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蓑烟雨任平生自序这个集子所收的大多是与个人经历有关的散文与随笔，或者说是多少带有点自传性质的文章。写自传对于我们那一代中国人是不陌生的，我们生活在垂直的组织化的社会，你那点事总得让组织知道呀，因此我们年轻的时候是不怎么讲求“个人隐私”的，连少奇同志都说“自己事不论大小无不可向组织言”。“文革”中没少批他这个观点，当然不是批“向组织言”，而是批他做不到，说一套，做一套。可见“无事不可向组织言”还是正确的。把自己的事告诉组织，光嘴说还不行，最好还是写，这就近于自传了。1950年代初，我上初中，正逢“忠诚老实运动”，只要是在国家单位工作的，人人要写自传，而且要货真价实，不许吞吞吐吐。那时，连作文题都是“我的自传”，一个十三四岁孩子有什么可写的？但还得搜索枯肠，拼凑词句，装作大人的样子，发表对人生的感悟，真是有点“为赋新词强说愁”了。到了高中，开始参加政治运动了，在红专大辩论中，批判个人主义。为了做到红专相兼，第一步就是向党交心，把丑陋的、不正确的思想向组织说清楚。写自幼以来的思想经历，这就近于思想自传了。依稀记得我曾写过：小时候，母亲老给我讲穷孩子认真苦读的故事，从而事业有成，考中进士，做了官，给祖宗争光。这就是自己为什么生在新社会而又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封建思想的原因，最后还要表态要与这种影响划清界限，做又红又专的共产主义接班人。也许是个性所致罢，在那个瞬息万变的时代，我总觉得自己跟不上社会的脚步，时时有掉队之感，例如学校组织大家到郊区参与亩产小麦120万斤的高产田的深翻土地活动，我就表示不理解而被校方从大跃进的行列中开除，并责令回学校写检讨，深挖错误的思想根源。这一般都要从家庭写起，按照社会的要求猜度你还没有降生前的情景。（我看现在贪官写检讨还是这个路数，五十年一贯制）这是个包括家庭背景的自传了。再后来也许是自己命不好，或者说缺乏自我矫正的能力或习惯，不断地出错，不断地检讨，不断地挖犯错的根源，于是小时候的经历就不断地回到我的记忆中来，所以写自传对我来说不是什么难事。前两年老同学和同事闵家胤先生拿出了一本五十年前（1960年）为全班同学写的小传，自然也包括我的小传。我上高中时闵家胤是我们班的班长，1960年考大学时，他立志要考北大哲学系，没想到给分到不入流的二类学校北京工农师范学院中文系，与我沦落到一个学校、一个系。他很生气，但也没办法。1960年的高考是非常奇怪的，从上高三开始，北京教育局想要使北京高考成绩超过福建、上海（五十年代老是福建、上海、北京是高考考分的前三名），从高三开始要求人人住校，严格执行作息制度，加大复习作业量，三天两头搞模拟考试，要求把成绩提上去。当时的北京教育局孙国梁局长亲自主持两次全体高三毕业生参加的誓师大会，全体同学也以获取高考高分自我勉励。可是考完之后，考分突然不作数了（那年发榜非常晚，到8月下旬大家才拿到通知书，其中必有反复过程，但至今尚未揭露出来），大学录取完全靠政审。政审时有四个戳子：破格录取，一般录取，降格录取，不宜录取。大约闵家胤就属于“降格录取”的（他是班主席，本身不会有问题，但父亲是国民党航空公司的起义人员，这是会影响录取的），所以，他心里憋了一股气，早早报了到，表示“服从分配”。但到了学校，没事情做，就写了这份同学小传。他说，“文革”当中，许多文字资料都被学生抄走了，包括日记等，但写小传的本子却无意被保留下来了。于是就可以看到五十年前，我在先进同学心目中的印象：王学泰旧地主官僚家庭出身，解放后父亲劳改。家开补地毯作坊，到现在还是私营单干。这是一个在旧诗词、旧小说熏染下成长起来的人物。中西若干唯心主义哲学著作、一大堆历史知识、美学知识、音韵-文字学知识等等，等等杂七杂八充塞在他头脑里。他追慕的人格是：看破红尘，疏世独立，清高飘逸，不骛名利，放荡不羁，冷嘲热讽的亡臣隐士。他向往的生活是：一屋线装书，一壶清茶。一切新事物他都用指手画脚的嘲笑来表示厌恶，一切积极分子他都认为是营营追名逐利的小人。在思想上他常说自己“又走进了死胡同”他最终决定去追求丰富的学识。这样，他就有了傲世人不学无术的资本，生活就有了内容和乐趣。任何新事物的缺点、失败他都欣喜，它都用来证明自己是时代目光犀利的受难者。高一高二时，他是班上的“白旗”，各种反面言论的维护者，受到过多次批判。劳动中他踏实苦干，有些进步。这个人有哪几项好的品质，使他还能跟随时代的潮流呢？高一高二时他敢于谈出自己真实的思想，追求真理；他时时感到世界发展得太快了，得阅读些新书；他珍视友情。他是个白脸虚胖子，睡眼惺忪，外号CaTb（俄文“睡”），眼镜，手表，府绸衬衫。现跟我同院同系。开始说家庭的一段不确切，我父亲是个手工业者，制做仿古地毯，抗战之前一度发达过，日本占领北京后，把羊毛列入军用物资，不许民间经营，家庭日益走下坡路。最后一句是完全正确，我们俩同院同系，困难时期北京工农师范学院解散，学生教师都归并到北京师范学院，我们仍然是同院同系。其他的如不追求进步、喜欢读书也是事实，但不像他说的读那么多书，他说的那种程度我五十年后的现在也没达到。其实当时仅仅是“追求丰富知识”乱读书而已，而且乱读了许多没有什么用的书，因书而兴奋，缘书而倒霉。在高中就跟不上“时代的潮流”，可以说一步跟不上，步步跟不上，于是连续的倒霉就不可避免。1964年大学毕业时清理思想就被清理了出来，成为“反动学生”，那年师院毕业一千余人，公开划的就我一个，但还有“内定”的八位，就是不戴上“反动学生”的帽子，还分配工作，但分配后第一年去农场劳动，在档案上写上。闵家胤兄毕业也“跟不上时代的潮流”了，不过还属于“内定”的，先劳动了一年，才分到中学教书。我是在各种苦难中辗转，后事出偶然，又被送入监狱。厄运真正消失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社会安定了。我也有了一份能把谋生与爱好统一起来的工作，后来成家，有了妻小，直到退休，不愁吃穿冻馁，再也没有因为一两句话说得或写得不当，有人找你麻烦了，有了点过去人们艳羡的“庸福”。龚定庵说“文格渐卑庸福近”，我的“文格”从来也没高过，“庸福”冉冉而来，也属正常吧。前两年，工人出版社的王建勋兄没有退休的时候，约我写个自传。我说只想分着写点各个生活阶段的感受。比如读了几十年的书，我写了一篇读书随想录五万多字，1999年十月杂志分为两段发表；还想写一篇“娱乐记往录”记北京从1950年代到1960年中看电影、看话剧、听戏、听音乐的有趣生活。其他如在南口劳改、在农村劳动、在监狱的生活和近三十年在学术界活动都不乏可记之处。他说这不就是“自传”吗？快写吧。可我觉得规模太大，他又催稿很急，就为他写了一本别的书，所谓“自传”就搁下了。当然如果有报刊相约，往事还是经常出现在笔端。集子借用了苏东坡的定风波中的名句。非敢以坡老自拟，而是反思自己一生的缺点真是与他有相似之处。就是都没有做到孔门的两大告诫：“节饮食，慎言语”。坡公感慨这是“人之所共知而难能者”（东坡易传），所以他才一肚皮“不合时宜”寄之于诗。闹出了“乌台诗案”，进了御史台的监狱，差点没能出来。本来因诗得罪，应该接受点教训，可是当皇恩浩荡，快到此年除夕被释放了，又写诗云“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声名不厌低”“却对酒杯浑是梦，试拈诗笔已如神”。这也给他酝酿了后祸。虽然我也早就知道这两大金律，但总觉得这是对有权有势的君子说的。他们生命金贵，生老病死关系着国家的安危，百姓的福祉；他们是“王言如丝，其出如纶”“一言兴邦，一言丧邦”。因此，对于他们来说“口”之事亦大矣，要把好这一关。至于平民百姓，命如蝼蚁，言若飘尘，爱吃什么就吃点什么（前提是别闹“自然灾害”和买得起），口无遮拦也没多大关系。到老了才懂得这两条的普适性，也可以说这是传统文化贡献给人类的普世价值吧。元丰五年（1082）三月七日，坡翁贬居黄州之时，玩赏于沙湖道上，遇雨。雨具先去，同游之人狼狈不堪，而东坡浑然不觉。一会儿雨停了，他写下这首词：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虽然才情不能望坡公项背，但对风雨的耐受，差可相拟。少年旧事忆城南也许人老了都爱忆旧，我也不例外。一个夜晚与我太太在街上散步，看到灯光相映的店铺和熙来攘往的人群，不禁想起小时候在大栅栏、观音寺购物和游玩的情景。现在我居住在东三环外城乡结合部，其热闹繁华程度足以与1940年代北平购物中心相比，可见北京变化之大。从少及壮，我都住在北京城南，对城南有着一份特殊情感。所谓“北京城南”，从地理上说是指“前三门”以南，可是从文化上说，多指宣武门之南，也即通常说的宣南，因为清代以来，这里多居住汉族的文人士大夫，遗传到民初仍未有多大改变。林海音先生的城南旧事所写的“城南”也是指椿树胡同、西草厂一带。我小时候的居所比林先生所写的还靠北一些，地名叫西西河沿。所谓“河沿”是指“前三门”南面的护城河（现在的一号地铁线），本来前门以西的河沿都叫西河沿，民初开通了和平门，打通了南新华街，那么南新华街以西的“西河沿”就叫“西西河沿”了。西西河沿旧事1942年我生在和平门大街以西的西西河沿160号，那是我们租的一个小四合院，北屋三间半，南屋三间，半间门道，东西屋各两间，有个十四五平米的院子，这是北京典型的微型四合院。1. 后街的日本人我生在日本占领北平时期，而且后街（也称后河沿）住的都是日本人，但不是占领军，而是一些小商人、小职员之类。后河沿的房子显然比西河沿的差，一律极小的院子，大约五六间房，低矮潮湿。有些人是在“七七事变”之前就在这里住了，多是朝出晚归，很少与中国人来往。唯有双方的孩子有点交往，但多是打架。中国小孩多，往往占上风，但日本孩子吃了亏好像很少向家长哭诉，也不见日本大人拉着他们孩子来找中国家长的；偶尔中国小孩被日本小孩打了，中国家长也不敢找日本家长说理，这使得中国人很愤懑。虽然日本投降时我才三岁，但对日本占领还是留下些恐怖印象的。自生下来就有一种怪病，年年（主要是19431945）一到夏秋之际就泻肚，这是“虎列拉”（霍乱）的典型症状。而日本鬼子是“谈虎色变”，搞了一个“活埋虎列拉”的政策，这使父母一直惴惴不安，唯恐大祸临头，害怕我的病被日本人知道了，为此不敢让我出门，好容易等到日本投降了，病也好了。日本统治的后几年里，太平洋战争越打越糟，许多物质被日本人征用，北平缺吃少喝，山西老家寄来点大枣、葡萄，一进北平火车站，日本人就打“六六六”消毒，喷得全白了，弄得谁也不敢吃了，只好扔掉。另一件震动北平的大事是“逮麻子”，有位中国地工人员暗杀了日本一个军政大员，传说这个“地工”是个“麻子”，于是北平的“麻子”倒霉了，都不敢上街，弄得人人自危，恐怖阴云笼罩全城。西西河沿一带居民最反感的是后街日本人的生活习惯。上面说过后街日本人住的院子极狭小，日本男人特别爱洗身子，不论冬夏他们脱得赤条条的、只用一根布条子兜裆，在街上大洗特洗，这让中国人很不习惯，甚至是痛心疾首。街坊聚在一起就爱骂日本人“洗澡”这件事。“日本人真不是个东西，光天化日，竟敢赤身露体！”“谁家没有大姑娘小媳妇，真是禽兽！”所以中国人很少走后街，即使从街口过，也是目不斜视。1945年抗战胜利，后街的日本人悄无声息地搬走了，前街的居民去了一块心病。日本人走了，我们家也起了点变化，买了164号院，成了有房一族。这房子的原主人是东北人，姓司，夫妇两人带着一个小姑娘过活，是日本翻译官，似乎没有什么劣迹，只是日本人走了，他失业了，要回老家，住房出售。那时北京房子便宜得让今人难以想象（近百年来北京房价六起六落），164号是个三合院，北屋三间半，东、西屋各两间，没有南屋，但院子大，约有二十多平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