院院长何锡章回忆，早在上世纪80年代开设文科专业时，就设置了数学这门课。当时考虑到工科院校开设文科专业，强调文理交叉，文科生学数学，有利于提升综合素质。放眼全国高校，是否真如小朱所说，“其他大学的新闻专业是不学数学的”？经过查询专业培养方案、课表和电话咨询等方式，记者了解到了部分北京高校文科专业开设数学课的情况。发现各高校的做法不一，有的一刀切，有的因专业而异。其中，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新闻与传播学院不要求必修数学，北京大学的全校必修课程中也没有高等数学。首都师范大学、北京林业大学、北京工商大学等高校的法学、新闻学、外语等专业均不用学数学。首都经贸大学等高校的部分文科专业要学数学。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的工作人员则对记者表示，该校新闻专业的学生必修高等数学，但只需要上一个学期。学校的其他文科专业也都要学数学，但依据专业不同，所要求修的学分数也不同，最少的要修4学分。在浙江，浙江传媒学院、浙江理工大学、中国计量学院等高校的新闻、中文、外语等文科专业已不开设数学课程。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浙江大学城市学院等学校则规定，文科专业开设高必修的高等数学课程，但难度比理科生所学的容易。在上海，上海交通大学提倡通识教育，要求文科生修读包括微积分课程在内的“文科数学”。华东师范大学也要求文科生修高等数学。不过，在复旦大学，数学不是文科生的必修课，在复旦新闻学院内，广告学专业的学生必须学数学，而院内其他专业学生不用学。在武汉，武汉大学、华中师大等文科专业开设数学课。在南京，南京理工大学、南京工业大学、河海大学等要求文科专业全部学习高等数学，南京师范大学则将文科专业区别对待，有的学，有的不学。南京大学则不强求文史哲专业的学生学数学。在天津，天津理工大学、天津大学的大部分文科专业都要学高数。天津师范大学的一些文科专业相继取消了数学课。学生拥有很大的自主性和自由度，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课程、教师。了解完国内大学的情况，其他国家的大学又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呢？在美国大学的课程设置中，必修课只占很小的比重，选修课比例高达60%。因此，学生拥有很大的自主性和自由度，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课程、教师，而不是被要求学习自己并不感兴趣，而且在未来的职业发展中并不需要的技能。对于美国各大学的新闻学院来说，数学绝不会属于必修的核心科目。有兴趣或者有需求的学生，比如有意以后当财经、科技记者的，就可以去自愿选修数学相关课程。事实上，不仅大学如此，美国、加拿大的高中就实行学分制，加拿大高中的选修课学分占总学分要求的65%，像数学，只有数学10是必修课，对数学不感兴趣或数学较差者，只需学数学10即可，而有兴趣者，则可选修数学11、数学12。从而把学习的自主权还给学生。作为高等教育发达国家，日本拥有超过700所大学，为了争夺生源，近年来一些大学特别是私立院校更是简化大学升学考试科目，如在自己设置的考试科目中删除了“数学”一项，这直接导致一些打算报考日本私立大学的高中生，在高中阶段疏于数学学习。特别是一些文科类考生，其数学能力低下程度更是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国际经济开发组织（OECD）每年都会对国际学生学习程度进行相关调查。在有关“数学素养”一项调查中，日本学生表现愈来愈令人失望。该组织提供的数据显示，2019年度，日本学生的数学素养位列国际第一，但到了2019年下降到第6位，2019年更是落到了第10位。鉴于此，日本各大学近两年来纷纷做出决定，对学生特别是一些文科院系的学生加大数学教育力度，一些大学已将数学转为“必修课程”，使数学学习真正义务化。教育者把一种模式强加给所有受教育者，得到的结果极有可能是扼杀受教育者的个性、兴趣。其实,任何一门学科都离不开死记硬背,关键是记忆有技巧,“死记”之后会“活用”。不记住那些基础知识,怎么会向高层次进军?尤其是语文学科涉猎的范围很广,要真正提高学生的写作水平,单靠分析文章的写作技巧是远远不够的,必须从基础知识抓起,每天挤一点时间让学生“死记”名篇佳句、名言警句,以及丰富的词语、新颖的材料等。这样,就会在有限的时间、空间里给学生的脑海里注入无限的内容。日积月累,积少成多,从而收到水滴石穿,绳锯木断的功效。唐宋或更早之前，针对“经学”“律学”“算学”和“书学”各科目，其相应传授者称为“博士”，这与当今“博士”含义已经相去甚远。而对那些特别讲授“武事”或讲解“经籍”者，又称“讲师”。“教授”和“助教”均原为学官称谓。前者始于宋，乃“宗学”“律学”“医学”“武学”等科目的讲授者；而后者则于西晋武帝时代即已设立了，主要协助国子、博士培养生徒。“助教”在古代不仅要作入流的学问，其教书育人的职责也十分明晰。唐代国子学、太学等所设之“助教”一席，也是当朝打眼的学官。至明清两代，只设国子监（国子学）一科的“助教”，其身价不谓显赫，也称得上朝廷要员。至此，无论是“博士”“讲师”，还是“教授”“助教”，其今日教师应具有的基本概念都具有了。“对于学生的学习，不能一刀切。文科生学不学数学这个问题，就出在一刀切上。”在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看来，我国大学现在普遍存在一个问题是，必修课程所占比重太高、选修课程比重太低，学生难以根据自己的个性、能力、兴趣，选择适合自己的课程。有的学生中学数学就不好，上大学选择了一个文科专业，认为自己不再受数学的折磨，结果大学还把其作为必修课，其花了很大功夫，却很难通过。试想，如果吴晗、钱钟书先生当年在大学求学，也要求学高等数学，高中数学只得几分的他们，恐怕很难拿到毕业证书。熊丙奇认为，如果大学降低必修课比重，尤其是公共必修课比重，增加学生选修课空间，那么，这一问题就不存在。我国的大中学校教育，很少关注受教育者自身的需求和他们学习的自主性，学校、老师总是设想把学生培养为自己想象中的人才，觉得这有必要学，那有必要学，结果就是必修课塞满了学生的课表。虽然学生们多学一些课程是好的，但他们的时间有限、精力有限、个性和能力都不相同。教育者把一种模式强加给所有受教育者，得到的结果极有可能是扼杀受教育者的个性、兴趣，我国所有学校的千校一面，学生缺乏独立性、没有自信心和创新活力，都与这种教育模式有关。家庭是幼儿语言活动的重要环境，为了与家长配合做好幼儿阅读训练工作，孩子一入园就召开家长会，给家长提出早期抓好幼儿阅读的要求。我把幼儿在园里的阅读活动及阅读情况及时传递给家长，要求孩子回家向家长朗诵儿歌，表演故事。我和家长共同配合，一道训练，幼儿的阅读能力提高很快。同时，熊丙奇指出，现在大学生中出现了一种趋势：“有些学生不爱学基础课程，认为学此类课程没有用。这种学生是要出问题的。学习过程中，对基础学科的掌握很重要，理转文容易而文转理难，就是因为对基础学科的掌握程度不同。”他还说，除了专业技能外，学生的学习能力、思维能力、观察能力、沟通能力、表达能力和心理素质，是他以后能否在事业上取得成就的基础，而这些能力，大多是在基础学科的学习中获得的。（第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