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大众传媒对乡村社会的影响机械工程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引 子当代社会，大众传媒与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随着大众传媒的不断成熟，人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受到了极强的冲击。而作为对农村乡土文化的终结者与大众文化的创造者的大众传媒来说，这种悲壮化情结更为明显。“在当代社会，公众往往接受媒体所呈现的社会现实。因此，当代文化实际上就成了媒体文化实际上媒体所宣扬的绝大多数文化符号都属于大众文化的范畴，并成功地挤占了那些在媒体上较少得到反映的传统文化或者弱势文化的空间。”相对来说，这也是今天中国社会大多数农村的文化现状。改革开放20多年来，社会在变革，农村在变化，农民受众已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单一仅靠农业劳作的被动接受者。越来越多的人口向城市流动。正是由于有了大众传播媒介，流动的渠道增加了，新的思想从外界进入乡村并在农民之间蔓延。变化的农村在“旦旦而聒之，月月而浸染之”的大众媒介所营造的“氛围”中受到影响，它以什么样的姿态面对？大众传播媒介又将如何调整自己以适应新型农村的变化？我们在思考、关注的同时也在拭目以待这种交互式的变化。“如入云烟中而为其所烘。如近墨朱处而为其染”。深陷帷幕其中的我们，也未必能分得清楚，辨得明白。我试图记录，但从不承认旁观和漠然。一.大众传媒在农村的现状1.“农民”角色的迁移从社会学角度，角色变化是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也是社会进步与活力的体现。农民这个庞大群体激烈的阶层分化，正证明了农村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与城市相比，农村受众一直是大众传播媒介所忽略的对象。纯粹意义上的农民逐渐成为农村中的弱势群体。之所以称之为“弱势群体”，不仅仅因为其人数的大量减少，还在于他们无论在年龄上、文化程度上还是经济收入上均明显处于劣势。以我们此次在乐园村入户访问的800多名村民为例，在家务农的劳动者都有以下特点：从年龄上看，务农人员中，46岁以上的人数占其留守总人数的51.71%，超过一半的比例；从文化程度上看，初中以下（含初中、小学、文盲）学历的务农人员占其总人数的79.92%；从经济收入来看，乐园村的主要农作物为水稻，人均耕地0.381亩，近63%的水田由种双季稻改种单季稻，按一家5口人一年种双季来算，一亩产700斤稻谷，每斤0.7元，扣除税费60元/人，农药等农支费200元/亩,一年收入才504.9元。但现实，农村农民这一“躬耕土地”的角色内涵早已开始有了较大的迁移，主体角色多元化的现代特征使得真正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在农村中成为弱势群体。而相比在家留守务农人员来说，乐园村一个明显的阶层分化是打工者的出现及其已经成为乡村社会的主力军，这一阶层形成了农村向城市的一次人口流动浪潮。对于乡村社会，打破城乡之间阻隔的方式是流动。作为文化信息高地的都市，未必能了解农村，固守于自己的“山峰”文化而沾沾自喜。而农民工进城，却打破了这种阻隔。当大量的农民工离开土地，流向全国各大城市时，他们所获得的不仅仅是金钱还有新的思想观念。因为这种流动，使农业和非农业产生了联系，从而促进了乡村和城市价值观的交流，乡村和城市社会结构的交锋。随着务工人员辛勤的劳动不断付出，随着他们对城市的贡献逐渐明显，城市市民和媒介也逐渐接纳了他们，“农民工”一词，不再带有刻意鄙薄的意味。务工人员也开始融进城市，闲暇之余，他们会和城市人一样，买份报纸来看，媒介上报道的各种新闻，也成为他们工余饭后的消遣；他们的穿着打扮渐渐变得与城里人没有多大差别，尤其是年轻的打工者，城市化的衣着消除了以往另类的眼光。他们在改变自己的同时，也是在遗忘与妥协，与乡村久违，与都市合作。随着腰包日渐圆鼓，他们对于媒介也产生了既不完全同与城市，也不完全同与农村的需求。与务农人员相比，他们具备文化程度高、经济收入高、年龄低的特征。以乐园村为例，初中以上（含初中、高中、大专以上）学历人员占总数的69.33%；年收入在500元以上者达到87.75%,与在家务农的留守人员的收入形成极大的反差；年龄低于45岁的人员占外出务工人员总数的91.21%。我们知道，在受众接触媒介的行为中，文化程度、年龄、经济收入、职业等因素无不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要决定受众接触某种媒介或传播的某种内容，需要两方面的条件。一是传播媒介所提供的内容是否为受众所需要；二是受众自身的文化水平、理解能力、经济条件与闲暇时间。因为这些因素也同样决定着受众对于媒介传播的选择态度。而外出务工人员“两高一低”的特点，表明他们具备了与在家务农人员不同的条件。因此，他们必将产生与农村劳动者不同的接触媒介的行为。换言之，农村受众群早已经开始了分化。2受众群阶层的分化在湖南我们共调查148户人家，我所在小组共调查50户人家，在与被访者的接触中，我们分别采访了利用假期回家正外出的打工者，赋闲在家曾外出的打工者，及在家从未外出的打工人员对媒体的接触程度及对传播效果的态度，预设了类似的问题，总结出如下特点：A 媒体的接触率的不同。现如今，电视已经深入了农村家庭，成为家庭必备的耐用消费品之一。电视已跃居为第一媒介，占用了最多的闲暇时间。据2003年8月对常宁市洋泉镇的随机调查问卷中，有86.6%的被访者的家中拥有电视，远远高于其它媒介的拥有量。然而农村受众的角色却呈现出多元化，外出务工人员收看电视的时间要多于在家务农人员。由于外出务工人员在融入城市生活的同时渐渐习惯了城市的作息节奏，有定时的上下班作息时间，因此其收看电视的时间也相对固定；另外，融入同时也意味着生活观念的趋同，看电视获取信息的途径，电视所传播的内容成为与人交往时的谈资，一旦与其远离，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与大众文化的疏离，失去这个圈子即在心理上又造成弱势的垄沟。而相对于在家务农人员，由于受到经济及收视条件的影响，加之农村有着明显忙闲两季的差异，获取功利性信息的需求不急切。采访中一老农表示：他很喜欢收看中央电视台晚七点的新闻联播，但很少收看，因为地里的农活干完回到家新闻已经结束，种种客观原因阻碍了务农人员的收视频率。对于电子媒介外出务工者与务农者之间虽有差异但差异不大，但在印刷媒介的接触上，两者可谓有天壤之别。在采访中乐园村在家务农人员定时购买或订阅报纸、书刊的几乎没有，仅有一人是因为其家庭经济比较优越，订阅的老年报也是其儿子孝敬老人的一种表示。并非自觉主动去接触此类媒体。而在外出务工人员中有不少人表示，他们已成为广州日报、羊城晚报相对固定的消费群。笔者认为，形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有文化水平方面的因素，阅读与理解文字媒体需要一定的文化条件，文化水平越高，对文字的接纳越容易。有经济方面的因素，购买一定数量的文化精神用品是以一定物质付出为代价。与廉价的电视消费相对应，另一些有偿的选择是否物有所值？这是值得商榷的；另外，职业定位也是极其重要的因素，长期从事农业活动的人员，外界信息与其生存条件的好坏关系不是太大，因此以传递新闻信息为主、娱乐性不强的报纸，没有多大吸引力。相反，在外务工的人员必须关注政策方针，就业动向，订购报纸是他们争取更好工作与生存条件的要件之一。网络作为一种新型的传播媒介在城乡受众的处境有比较大的区别。在农村，它很少被使用：在城市，它却是仅次于电视、广播、报纸的第四大信息传播渠道。可是在入户访问中，不论是在家务农的人员，还是外出打工的人员，甚至是已外出打工近10多年的“老江湖”对网络的知识都并不了解。一些老人很多都没有听说过电脑，经济能力的局限决定了农村居民不可能大范围的购买电脑，对于处在并不富裕的门槛的乐园村民来说这并不奇怪。但这里笔者想指出的是，在接受到一定新思想及已有一定经济基础的打工人员在观念上尚未清楚地认识到电脑的用途。他们大都把电脑与游戏结合在一起，所谓的网吧也就是游戏厅、聊天室。在采访中，一个月收入已达3、4千的农民工表示有钱也不会买电脑，“那东西只是用来消遣一下”。事实上，电脑除了娱乐外，还可以获取信息。相对于农村受众，城市受众他们更注重信息的时效性，讲求质量的同时，把快、准、到位作为评价的标准。网络最大的特点是可以自主选择信息，这是突破传统媒体霸权文化现实中相对最可行的途径。与此相反，农村居民在这方面则表示出比较淡的意识，对于他们，知道、了解新闻已经完全可以在他们的同质群体中表现出自豪的情绪，传统媒体完全能满足对新事物的需求，也就不会对信息的质量和报道方式做出更高的期望与要求。B、节目内容的选择的不同在调查中，我们发现务工人员对媒体新闻的选择多集中于国内、国际新闻，内容涉及多方面，对于枯燥的经济类新闻也有所关注。而务农人员多喜欢看国内、本地的新闻，内容除了与自身利益相关的政策法规报道，多集中于一些社会新闻。社会新闻大多是“里巷之事”，是与百姓生活密切的“琐闻”。笔者认为，传统农民囿于土地耕作，目光较多局限于自己休养生息的有限区域，局限于对家长里短的关注也即对琐碎生活的关注。而市场经济把跨出一方狭土的井底之蛙融入到了更为广泛的鲜活市场来。开阔的视野，竞争的意识是他们正在集结的资本。一位在广东打工近10年的制鞋厂小老板在谈到他的鞋已销到东南亚一带时，把原因归结到自己经常收看财经类新闻，不知道他究竟从中获益多，？但一脸的欣慰分明流露了自信的神情。对于农村受众来说，娱乐节目更是影响了其观念的变更。面对娱乐节目，农村受众所获取的信息，所获得的感受也常常比城市受众多。在采访中，关于“看什么类型的电视”，受众回答最多的则是电视剧。面对一部反映现代都市生活的电视剧，农村受众不仅获得了娱乐感，同时他们还接触到了一个新的世界，感受现代化的世界。这种反映在在家的务农人员身上更为明显，而外出务工人员因为生活在相对优越的环境中，收视最大的热情在于满足自我，平衡现实与理想的差距，通过剧中人物的人生追求来实现自我，比如“灰姑娘的故事”，通过机遇改变生活等。两者出现的选择往往会相同，但目的可能会有所差异。对于城市受众，因为长期生活在其间，尽管也很喜欢此类节目，但他们所能获取的信息肯定小于农村受众。相对于讲究时效性的新闻来说，此类信息谈论过后很容易遗忘。而娱乐节目虽未直接反映这个时代的最新信息，但由于常常讲述一个个故事，每个故事都包含当代人的某种人生态度。人物的服饰、谈吐、生活方式都包含着新的观念，反映都市文化的精髓，对人的观念、价值取向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另外，农村受众的文化程度偏低，接触媒介的机会少，渠道单一。因此，他们对此类节目的兴趣相对会更浓些。C、反馈意识的不同媒介参与度是衡量受众接触、使用大众媒介的重要指标。虽然在采访中外出务工人员表示没有过多的对媒体提供的参与性较强的项目给予过多的关注，对“刊登广告，给媒体提意见，电视直销”的反应都不太积极，甚至有些都没有听说过。但其中“利用手机进行有奖竞猜”有人提到。这至少可以说明，变了身份的农村人与纯粹的务农人员相比，显示了更多的主动意识。在接触大众媒介时，他们已开始不满足做被动的受众，而是有意识地拉进自己和媒介的距离，不管是否受到经济利益的驱使，起码可以利用大众媒介满足自己的文化娱乐需求。他们不仅仅是受众，而且是有一定反馈意识的受众。3“文化反哺”现象的思考当乡村文化渐行渐弱，当大众文化在农村渐行渐强后，一个新的文化现象也随之出现，这就是“文化反哺”现象。周晓虹教授对“文化反哺”做出定义：“在急速的文化变迁时代所发生的年长一代向年轻一代进行广泛的文化吸收的过程。”这也许是社会的变迁所必须面对的改变，年轻的一代往往胜过年长一代，年长的一代失去了教育下一代的权威性与必然性，而年轻人具备施教的能力。近十年来，年轻人成了代表农村文化的主体，年轻人成了家庭对外交流的主角，成为购买家电、使用家电的传教者。其一，在家务农的多为老人，其文化程度大大低于青年人，面对新事物，尤其面对需要有一定文化水平才能够接受的事物时，缺少相应的理解力，从而主动将裁决的地位让给青年人。其二，大批离开土地到城市打工者和一些进入大专院校深造的学生，在工作与学习中间开拓了眼界、增长了见闻，渐渐融入了城市生活。这些人员在定期返乡时，必将成为城市文化的携带者，并以此冲击乡村文化。而由于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