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与西夏文字的创制张迎胜2009-04-20 19:06:14 阅读276 次作者提供，原刊兰州学刊2009年第3期【内容提要】对西夏文字的研究，至今仍有尚待涉足的秘境。作为佛国圣地的西夏，充当其精神世界最为重要内核的佛教，理应体现在西夏的全部文化过程，即文化内容及其结构的连续变化之中。有鉴于此，本文对佛教与西夏文字这一文化形式、序列、形貌的关系加以探讨，从基于佛教信仰的佛经译写是西夏文字创制的重要动因，以及西夏文字创制中佛教理念渗入等方面，追寻党项人在佛教信仰影响下思维的方法和特点，以求廓清西夏文字创制之迷。【关键词】佛教西夏文字创制一、引言在华夏民族文字的艺苑中，西夏文字（“番文”，又作“蕃文”、“蕃书”）堪称一支独具风采的奇葩。西夏文字“乍视，字皆可识；熟视，无一字可识。”1它“字若符篆”，2“字形体方，整类八分，而画颇重复”3。西夏文字究竟有多少？学术界看法不一。西夏人梁德养说有6230个（1132年）4；俄罗斯学者索弗洛诺夫认为，西夏文字有5819个5；日本学者西田龙雄统计，西夏文字有5763个6；史金波先生认为，西夏文字有6000多个7；李范文先生认为，西夏文字有5857个8。作为“国字”，西夏文字曾在西夏王国所统辖的今宁夏、甘肃、陕西北部、内蒙古南部等广阔地理带之中，盛行了约两个世纪（10381227）。后，降及元明两朝，西夏文字仍在一些地区存活了大约四个世纪。如：元朝仍有西夏文佛经的刊印，从大德六年（1302）至皇庆元年（1312），历时13年，雕版印施了河西字（即西夏字）大藏经190部，约687800卷，还曾以活字版印制了大量的西夏文佛经，还有居庸关云台西夏文石刻（1345），莫高窟下寺西夏文六字真言碑刻（1348）等；明朝也有西夏文佛经的印施，如印数为1000部的高王观世音经（1348），还有西夏文经幢的刻制（1502）等。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现象，随着西夏王国的灰飞烟灭，西夏文字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岁月中，西夏文字沉寂而去，几无人知晓。直到清朝乾（隆）嘉（庆）考据之学兴起，在学者们追寻和著述西夏历史的时候，西夏文字才被重新提及。甘肃武威人张澍（17761847）于嘉庆九年（1804），从所发现的一通重修凉州护国寺感应塔碑的碑文中，肯定地识别出了西夏文字，从而开创了对西夏文字认读的新纪元。此后，清刘青园，鹤龄，法戴维利亚，毛里斯等相继识读了西夏文字。而俄柯兹洛夫1909年从原西夏黑水城遗址（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发掘的大量西夏文文献，更为中外学者提供了研究西夏文字的宝贵资料。于是，又陆续有了以研究西夏文字著称的学者、专家，杰出代表如中国的罗振玉、罗福成、罗福苌、王静如、李范文、史金波、龚煌城，俄国的聂历山、克恰诺夫、克平、索弗洛诺夫，日本的石滨纯太郎、西田龙雄、桥本万太郎等。回顾二十世纪的西夏学研究，取得了特别成就的西夏文字研究，不愧是其学术重镇之所在。几代中外学者对西夏文字与汉字的形体对应关系，西夏文字形、音、义的基本要素，西夏文字的构造方式，西夏文字的读法，西夏文字意义的解索，甚至，还有西夏文字的计算机编码和应用软件等，进行了广泛、深入、细致的讨论，发表了许多令人信服的精辟见解。应当说，西夏文字的研究，已经接近建立完整系统的阶段了。9可笔者以为，对西夏文字的研究，至今仍有尚待涉足的秘境。作为佛国圣地的西夏，充当其精神世界最为重要内核的佛教，理应体现在西夏的全部文化过程，即文化内容及其结构的连续变化之中。而在以往的西夏学研究中，学者们大都致力于佛教与西夏社会、政治、思想、文学、艺术等诸多文化形式、序列、形貌的关系的探讨；却较少关注对佛教与西夏文字这一文化形式、序列、形貌的关系的探讨。有鉴于此，本文仅从基于佛教信仰的佛经译写是西夏文字创制的重要动因，以及西夏文字创制中佛教理念渗入等两方面，就佛教与西夏文字创制的问题，略谈浅见，以求教于方家。二、基于佛教信仰的佛经译写是西夏文字创制的重要动因从当时的实际情况看，创制党项羌族文字即通常所说的“西夏文字”，确系党项羌社会继续发展的需要，也是羌汉民众之间进行社会生活交际的需要。正如西夏学者骨勒茂才所言：“不学番言，则岂和番人之众？不会汉语，则岂入汉人之数？番有智者，汉人不敬；汉有贤者，番人不崇。若此者，由语言不通故也。”10关于西夏人创制西夏文字的动因，学者们多有论及。或曰：“为了巩固自己的民族语言，并作为民族自觉的表征，元昊颁行创制一种新文字，尊为国字。”11或曰：“西夏文字的创制，是党项族为建立封建国家的需要，它构成西夏文化的重要特色与标志。”12或曰：“西夏创制文字是为宣布独立而做的诸多舆论准备之一。”13确如史载：“元昊既制蕃书，尊为国字，凡国中艺文诰谍，尽易蕃书。”14西夏设立了职能类似唐宋翰林院的“蕃字院”和“汉字院”，专门书写“诰谍”，不仅与吐蕃、回鹘等王国的往来公牍要用西夏文书写，就连与宋朝往来的汉文表奏，也要加写上西夏文。西夏的教育机关，除“汉学”外，还有重在教授西夏文，并从中选拔习学优秀者授以官职，为西夏统治者输送人才的“蕃学”。西夏始自元昊的西夏文应用，所涉及到的“艺文”，不仅种类繁杂（实包括文学、军事、法律、字典、辞书、碑刻、文契、佛经等），而且数量也极为庞大，创下了少数民族文字应用的奇迹。当我们感受到党项羌民族和西夏王国赋予西夏文字以旺盛的生机和蓬勃的活力时，便会发现，西夏文字所承载的强烈的政治功能，与其拥有广泛的社会功能是联系在一起的。由此，若再仔细品鉴西夏文字创制的问题，则不难理解，除了民族独立、建立王国等重要动因以外，还存有许多无法割舍的重要动因，如思想沟通，感情交流，文化来往等；正是各种各样的重要动因共同汇聚为巨大合力，推动着西夏文字被迅速而顺利地创制而成。在此，笔者所要特别强调的是，基于佛教信仰而产生的佛经译写的需要，是西夏文字创制的一个重要动因。众所周知，西夏的居民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世居本土者”。他们以汉族人为主，还有一些吐蕃人、回鹘人、突厥人、蒙古人、契丹人等；他们久远以来，甚至有不少人是祖祖辈辈就生活于后来成为西夏版土的这片土地上；从整体上说，他们原本是西夏政权所要征服的力量。另一部分是“迁居本土者”。他们多为党项羌人，还有一些吐谷浑人、鲜卑人、吐蕃人等；他们自隋唐以后几经迁徙，从青藏高原的东部边缘地区，陆续来到了后来成为西夏版土的这片土地上；从整体上说，他们是西夏政权所依存的力量。应当说，是“世居本土者”与“迁居后来者”这两部分居民各自拥有的那份佛教信仰（尽管存有很大差异），共同汇聚而成了西夏王国的佛教信仰。其中，作为所征服的“世居本土者”的佛教信仰（由汉魏至北朝、隋至唐、五代至北宋前期等阶段而来的），提前奠定了西夏王国佛教信仰的深厚基础，而作为所依存的“迁居本土者”的佛教信仰（由游牧青藏高原、散居陇原、割据夏州等阶段而来的），无疑决定了西夏王国佛教信仰的发展方向。史载，党项羌上层人物的佛事活动，早在西夏王国筹划于帷幄之时就已经开始了。北宋真宗景德四年（1007）五月，德明的嫡母罔氏卒，告哀于东京（今开封），得宋真宗准许，由宋廷致祭使袁瑀护送，德明至山西五台山，修供十寺为母祈福。德明选择这种庄严、隆重的佛教仪式，来忆念、祭奠自己的嫡母罔氏，足以说明他对佛教的一片向往之情。德明的这一祭奠活动，可以看作是西夏王国佛事的滥觞；对以后西夏民众普遍信奉佛教，西夏王国以佛教立国、治国，无疑具有明显的导向意义。北宋仁宗天圣七年即1029年（又说：天圣八年即1030），正在忙于谋求民族独立事业的德明，怀着急切的心情，遣使至宋，献马七十匹，乞赐佛经一藏（佛典将经、律、论三大部类称为三藏）。德明卒去（北宋仁宗明道六年，即1032年），元昊继位。史载，元昊也“好浮屠学”15。他继承了德明向宋求经的思路和做法。在西夏立国（1038）的前四年，即北宋仁宗景祐元年（1034），元昊遣使向宋献马五十匹，求佛经一藏，获宋仁宗准许并特别赐予。正如许多民族只有口头语言而没有书面语言一样，党项羌人原来只有属于自己的“词的语言”16，即只有语言的语音、词汇、语法系统，并没有记录自己语言的书写符号系统，即文字。从西夏统治者“以佛立国”的夙愿说，如何使他们已经赎得的和将来还会陆续赎得的汉文佛经（德明、元昊各赎得佛经一藏，此后，又有谅祚赎得佛经三次，秉常赎得佛经一次，总数约为完整的汉文大藏经），能够得以在西夏民众中流传？这自然就提出了民族语文翻译的问题。自元昊创制西夏文字之初，就组织人力将汉文大藏经译为西夏文“作成三百六十二帙，八百十二部，三千五百七十九卷”。17而主持翻译的却是来自高昌回鹘国的僧人、国师白法信和白智光等32人。18体现了西夏佛教与文化来源的多元性。就此，应该说，是佛经翻译的客观需要，实际上成为了西夏文字创制的直接而实用的动因。后来成为“国字”，在西夏王国大行其道的西夏文字，最初正是被佛教的风雨所吹拂和淋漓，才得以迅速催生而出的。如是，则可肯定：佛教无疑成为西夏文字的重要根柢了。从有关西夏王国以西夏文字译写佛经的史实中，也可以印证，基于佛教信仰的佛经译写，确为西夏文字创制的重要动因。元代人所作的西夏文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发愿文（1312）中写道，“戊寅年”（1038），即西夏宣布立国的第一年天授礼法延祚元年，元昊即命国师白法信为主持人，将汉文佛经“令依蕃译”（翻译为西夏文字）。这与西夏人所谓“风角城皇帝（元昊）以本国语言，兴起蕃礼，制造文字，翻译经典”说法19完全一致。史载，元昊之后，又有谅祚、秉常、乾顺、仁孝等皇帝，继续不断承袭，亲自主持用西夏文译写、刻印并散施佛经的事宜。如是，以至形成了西夏文化中的一个独特传统。西夏人不仅运用西夏文译写了数量庞大的汉文佛经，还译写了许多藏文佛经、梵文佛经，这为在西夏境内弘扬佛教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史金波先生对此多有考证，他说：“把汉文佛经译成西夏文，在西夏前期已经大体上完成。此后，在佛经的传布方面已经由汉文佛经的翻译转为大规模地校勘佛经和把藏文佛经译为西夏文佛经。”20三、西夏文字创制中佛教理念的渗入如上所述，西夏文字的创制成功，极大地方便了西夏的佛经翻译事业。是受益于西夏文字，才使得西夏的译经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从而为佛教在西夏的广泛传播提供了有利的前提条件。但平心而论，西夏文字的创制本身，即得益于佛教者也颇多。其一，西夏文字创制者是通过破译包括汉文佛经在内的诸多汉文典籍所使用的汉字的结构系统密码，才获得了汉字基本的造字方法；从而，作为他们创制西夏文字的重要依据或借鉴。作为“汉字型文字”的西夏文字，其构造方法，主要是借鉴了包括汉文佛经在内的诸多汉文典籍所用之汉字的构造方法，诸如形声、音义、反切、互换、会意等。其二，西夏文字创制者将许多佛教用字，以音译（或意译）的方式，创制为西夏文字。我们从西夏文韵书同音和西夏文字典文海中，可以查知，汉文中的许多佛教用字，都被音译为相应的西夏文字了。如：“佛”、“僧”、“寺”、“禅”、“梵”、“缘”、“因”、“谛”、“悟”、“知”、“祷”、“祭”、“拜”、“香”、“戒”、“劫”、“钵”、“钹”、“界”、“圣”、“真”、“善”、“美”、“供养”、“布施”、“福禄”、“菩提”、“涅槃”等。这些音译字，许多原本就是来自梵文的佛教“声明学”即语言学、音律学、文字学著作的。在古印度佛教中，“声明”被视为佛教的教体，声明学著作被称为“经”（宣说佛教教义的著作）。所谓“声”，是由“五大”即地大，水大，火大，风大，空大所定之音。“声”又称为音，音声，五音等。这“声”是神圣的。古印度梵文字母（“悉昙”）的十二韵和十二律名，都依“声”而定。据声明学的看法，声是法（规律、规范）的体现，声与法同样永恒，声是天然的存在，声是天地之常道，声是产生于“真如”（佛性、真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