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其它相关论文-相互建构的全球环境话语与联合国全球环境治理机制摘 要：全球环境话语与联合国全球环境治理机制既能相互促进也能相互制约，并且，这种相互促进、相互制约所形成的持续塑造过程可以使其作用关系最终被归结到建构性质上来，即全球环境话语与联合国全球环境治理机制是相互建构的。 关键词：全球环境话语；联合国全球环境治理机制；相互建构Abstract:The Global Environmental Discourse (GED) and the UN Glob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Regimes (UNGEGR) can promote and restrict each other, which reveals the construtivity of their relationship in the durative process of their interaction. Therefore, the GED and UNGEGR are mutually constructed.Key words：global environmental discourse; the UN glob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regime; mutual constructivity 全球环境问题没有国界，它关涉整个地球以及在这个星球上生活的人类的未来。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国际社会为有效地认知全球环境问题、应对全球环境事务付出了持续努力。一方面，一系列表达国际社会对全球环境问题或其相应事务的主流信念、价值、通则与共识的全球环境话语体系被建构起来，并在思考范式上得以不断更新，从谋求生存的“生存主义”到寻求可持续性的“可持续发展”，再到更加自信的“生态现代化”理论与实践，呈现出一种演进的趋势。另一方面，以联合国为中心协调和处理全球环境问题或其相应事务的一系列制度化的原则、程序与组织机构（即联合国全球环境治理机制），也在1972年斯德哥尔摩联合国人类环境大会上形成，并在三十多年的时间里得以不断拓展议题领域、改进运作机制、强化治理期望或信念，总体上亦呈现出一种渐进或不断演进的趋势。 这两个方面都相应取得了众所周知的成果，并且，双方成果间的相关性也开始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对此，笔者以为，全球环境话语与联合国全球环境治理机制是相互作用的，其作用形式包括促进与制约两种，并通过对其作用内容的探究以及基于建构主义理论所做的相应判断，可进一步把这种相互作用归结为建构性质，即全球环境话语与联合国全球环境治理机制相互建构。认知并理解两者间的这种相互建构性，不仅有助于澄清或补充学者们有关环境话语与环境制度共同进化的初步认识，也能为国际社会构建有关全球环境问题或全球环境事务的认知框架提供一种适当的借鉴和基础。 一、全球环境话语与联合国全球环境治理机制相互促进总体上，全球环境话语不仅赋予联合国及其相应机构以特定的环境治理身份，还能为其治理行为确立特定的意义，从而使之在全球环境事务中能够获得应有的理解与认可。反之，联合国及其相应机构则在全球环境话语的创设、讨论及其教育培训、实践推广方面付出了持续努力。 （一）全球环境话语对联合国全球环境治理机制的促进 这种促进主要表现在4个方面：确定威胁、提供治理蓝图、定义对行为的期望、建构联合国在全球环境事务方面的相应身份。 1确定威胁 这主要指针对全球环境问题的话语讨论可以辨明并界定国际社会在环境事务中面临着哪些主要威胁。这些威胁可能由人类的主观活动导致，也可能由自然因素引发，但不论怎样，它们都已经严重损害或将要损害人类社会既有的生活与生产秩序，甚至危及整个世界的生存与安全。 生存主义首先对这些威胁进行了界定。罗马俱乐部在增长的极限（1972）中指出了5个方面的威胁：急速的工业化、快速的人口增长、普遍的营养不良、不可更新资源的衰竭、环境的退化；并认为这些威胁之间相互交织。 可持续发展话语则把这些威胁延展到了未来，并详细列举了人类在未来岁月中必须面临的贫穷、温室效应、遗传物种多样性的明显减少、臭氧层耗竭、森林消失、沙漠化等严重挑战，并认为环境危机、发展危机、能源危机实际上是一个危机。131-49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威胁界定的明晰化，联合国已把环境事务所面临的主要威胁明确集中到臭氧层衰竭、全球气候变暖、生物多样性消失、土壤沙漠化等重大问题上来。 2提供治理蓝图 这里所说的蓝图意味着全球环境话语为解决全球环境问题、消除国际社会在环境事务方面所面临的主要威胁而规划的行动方案或行动路线。尽管不同的话语者所勾画的行动方案其细节或重点可能有些不同，但每一种话语体系所提供的行动方案在总体取向上却是一致的。 生存主义话语总体上所趋向的，是对一种统一的权威管制体系的需要。它要求“以必要的统一性为目标来建设人类社会”，试图基于“这个行星上相互依存的新知识”提出 “一种统一体系的蓝图”2 。1972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的建立乃至其在全球环境事务中统筹协调功能的运作，正是这种话语的物质体现，或者说它是生存主义话语造就的产物。 可持续发展话语则在生存主义话语维护所谓“一个地球”的基础上向着所谓“一个世界”的可持续发展努力前进，因为人类世界的分化已经严重阻碍了对“一个地球”的维护进程。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CED）在我们共同的未来(1987)中从政策方向、国际合作、机构改革等方面向联合国提出了一系列建议，要求联合国秘书长为可持续发展“提供一个高级的联合国系统领导中心”，“在联合国主持下，准备一个关于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普遍性的宣言”，并呼吁联合国大会把我们共同的未来转变成一个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规划。113-2921世纪议程(1922)的出台以及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UNCSD）的建立正是由可持续发展话语促成的。 生态现代化则更进一步，它强调市场、技术以及私营机构对环境与发展事务的重要性，支持更加集约、更加高效的所谓“硬技术”、“硬农业”、“硬动力”，支持“私人保护的积极性”和“私有化污染”3，从而为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更加有力的执行手段。在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执行计划(2002)中，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市场参与能力从而消除贫穷、促进公私合作以及私营部门的参与和责任、开发并使用更加清洁高效的技术即成为与会各国所强调的重点内容。 3定义对行为的期望 人们在讨论环境问题过程中，不论是把威胁界定在哪些方面，也不论是打算遵循什么样的行动路线，总是要以特定的目标为指引，力图为自己构建一个美好的未来。环境话语如果缺乏一种适当的远景展望或追求，就会失去对社会公众乃至政治人物的吸引力。 对所有国家而言，它们最终都需要一个良好的地球栖息地，需要一种洁净的、舒适的地球环境。为了维护这种环境，生存主义果断地舍弃了经济增长，要求实现罗马俱乐部米都斯等人所谓的“零增长” 。而可持续发展话语则认为经济增长、环境保护、社会公正都是长期可持续的，它们可以共同取得进展，从而为人们树立起一种可期待的远景追求，使其逐渐走出生存主义所引发的悲观氛围。生态现代化则确信“市场经济压力刺激和有能力国家推动下的更新可以在促进经济繁荣的同时减少环境破坏,而不必对现行的经济社会活动方式和组织结构做大规模或深层次的重建” 4。因此，发展将会继续，社会仍将进步；一种乐观、自信的图景在社会中变得清晰起来。 4建构联合国在全球环境事务方面的相应身份 由于环境问题复杂关联，国际社会在探索环境问题解决之道时已逐渐认识到了国际联合行动的重要性；随着世界迈入一种快速全球化的时代，全球协作又逐步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在全球环境协作方面，联合国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应当承担什么样的角色，世界各国在历次联合国环境大会以及联合国新千年大会等会议上都表明了自己的基本观点与态度。 重点以2000年联合国新千年大会和2002年约翰内斯堡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大会（WSSD）为例。在联合国新千年大会上，与会各国在联合国千年宣言中强调“联合国作为世界上最具普遍性和代表性的组织，必须发挥核心作用。” 在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大会上，与会各国则在大会通过的执行计划第142段中明确规定：“一个充满生气和有效的联合国系统是增强国际合作、促进可持续发展和建立对每一个国家都有好处的全球经济体系的基本条件。”并在随后的第143至155段中对联合国大会、联合国经济与社会理事会、环境规划署、人类住区委员会、开发计划署、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等联合国机构在全球环境事务中的角色作了说明。 在大会最终发表的可持续发展宣言中，与会各国重申：“我们支持联合国发挥领导作用，它是世界上最具普遍性和代表性的组织，是最能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机构。” 因此，尽管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在全球环境事务方面的合法性与治理效能仍有待不断地讨论和改进，但国际社会还是对联合国表明了高度信任与期望，把统筹或支撑全球环境协作事务的主要任务与权威授给了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 （二）联合国全球环境治理机制对全球环境话语的促进 这种促进主要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 1发动或组织全球环境讨论，并为之提供平台 自1972年以来，联合国已成为历次全球环境大会的发动者、组织者，这些大会所进行的相关活动及其所取得的成果也是富有生气和显而易见的。在会议之前，联合国往往要聘请专家或组织专门委员会召开筹备会议，拟定大会程序，进行专题调研并提出建议报告或撰写具有大会基调性质的研究报告。 会议期间除了召开所有成员都可参加的全体会议外，还要根据参会人员的性质与要求，按照不同的议题进行小组讨论、辩论甚或谈判。会议在结束时则往往发表能够总结与会人员观点、具有广泛共识性的原则宣言或行动计划。 而且，为了能够包容各种相关行为体和利益，对全球环境及发展问题进行充分磋商或讨论，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正式组织了两个类别的全球环境论坛。一是自1999年起，对环境规划署理事会进行开放和扩大改造，在理事会年会召开的同时举行由世界各主权国家部长级代表参加的全球部长级环境论坛（GMEF）；二是自2000年起，组织与前者平行的由市民社会成员参加的全球公民社会论坛（GCSF） 。 因此，“关键的联合国环境机构与方案在向市民社会、私营部门、各种不同的行为体和利益保持开放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不应当被低估”。联合国在全球发起并组织了绝大多数环境大讨论，为来自世界各地的不同行为体提供了相互讨论和沟通的平台。 2为全球环境讨论设立议题，积极促进环境思考范式转变 自20世纪60年代末尤其是1972年以来，环境问题已经跨越国界而成为全球人类的共同经历和感受。但究竟应当如何思考环境问题，进一步说，如何思考和处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人们由于各自所处的境况不同，会不可避免地从不同的视角和背景进行探索，发出不同的声音。联合国在汇聚、引导这些探索从而建立一种协调一致的环境思考范式上发挥了主导作用。 以对环境与发展关系的思考为例。尽管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大会在宣言中指出，“在发展中国家中，环境问题大半是由于发展不足造成的”，而“在工业化国家里，环境一般同工业化和技术发展有关”。 但由于大会的主要议题在于使保护和改善环境成为人类“一个紧迫的目标”，因此对环境与发展关系的思考并不充分。 1980年3月，联合国大会发出呼吁：“必须研究自然的、社会的、生态的、经济的以及利用自然资源过程中的基本关系，确保全球的持续发展。”5 1983年秋，第38届联合国大会决定成立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专门调查研究环境与发展的关系问题；1987年，该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