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青诗歌导读一、 艾青：苦难大地的赤子 艾青（19101996），中国新诗史上最富盛名的“悲哀的诗人”， 作为旧中国苦难土地的“悲哀”歌者，以诗歌创作中的“忧郁”情调和“苦难美”形成自我独特风格。骄傲于“农人的后裔”、“地之子”的称呼，曾声称“永远和人民群众在一起，了解他们灵魂的美，只有他们才能把世界从罪恶中拯救出来只有他们在这世界上是最可信赖的”（艾青：诗人论）这正是艾青诗歌创作的基点。解放前的诗歌大多抒写中国的土地及生活于这土地上的广大农民、战士及普通人的命运，以平民意识、苦难意识关注20世纪30、40年代中国内忧外患的特定历史情境下，旧中国贫困荒蛮的土地上农人的悲惨命运和生存痛苦，表现他们对苦难的坚忍、对光明的渴求；并以知识分子的时代责任感和使命感，敏锐捕捉民族的时代情绪，将个体的哀乐融入到民族、国家的哀乐之中，抒发自己与农人、民族乃至国家同呼吸共命运的时代情感，充溢爱国主义、忧国忧民的情怀和民族复兴的信念。既是旧中国农民生活的一面“镜子”，也不愧为时代“最忠实的代言人”。 此外，还被看作新文学以来继郭沫若、闻一多、徐志摩之后最为优秀的抒情诗人，也代表了继郭沫若之后白话自由体新诗发展第二个高潮时期的最高成就，标志着自由体新诗的成熟：“自由体诗到艾青，是它发展史上臻于成熟的标志之一。”（陆耀东：论艾青诗的审美特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京）1992年4期 艾青为诗人主要笔名之一，本名蒋海澄，浙江金华人，出生于一个地主家庭，但因自小遭父母嫌恶，五岁起即被寄养在贫苦农民大叶荷家里（详见其诗大堰河我的保姆）：“在大堰河家里的五年，使我感染了农民的那种忧郁和伤感”，而“回到父亲家里，我是在一种被冷漠、被歧视的空气中长大的”，成了一个“忧郁的少年”，应该说，小时的这段生活经历让艾青初步了解了农民的生存忧患和心灵创伤，成为他平民意识萌生的根基，从小即培养起他对农民、对土地的深厚情感，那“土色的忧郁”成为他一生的情结。 1929年，艾青赴法留学，国外的三年，因家庭断绝经济支援而过着穷困潦倒近乎流浪汉的生活。1932年回国，由于参加左翼进步组织活动而被捕入狱三年。诗人在艰苦的铁窗生涯中，改绘画为写诗，1933年他的成名作大堰河我的保姆一经发表，即以对“这不公道的世界”的诅咒和对农民的真挚情感，确立了诗人“农民的儿子”的形象。1937年抗战军兴，诗人流离转徙于满目疮痍的祖国大江南北，面对日军铁蹄凌辱下的中国广袤土地的荒寒贫瘠和底层农民的痛苦灾难，那从少年时期起就深烙于诗人心灵的“农民的忧郁”更浓重了。诗人的“忧郁”因深深植根于中国的土地和最广大的人民之中，具备了厚重的美感和内涵，完全不同于那些在个人世界里反复吟唱个人哀怨的“象牙塔”诗人。诗人谈到自己的土地诗篇时曾自白：“多数写的是中国农村的亘古的阴郁与农民的没有终止的劳动，连我自己也不愿意竟会如此深深地浸染上了土色的忧郁。”1941年诗人抵达延安后，创作上曾偶现亮色，如教材所选黎明的通知，但整体而言，解放前艾青的诗歌创作更多地留给人们“忧郁”的土地赤子的诗人形象。 艾青自己曾将其解放前的诗歌创作分为三个时期：1932年至1937年上半年为准备期，也是诗人的成名期；1937年至1941年抗战初期；1941至1948年为延安时期。教材所选三首诗，其中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乞丐创作于第二时期，延续了诗人早期的“忧郁”基调，对笼罩在黑暗和痛苦之中的“土地”及人民表现出深切的同情，及对民族前途的忧虑；黎明的通知则创作于第三个时期，体现出一种光明即将到来时的乐观向上的情绪。三首诗的共同之处在于，都体现了诗人对时代情绪、人民生活和民族前景的热切关注和独特把握。二、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一曲民族命运的悲歌 1937年12月一个下雪的黄昏，诗人在武昌一间阴冷的屋子里写下了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这样一首情真意切、意境博大的诗歌。显然，这是一首典型的充满着“土色的忧郁”的诗歌，诗人关注的焦点仍旧是饱受日寇蹂躏的土地，和土地上挣扎在生死线上的农民。此时正是抗战初起时期，民族抗日情绪高涨，武汉成为当时的抗战中心，诗人满怀着爱国热望奔赴武汉，然而与民众的抗日热情并不协调的是，国民政府依旧昏庸腐败，达官贵人仍在寻欢作乐，而底层民众仍在寒冷、贫穷和饥饿中作着垂死的挣扎这一切，让诗人沸腾的血液骤然冷静下来，他清醒地意识到，我们这个灾难深重、积贫积弱的民族，要在这场决定民族生死存亡的战争中真正赢得胜利，彻底站立起来，还有一段无比艰难曲折的道路要走，而我们灾难深重的土地和人民，还将度过一段无比“寒冷”的暗夜，才会迎来真正的“黎明”。 然而诗人并不将这样的思考直泄而出，而是诉诸于这样一个具体的意象和情境：雪，以及“寒冷封锁着的中国”，并在第二节通过拟 人化手法，进一步刻画出外部严酷的环境（既是自然界的实景，其象征性亦是显在的），全诗通过与经历着“岁月的艰辛”、有着“刻满了痛苦的皱纹的脸”的北方农夫、“在死亡的恐怖里”“受尽敌人刺刀的戏弄”的南方少妇，以及“年老的母亲”的情感的交流，体现了诗人与人民、民族血肉相连的情感。并在反复的吟唱中将“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寒冷在封锁着中国呀”这一主题情绪推向高潮。从而使大雪纷飞、寒冷笼罩下的中国既成为实写，同时又具备了象征性，象征着我们的民族和国家坷坎艰辛的前途。 诗人在谈及自己的创作时，曾说：“我常常唤醒自己的联想和想象。我常常从这一物体联想到和它类似的所有物体，从这一感觉唤醒和它类似的所有的感觉；我常常从我已有的经验里去组织一些想象。”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便是这种创作态度的体现，诗人忧国忧民的情绪投注到现实环境中寒冷萧条的雪景上，又由现实的雪景联想到国家抗战的未来和民族复兴的前途，思想渗透形象，形象更深入地体现出思想，情景交融，象征感极强，使诗歌摆脱了肤浅的具体景象的实写而具备了更深刻的内涵。同时体现出诗人极强的时代使命感：对人民的苦难感同身受，对民族的命运充满忧患。 这也正是与同时代其它为抗战呐喊的诗人相比，艾青诗歌的特异之处：“艾青的创作既排除了空洞乏味、喧嚣浮躁，又摈弃了国难当头躲进象牙塔的无病呻吟，把个人的痛苦与不幸融入民族与国家的痛苦不幸之中，用忧郁悲哀的调子唱出民族灵魂中的哀痛，用对太阳、光明的歌颂与向往，表达国人对希望和前途的追求与祈盼，所以对忧郁的表达和对光明的祈盼不仅是发自艾青心灵深处的倾吐，也代表了整个民族的情绪与期盼。”（吕汉东：艾青：新诗史上四足鼎立的辉煌，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2001年第3期）三、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阅读提示与指导 如我们前文所提到的，艾青的诗歌创作，是自由体新诗达到成熟的标志，而艾青自由体诗歌的最大特点，则在于追求诗歌的“散文美”，艾青曾专门发表了诗的散文美一文，指出：“我们嫌恶诗里面有那种丑陋的散文，不管它是有韵与否；我们却酷爱诗里面的那种美好的散文，而它常是首先就离弃了韵的羁绊的。”又说：“任何好诗都是由于它所含有的形象而永垂不朽，却绝不会由于它有好音韵”，可见，自由体诗发展至艾青时期，已经完全摈弃了诗歌外在音韵的束缚，所谓“散文美”，强调以诗歌的内在情绪形成自然的韵律，强调诗歌中要塑造出完美的艺术形象，在语言的使用上，要求朴素、自然、简洁、清新，艾青一直强调：“诗的散文美，就是口语美”，其实是强调用鲜活的日常口语入诗，以“赋予诗以新的生机”。 具体到本诗的分析，这是一篇典型的具有“散文美”的抒情诗，以其内在的情感节奏形成诗的音乐美。首节以“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寒冷在封锁着中国呀”这个全诗的主旋律为序曲，定下全诗悲哀阴郁的基调。而后，出现了北方“农夫”的形象，诗人娓娓诉说自己和他们情感的共鸣：“告诉你/我也是农人的后裔”，并进一步倾诉自己被残害的青春和生命，说明自己一样地承受着生活的艰辛和压迫，当“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我们民族的哪一个个体不曾感到“寒冷在封锁着中国”呢？至此，主旋律第一次回旋，广漠的悲哀与寒意笼罩住每个人的心灵；接下来诗人描述了南方“少妇”的悲惨命运，进而推及“我们的年老的母亲”，这个母亲的形象，既是千千万万受苦受难的现实母亲的写照，同时更象征着中华民族的形象诗歌至此达到了一个情绪的小高潮，诗人直抒胸臆：“中国的路/是如此的崎岖/是如此的泥泞呀。”哀婉的抒情中暗含着无尽的叹息，主旋律第二次回旋，回应前篇，同时开启下半节，使诗歌内含的音乐感、节奏感得到强化，忧郁悲哀的色调更浓重了。紧接着，通过“无数的土地的垦殖者”的形象，揭示了民族的深重灾难，愤怒地控诉侵略者的暴行给人民带来的苦难，全诗情绪达到最高潮，诗人痛楚地呼唤：“中国的苦痛与灾难/象这雪夜一样广阔而又漫长呀！”主旋律第三次回旋，情感再度由高昂的呼喊转为低沉压抑的倾诉，诗人那带血的悲苦呼唤和“土色的忧郁”被渲染到了极致，许是情感之“苦”弦绷得太紧，最后一节情感暂得以舒缓和松驰，以直接的告白，深化了诗人与人民、民族血肉相连的诚挚情感，诗人的爱国主义情怀表露无余。四、乞丐：最愤怒的控诉 与同时代大多数向往革命、心系民族命运的作家一样，在民族抗战的炮火中，诗人艾青也经历着四处漂泊、颠沛流离的生活，在辗转流徙之中，诗人亲眼目睹了日寇兽行下灾难深重的国土，“载负了土地的痛苦重压”的广大北方农民的“贫穷与饥饿”、“灾难和不幸”，国土沦丧的屈辱，为民族复兴而展开的浴血抗争及人民在抗争中的无畏和牺牲，极大地激发了诗人的爱国热情和创作激情，他连续发表了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北方、手推车、旷野、乞丐、我爱这土地等一系列以北方生活为题材的优秀诗篇，形成他的“北方组诗”系列。作者在这组诗中，以深沉的赤子情怀和爱国深情，以对人民悲惨生活的切身感受和体验，对民族历史和命运的深刻忧虑，记录了人民的痛苦不幸、民族的苦难沧桑，苦涩和忧郁的情感更趋浓郁。诗人把我们民族“所蒙受的一切的耻辱与不幸、迫害与困厄”当作“我们诗的最真实的源泉”、最主要的表现对象，并要把它表现得触目惊心，乞丐便是这样的一首诗，从诗人亲身感受出发，以最精简的白描手法、最质朴的诗歌语言和最有力的形象造型，最触目惊心地反映了北方农民的悲惨命运，体现出对侵略者最深切的控诉。 当民族罹难、民不聊生之际，面对这满目疮痍，诗人的忧郁和悲哀无比的深重，然而这正是我们民族在特定时代的真实情感，它并不是消极的、低沉的：悲哀不等于悲叹，忧郁不同于感伤，在这忧郁和悲哀的情感中，蕴含着诗人对苦难人民的深切同情、对民族命运的勇敢承担。诗人说：“我们是悲苦的种族之最悲苦的一代，多少年月积压下来的耻辱与愤恨，都将在我们这一代来清算。我们是担戴了历史的多重使命的。我们写诗，是作为一个悲苦的种族争取解放、摆脱枷锁的歌手而写诗。”（艾青：诗与宣传） 诗人充分意识到了自己对民族这悲哀的历史和悲哀的时代的使命和责任，所以当有人批评他的北方组诗过于悲哀和忧郁，不利于民族抗战热情的高扬时，他反驳说：“叫一个生活在这年代的忠实的灵魂不忧郁，有如叫一个辗转在泥色的梦里的农夫不忧郁，是一样的属于天真的一种奢望。”乞丐，以一个“忠实的灵魂”直面鲜血淋漓的现实的无畏勇气，以一个“忧郁”的“地之子”的爱国爱民情怀，以最悲哀的受难“形象”，唱响了对侵略者最愤怒的控诉。五、乞丐阅读提示与指导 艾青在我怎样写诗的一文中曾说：“诗人是以形象思考着世界，理解着世界，并且说明着世界的，形象产生于我们的对于事物的概括力的强旺和联想力与想象力的丰富。”初读乞丐，最为触目惊心的，正在于作者笔下逼真到近乎骇人的“乞丐”形象：那“用固执的眼/凝视着你/看你在吃任何食物/和你用指甲剔牙齿的样子”的最悲哀的“乞丐”，读来令人心酸颤栗，北方人民流离失所的苦难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