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支持农业”模式在中国三十年前，随着人口压力的剧增和工业化大生产引入农业，杂交水稻大面积推广，机械化播种收割，大量地使用化肥和农药，新的农业生产模式迅速取代了中国延续了几千年的精耕细作的农耕文化。我们必须承认要实现粮食的自给自足，必须持续在这条路上走下去。但是随着农业污染日渐深重、食品不安全问题层出不穷，人们谈食色变，对健康食品的渴望从来没有这样强烈的时候，“社区支持农业”这种独特的模式开始出现在中国。这种模式在日本和美国早已风行，因为他们早二十几年就面临我们今天遇到的问题。尝试：不施化肥，不用农药种水稻对于51岁的许叔来说，种地已经三十多年了，但这却是他时隔二十多年第一次又像年轻时候一样去种地：不施化肥，也没有农药，搞点猪尿猪屎作肥料，打点沙灰来防病，因为他种的是有机水稻。半年前，许叔第一次听说了“有机水稻”这个词，也第一次听说了CSA，到现在他也没有搞明白这个翻译为“社区支持农业”的概念究竟是什么。但这个概念正一步步改变着他的生产和生活。改变要从半年前说起，五指山镇来了两个外地游客，她们似乎对农田特别感兴趣，关心当地有没有一些传统的农业品种。她们问许叔，愿不愿意按照传统的方式来种水稻，不施化肥，不用农药，用以前的谷种，而不是现在的杂交稻。在稻谷成熟之后，她们会组织广州的一些消费者用远高于市场价的米价来买下他种出的有机水稻。一开始许叔没有当回事，但在她们走后不久，一袋谷种从广州寄到了五指山，抱着姑且一试的心理，许叔从他的三亩地里挑出了四分地，种下了这些传统的水稻。英文Organic（有机的）这个单词有“古代的”的意思，事实上在二十年前许叔就是这样种地的，而这种精耕细作、生态环保的农耕文明在中国持续了几千年。“我二十来岁的时候，水稻有很多品种，年年家里都是自己留种，我记得种的是一种杆子很长的稻子，亩产量也就四五百斤，很低，那时候哪有化肥、农药、杀虫剂，村子里竞争最激烈的就是茅坑，每家每户都积着人蓄肥。”许叔说，“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推广杂交稻，亩产很快就上去了，一亩可以收七八百斤，为了产量高就要用化肥、农药。”小饶就是来到许叔家的游客，南岭会这个小环保组织为数不多的全职工作人员，这个环保组织干的就是“社区支持农业”，CSA。价格：有机米价比普通米贵一倍“社区支持农业”源起于日本。上个世纪60年代末，东京等大城市的主妇们出于对健康农产品的需求，自发组成消费团体，到农村去包地，通过订单、预付款等方式鼓励农民生产不用化学品的农产品，并与农民协会直接交易。这种消费模式对整个日本生态农业的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并在之后风靡欧美。目前，美国有2000多个农场以CSA的模式经营。前不久，由南岭会组织的“乳源农家乐自驾游”开进许叔家，来自广州和香港的十几位市民在参与收割等活动的同时，以4元一斤的价格认购了许叔种出的第一造有机米，这个价格是市场价的一倍。“参加活动的市民把有机大米抢购一空，甚至连许叔家中的普通米都卖出了好价钱。”小饶笑着告诉记者。初尝甜头的许叔打算明年再多追加两亩地种植有机农作物。南岭会成立于2007年年初，当时的理念很简单，“南岭是目前广东生态最好的地区之一，但出于生存的压力不少农民砍了原生态的森林，进行盗猎活动，为了追求高产，土地大量使用肥料、农药。我们希望能够为农民们找到替代性的收入，进而保护生态的多样性。可持续的生态农业就成为唯一的选择。”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城市人为食品安全问题所困扰，追寻健康安全的食品。南岭会一头联系着生产的农民，一头联系着消费的市民。推进：城市消费者期待无污染食品一开始的工作并不顺利。2007年年初，韶关罗坑自然保护区年轻的农民“光头”是第一个接受他们说服的人。“当时村子里的其他人都等着看光头的笑话，因为大家的地都打农药，你不打那不是虫子全跑你家地里了。当时做了最坏的打算，没收成也罢。”小饶回忆说。结果那块6分地当年产出了180斤大米，由“南岭会”工作人员和几位朋友组成了第一批城市消费者，以高出市价一倍多的价格买下了那180斤米。种了一季之后，“光头”出去打工了，他把庭叔介绍给了南岭会。如今，在庭叔家的墙壁上贴着包田购米的协议书，今年他一口气种了两亩有机水稻。庭叔是从心底接受有机种植模式的。以前，每次花大价钱购买农药和化肥他都很心痛，用他媳妇的话说，“以前别人喷四次农药，家公只喷三次，并且比别家的农药稀释许多”。如今的庭叔乐此不疲地“发明”生态肥。“比如在尿液中加辣椒水施肥同时又驱虫，或者是用家禽或鱼的内脏来自制有机肥。”庭叔说是非常有效果，而且庭叔已经把这些经验和技术都运用到家里的十亩地里。让他甚为得意的是，今年他家种的十亩地没有买化肥，省了一笔化肥钱。“庭叔直接把米卖给了城里人”，附近村子的农户纷纷来庭叔家一探究竟，他也乐得与村民分享自己生态种植的技术，在庭叔的带动下，村里的两户人家也开始种植绿色水稻。到目前为止，罗坑以及周边村镇一共有6户农户加入今年的包地合作项目，种植面积达到4亩，涉及有机水稻、有机黄豆等多种作物。但因为合作种植的面积少，农户能够获得的收益还是有限。“南岭会”也通过其他方式帮补农民收入，他们一年会在工作人员、朋友和网友中组织几次去农户家的生态旅游，并在淘宝网开设网店帮助农户售卖农产品，除去必要的成本外，所有的利润都返还给农户。实践：女博士和她的小毛驴农场事实上，“社区支持农业”在中国许多地方都已悄然展开实践。在贵州，网友雪霖通过短信向朋友们发出向农村合作社团购猪肉的邀请，得到20多个城市家庭的响应。通过与乌区百宜乡洛坝村生态农业合作社协商，消费者们以毛重每斤8元的价格购买了洛坝农户刘学军家的一头猪。这头猪是用熟食喂养了整整一年的“生态猪”，从小到大没有吃过一口饲料和添加剂。175公斤毛重的猪，卖了2800元，这比猪贩子上门收购要多收入近1000元。走得更远的是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的博士石嫣。这个被称为“中国第一个洋插队”的博士专门到美国明尼苏达州西南部的农场里当了半年农民，亲身体验美国农场的经营模式。在今年4月，在北京凤凰山脚下20亩的土地上，石嫣和她的小毛驴农场开始了实践。小毛驴农场的客户有两种类型。一种叫普通份额，每周农场将给客户们提供刚摘下的有机蔬菜。种类和数量由农场根据当季种植情况搭配。另一种叫劳动份额，客户每家在农场中租有30平方米的土地，周末他们就要到自己的土地上耕种，顺便摘取自己的劳动果实。无论是普通份额还是劳动份额，都要在种植季开始前与农场签下一个为期20周的协议，并提前付费，农业种植中的风险由农场和客户共同承担。普通份额成员的有机蔬菜分为全额和半额两种，20周全额价格2500元，如果可以自己到农场取菜价格是2000元，保证400斤蔬菜的供应。这样算下来，平均56元钱一斤的菜要比市场上普通菜贵而比超市里的有机蔬菜便宜。困难：销售难是生态农业推广的障碍经过半年的运营，小毛驴农场已经拥有54户份额成员。农场每周六给成员配送一次蔬菜。有客户称：“这几天都吃送的菜了，自觉不放味精，味道很好！尽管小白菜可能是雨水少的原因吃起来很老。”“我家是周三完全可以吃完叶子菜，有些量大的比如花生就随手拿点去给办公室里同事了。能放的比如西葫芦可以晚点吃。放在冰箱里的叶子菜，看上去有点蔫，可是洗好了稍微泡一会，就又青翠可爱了。CSA和我们目前已经习惯了的生活略有不同，但是些许的不便带来安心，我们家觉得很值。”但也有人无法接受要求退钱的。因为一周配送一次，蔬菜的生产期长，保鲜期短，一次送那么多保鲜就成为问题。但如果小分量多次配送，配送的成本又不是农场承担得起的。而在专家看来，这种完全从美国搬回来的模式还面临预付费的问题，一下子预付一年的蔬菜费用，还要承担风险，并不符合大多数中国人的消费心理。事实上，消费一直是CSA在中国实践面临的最大问题。贵州省农科院专家欧阳国武认为，销售难是以往生态农业推广的主要障碍，原因是普通农户或村庄都无力支付认证费，没有认证就难以进入主流销售渠道。同时，生态农产品产量较低、卖相不好，又费时费工，如果没有消费者的理解和认同，农民就无法从市场得到激励而坚持下去。南岭会也曾经出现过有机黄豆滞销的问题。“几十斤的有机黄豆，一直没能卖出去。因为有机黄豆无农药和化肥，新鲜无毒，更容易生虫。这么好的黄豆，烂在袋里，真的很心疼。”疑问：小众化解决方案能走多远CSA模式能在中国走多远，目前下结论还为时过早。虽然我们必须承认，面对人口的生存压力，高产的杂交水稻、大工业化的生产方式，仍将是我们农业生产的方向和主流，但在我们要吃健康食品的呼声中，CSA无疑提供了一个小众化的解决方案。正如石嫣说，“现在农业的立体污染已经成为中国污染中比例最大的污染，同时，食品不安全问题层出不穷，农民在农产品销售的最终利润中的份额越来越少，于是导致恶性循环，为了提高利润就要增加产量，于是要施用更多的化肥和农药我们到底要什么？这似乎越来越成为生存还是死亡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