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转型启示广东：自主创新 培育本土企业在新兴的绿色技术领域，广东与韩国的差距并不太大，关键是我们的自主创新能力不太强，如能尽快解决自主创新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广东完全有可能实现弯道赶超。在经济转型中，传统产业如纺织业并没有遭遇简单的淘汰，其出口为重化工业的发展积累了资金，韩国的一些重化企业都是从纺织业起步的。韩国依靠自主创新与继续开放解决了“三明治”困境。目前，RD投入占GDP的比重已经达到了3.1%，排名世界第三，研发经费的60%来自企业，20%来自科研院校，20%来自政府投入。从韩国工业化进程认识广东转型在整个东亚地区，韩国的经济转型无疑是比较成功的案例，韩国的工业化进程展示了广东转型未来可能的发展路径。韩国面积不足10万平方公里，人口约4800万，两者均比广东少一半，但经济总量却比广东高1倍，2008年在1万亿美元左右，人均GDP比广东高4倍，去年已经超过2万美元大关。1961年到1973年这12年间，是韩国工业化重新起步的阶段，韩国主要从事的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并且通过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类似广东改革开放前20年走过的道路。到1973年，由于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韩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出口遭遇困难，韩国政府逆势而上提出了经济转型的要求，具体表现为从劳动密集型转型到以汽车、机械、造船、电子等重化工业。1974年以前韩国没有真正的汽车产业，更多是将日本丰田汽车的零部件进口组装与销售，从1974年开始了国产汽车的研发。著名的韩国三星电子也是在1973年成立。为了解决重化工业发展所需的大量资金，政府出面担保向外国金融机构贷款。为了解决人才与技术力量的不足，韩国当时成立了多所工科方面的大学，并且成立了韩国科学技术院（简称KAIST），主要用于加强国家技术方面的力量，研究人员主要来自国外留学生，为了吸引这些高端人才，韩国政府想方设法为他们创造优越的生活与工作条件。此外，1971年由当时的朴正熙总统提议成立了韩国开发研究院（简称KDI），主要承担国家转型的发展规划与计划制定。为推动重化工业快速发展，韩国学习前苏联发展经验，分别在釜山附近先后设立了机械、汽车、造船、钢铁等产业主题园区，同时兴建了从首尔到釜山的京北高速公路。在经济转型中，传统产业如纺织业并没有遭遇简单的淘汰，其出口为重化工业的发展积累了资金，其实，韩国的一些重化企业都是从纺织业起步的，如三星就是以纺织业出口积累的资金发展电子产业的。从1973年到1980年，韩国的经济转型有了较快的发展，但是，在随后发生的第二次石油危机（1980年）中，韩国经济遭遇了重创，一些企业的产能利用率不足30%。为此，韩国政府采纳了KDI提出的建议与对策：首先是继续推动韩国产业结构调整，主要是大力发展汽车产业、造船产业与电子产业；其次是通过开放市场鼓励企业竞争，韩国政府在1981年宣布了“公正交易法”，1983年全面放开外国产品的进口，通过竞争促进企业加快转型。1985年由于日元的升值，韩国的输出再次出现大幅上升，但到1987年，包括企业员工工资等成本都有了明显的提高，到1990年更因为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大量出口减少了韩国的出口，韩国经济再次遭受了重大打击，1990年到1995年间韩国很多企业倒闭，劳动密集型小企业与纺织类产业基本上都退出了市场，韩国成为处在日本与中国之间的“三明治”面包。整个90年代是韩国大企业发展迅速，中小企业发展困难的时期，为了降低在员工方面的支出，大企业把一些生产项目外包给中小企业，因为中小企业的劳动力费用更低，通过外包大企业获得了丰厚的回报。然而，由于大企业拥有市场定价的能力，韩国的中小企业呈现日益萎缩趋势，特别是中国的发展，给韩国大企业提供了更大的市场选择与发展空间。90年代韩国大企业之所以有快速的发展，主要得益于韩国中小企业与中国经济发展的支撑，韩国逐渐由最终产品生产国转变为中间产品输出国，韩国对中国的交易逆差近年来呈现不断扩大趋势，表明韩国已经摆脱最终产品生产国的角色，正在成为东亚中间产品市场的主要输出国。需要指出的是，韩国是依靠自主创新与继续开放解决自己“三明治”困境的。目前，韩国RD投入占GDP的比重已经达到了3.1%，排名世界第三，仅次于日本与芬兰，增长速度全球第一，其中，研发经费的60%来自企业，20%来自科研院校，20%来自政府投入。此外，在不断提升自主研发能力的同时，韩国政府鼓励企业从日本等国购买高端技术与先进设备，在引进的基础上积极消化与吸收，并用出口（对中国）带动进口（从日本），最终实现了韩国自主创新能力的明显提高。1998年的金融危机促进了韩国的继续开放，重点是金融领域的深化改革，主要通过引入国外金融机构参与国内市场的竞争，促进韩国的金融机构提升自己的效率，政府借此割断了与大企业的“脐带”，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爆发表明，韩国的继续开放是成功的，由于大企业的负债明显减少，韩国经济并没有因此遭受重创。广东新产业可以弯道赶超综上所述，工业化的转型阶段，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工业化中期，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发展方式的转变。从韩国的经验看，在这一阶段，坚持不断开放，通过经济全球化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是关键。广东当前正处在类似韩国1980年前后的发展阶段，尽管国际与国内形势存在着较大差别，但是，面临的挑战似乎具有同质性，其实，如果对日本工业化进行适当的比较，我们同样可以找到类似的发展轨迹。需要指出的是，韩国经济转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用了近30年时间才取得显著成效，由此，广东的经济转型要有足够长时间的思想准备。应当说，无论是美国、日本还是韩国，对未来产业发展的困惑与彷徨正是广东赶超的最好机会，随着技术的溢出与突破，包括汽车与电子产业的重心最终肯定会向发展中国家与地区转移，率先发展的国家唯一能够做到的就是通过核心技术的保护推迟这种转移。更重要的是，虽然在汽车与电子产业领域，广东当前仍然落后于美国、日本与韩国，但是，在新兴的绿色技术领域，广东与韩国的差距并不太大，关键是我们的自主创新能力还不太强，如果能够尽快解决自主创新中的一些重大问题，花大气力研究未来全球产业发展的趋势，广东在未来的新兴产业领域是有可能实现弯道赶超的。韩国十分注重对民族大企业的培育与扶持，特别是在企业的起步阶段，在资金、人才、技术与市场上给予特殊照顾。韩国经济转型取得成功的经验在对韩国的访问中，给我们留下最深启迪的主要有以下三件事：市场开放、大企业培育与政府作用。韩国的工业化起步是在国内市场封闭的前提下进行的。韩国的对外开放是1980年以后的事，此前，由于朝鲜半岛的形势紧张，很少有国际产业资本愿意去韩国直接投资，这与广东有天壤之别，换言之，韩国一开始走的就是以民族工业为主导的内源型经济发展道路，当时的韩国经济增长缓慢，并且外债累累不堪重负，为了解决工业化初期的资金不足，韩国政府不惜以国家名义担保向外国金融机构举债，引发在野党的强烈反对。然而，实践表明，如果韩国在70年代就对外开放的话，民族工业就没有办法成长，韩国的现代与大宇两大企业发展的不同命运可以较好地证明这一点。1973年朴正熙总统要求韩国汽车企业必须100%自己生产与研发，由于企业的私有化，国家只能通过税收优惠与利息减免进行鼓励。当时现代与美国福特、大宇与通用正在考虑合作事宜，由于美国企业的要求苛刻，现代选择了自主研发，大宇接受了外资合作，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宇出现了两个问题：一是通用给大宇的技术一直是落后的技术，二是大宇汽车想出口东欧市场被通用拒绝，此后大宇就没有多大发展，最后在1998年金融危机中倒下。现代虽然遭遇了许多困难但走上了自主创新的道路，最后成为韩国汽车产业的品牌。应当指出的是，无论现代还是大宇，都是在有相当的基础与资本积累后再与外资企业进行合作的，这与广东的情况有很大的不同，广东的汽车产业主要是通过用“市场换投资而不是技术”实现，大量本土企业并没有像韩国那样在政府的扶持下通过转型成为重化工业的主体。因此，广东要培育像现代那样的自主品牌，难度很大。与韩国不同的还有广东的产业组织问题。为了不断提高国际竞争力，从工业化的起步阶段开始，韩国政府就十分注重对民族大企业的培育与扶持，特别是在企业的起步阶段，在资金、人才、技术与市场上给予特殊照顾，1973年政府为了鼓励企业从传统的纺织业转向重化工业，就给予了许多优惠条件，采取减少税收与低息贷款的政策。从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政府很多研发经费都向大企业倾斜，特别是在经济出现困难大企业无法偿还银行贷款时，政府都会在背后支持，在新兴产业投资失败时往往由政府埋单。只是在这些企业能够站稳脚跟参与市场竞争后，政府才酌情退出市场。韩国的实践表明，一国的国际竞争力首先表现在本国的大企业上，只有大企业才可能代表一个国家与地区参与全球竞争，只有大企业才有能力持续跟踪甚至走上技术创新的最前沿，也只有大企业在自身强大后真正带动中小企业发展。广东同样存在着本土企业不大也不强的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是我们对民营企业的认识存在局限性。在国有企业机制转换困难的前提下，政府出于利益的考虑，往往更愿意扶持外资企业，因为外资企业可以在较短时期内给政府带来GDP与税收的增长，由于本土企业难以做大做强，外资企业更多属于外资在广东的外包生产车间，广东的产业组织是低水平的，导致企业间的关联带动作用比较有限，特别是在汽车与电子产业领域，大企业对当地经济的拉动作用比较有限。无论是工业化起步阶段还是经济转型时期，地方政府的作用都不可小视。在韩国工业化初期，韩国政府利用手中的权力积极扮演了推动经济快速发展的角色。然而，随着经济转型，市场的开放取代了市场的封闭，社会的利益诉求开始呈现多元化，经济增长已经不再是唯一追求。据此，广东当前正在进行的局限于单一经济增长的政府职能转变思路可能需要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