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治理、代理成本与银行机构风险控制以山东、河南两省为例的实证分析内容摘要：本文在银行治理的理论架构下探讨了治理机制、代理成本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等3个变量之间的关系并且采用山东、河南两省的调查样本进行了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农信社和城市商业银行治理机制在降低代理成本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在公司治理与风险控制关系方面，就单个公司治理机制看，农信社和城市商业银行治理机制在银行风险控制功能发挥上都不是很理想。从总体上看城市商业银行和全国性银行分支结构的公司治理有助于银行风险控制，对于农信社来说，公司治理对风险控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关键词： 银行治理 代理成本 风险承担 金融中介Corporate Governance of Commercial Bank, Agency Cost and Risk-Taking -Evidence From Shandong and Henan ProvinceAbstract: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relationship among governance mechanism, agency cost and risk-taking of commercial banks (branches) under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bank governance by analyzing samples of banks in Shandong and Henan Province. It is found that there are great differences in the cutting agency cost for governance mechanism between rural credit corporations and urban commercial banks. In the field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risk control, the governance mechanism of the rural credit cooperative and urban commercial banks, as far as single corporation is concerned, does not perform well in the bank risk control., yet corporate governance is beneficial to bank risk control for urban commercial banks and their branches on the whole, while it does not play any role in risk control for the rural credit cooperative.Key Words: Bank Governance Agency Cost Risk-Taking Financial Intermediaries银行治理、代理成本与银行机构风险控制：以山东、河南两省为例的实证分析一、引言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亚洲金融危机使人们更清楚地认识到稳健银行体系的重要性并直接促使了银行治理的兴起，这不仅直接推动了公司治理理论在以商业银行为主的金融中介领域的应用而大大拓展了公司治理的外延，重要的是更加强化了从公司治理视角探讨商业银行风险控制成因和控制措施的研究倾向。银行体系的脆弱性和金融风险控制的内在要求也赋予了银行治理新的内涵，亚洲开发银行（2001）将银行治理目标界定在减少市场系统风险和保障金融体系稳定的战略高度就是很好的例证。在此背景下，本文试图对银行治理及其对银行风险控制的影响进行一般性理论分析以确立银行治理作用于风险控制的理论架构，并在此基础上利用山东、河南两省的调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在研究思路设计上，我们基于公司治理的理论假设和调查样本的实际需要，引进了代理成本的概念。从现有的文献看，在公司治理指标设计上主要采用两类方法：一是采用单个公司治理指标衡量某一个公司治理机制，例如经常用的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董事会规模等等（如何浚，1998；于东智，2003）；二是公司治理总体指标，现在比较流行的方法是在对公司治理进行评价的基础上制定公司治理评价指数，并以此作为反映公司治理状况的指标（如李维安，2004）。因为这种方法只适用于法人机构，不能适用于本文拟采用的分支机构样本；再加上银行治理刚兴起不久，其评价体系尚未确立，金融机构的特殊性又决定了不能简单套用一般公司治理评价体系。从实用性和可能性两方面都不能采用这种方法，因此本文基于公司治理主要目标在于减少代理成本的假设引入了代理成本这一反映公司治理状况的指标，这样做虽然增加了理论上的难度和研究的复杂性，但这是研究银行分支机构之必需也是目前能寻找到的最简便方法，同时也使得本文的研究内容更加丰富。在结构安排上，全文共分六大部分，在第二部分对本文所涉及的相关研究领域及其研究进展进行简要描述之后是更具体的理论分析和相关的研究假设；第四部分是研究设计；第五部分是统计和计量分析，最后是全文的结论。二、相关的研究及其进展 本文的研究涉及到银行治理、代理成本以及治理机制与商业银行风险控制之间的关系等三个方面的研究，本部分试图对以上三部分的国内外研究进展进行简要概括，以便为后面的研究提供理论上的铺垫。1.银行治理银行治理是近年兴起的公司治理重要的研究方向之一，一般而言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层面去理解和把握：（1）银行治理是公司治理的一般理论在商业银行这一主要的金融中介的应用，既是公司治理理论和金融中介理论的有机结合，也是公司治理一般与商业银行特殊性的统一。从这个意义上看，把握金融中介的特殊性质和商业银行自身的特殊性是创新银行治理理论的关键；（2）银行治理的兴起或者促使人们从公司治理的角度去重新审视银行的直接动因是1997年开始的亚洲金融危机所导致的银行体系的脆弱性和金融危机巨大危害的大面积暴露，危机原因的分析和危机过后的恢复调整越来越使人们认识到稳健的银行体系的重要性，而这又与银行的治理结构密切相关，由此银行业自身的治理问题成为关注的热点。全球理论界、银行界和各国政府在银行治理问题上的广泛共识不仅促使银行治理的研究不断深化，巴塞尔委员会发布的加强银行机构的公司治理和我国陆续出台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指引和关于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公司治理改革与监管指引等文件标志着商业银行治理已经进入了实践层面和政策推广阶段，这一方面说明了银行治理与银行风险之间存在着某种密切的联系，同时也可以发现完善银行治理的紧迫性和现实意义。从银行治理研究的国内外进展看，理论性文献的基本思路是从商业银行与一般公司相比较所体现出的特殊性着手来研究银行治理问题，这类研究的目标主要是确立适合于银行治理的理论架构(Ciancanelli and Gonzalez，2000；Macey and OHara，2001；Caprio and Levine，2002；Arun and Turner，2004)；实证性文献主要是针对单个国家或者全球样本的研究，前者如Anderson and Campbell(2000) 对日本、Simon(2001) 和Alijoyo et al.(2004)对印尼、Crespi et al.(2004)对西班牙、Arun and Turner(2003)对印度、Polsiri and Wiwattanakantang(2004) 对泰国、Koh and Soon(2004)对马来西亚、Jae-Ha Park(2004)对韩国的银行治理问题的实证分析，后者如Caprio et al.(2003)以44个国家244家银行为样本，从全球的视角对公司治理机制与银行价值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总体上看，目前国际上对银行治理的研究，在理论方面尚未确立广为接受的一般理论架构，实证分析也仅是涉及部分国家。但在实践领域，在各国政府和多个国际性、区域性组织的推动下，银行治理已经作为防范金融风险和金融体系重构的重要部分而得到推广。考虑到公司治理的国别差异和商业银行较之一般公司的特殊性，各国的实证经验也就显得尤为重要。在此背景下，本文试图在国内首次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对我国银行治理及其对银行风险的影响进行研究，以期提供这方面的经验证据。2.代理成本理论作为现代企业理论重要组成部分的委托代理理论包括规范的委托-代理理论和实证的委托代理理论两个分支，其中实证的委托代理理论侧重代理成本的计量和实证分析，故又称为代理成本理论(Jensen,1983)。一般而言，代理成本具体可以划分为以下三种类型 ：所有者管理者代理成本 、股东债权人之间的代理成本 (Jensen and Meckling、1976)、集中股权结构条件下大股东侵占其他股东利益而引发的代理成本 （Claessens et al.、2002），这三种代理成本也反映了代理成本理论的研究进展。在金融机构代理成本的研究方面主要有Allen and Gordon（1993）对金融机构代理成本影响金融资产价格的分析、Siggelkow（1999）对共同基金代理成本的量化研究以及Allen（2001）侧重于代理问题对金融机构的负面影响的研究等。在国内，委托-代理理论虽较多地运用于国有企业改革问题的研究（如张春霖，1995），但主要集中在定性研究上，从量化的角度去研究代理成本刚刚起步，代表性的有平新乔等（2003）采用数理方法对中国国有企业的代理成本进行了估算，于建霞（2003）对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对代理成本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上述两篇文献都关注的是非金融类公司，这与本文集中于商业银行的研究不同。3.银行治理与风险控制从公司治理的角度探讨商业银行风险控制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初，具体又可以划分为“道德风险论”和“公司控制论”两种观点。Amihud and Lev(1981)在Merton(1977)等的基础上，开创性地从道德风险的角度研究了公司治理对银行风险控制的影响，随后Saunders et al.(1990)、Brewer and Saidenberg(1996)等都遵循同样的思路作了进一步研究。这种观点的主要思想是，在存款保险制度下，作为贷款主要决策者的银行股东存在追求更高风险以最大化自身价值的动机，并由此引发道德风险。与此不同，随后兴起的“公司控制论”认为，所有者-管理者之间的代理问题才是20世纪80年代美国银行风险增加的主要原因，因为高管人员是银行贷款的真正决策者和风险控制的关键之所在(Gorton and Rosen,1995)。虽然银行股东在理论上存在“道德风险论”所强调的解雇和监督高管人员的权利，但是这种行为往往滞后，而且成本高昂，此外政府的管制也使得并购机制并不能起到一般行业通常存在的对高管人员的威慑力。Demsetz et al.(1997)认为，上述两种观点实际上是从不同的侧面研究了银行业存在的两种不同的代理问题，“道德风险论”研究的是银行股东的利益冲动，希望承担更多风险并因此而侵害存款保险提供者和债权人的利益；“公司控制论”研究的是经典的所有者-管理者代理问题，两者并无矛盾之处。虽然以上两种观点的立论基础存在差异，但都认为银行与监管机构或者银行股东与管理者之间存在风险偏好的冲突，完善公司治理可以达到风险控制的目标（陈晓蓉，2003）。三、理论架构与研究假设本部分的主要任务是对银行治理影响代理成本和风险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