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侬软语与苏州文化作品的阅读 写过小说的南方人，如余华，就会承认他是在使用另外一种语言在写作。我们阅读文学作品，要通过语言的媒介，进入作品意境中去。语言是文学的媒介,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一种语言的特征与运用这种语言形成的文学的特征密切相关。在一种语言看来是有力的、美的形式,在另一种语言里可能被认为丑陋拙劣, 简单的攀仿某种格式，而忽略了其特点.哪怕确实能恰到好处地包容文学与文化的这一部份内涵，也未免显得太刻板、太辛涩，韵味大失。 苏州话与上海话、杭州话、温州话等同属于吴语的代表方言之一，属于吴语太湖片苏沪嘉小片。在历史上具有很高的地位。苏州话以软糯著称，素有“吴侬软语”之称。苏州话也是一种文学语言。从春秋时代，就有吴和吴国的名称。当地方言叫做吴语，是从地名来的。六朝时，吴声歌曲中的“我” 就用“侬”，这种说法一直用到现在，还留存在苏州郊县一些老农口中，并转声为 “奴”。但那时的吴语总的来说和现代方言差距还很大。从明代留存的小说、传奇、弹词、民歌、笑话等文献看，明清时代吴语面貌则与现代的苏州方言较接近。如冯梦龙编的山歌，就几乎完全是用吴语的。到了清代，方言文献总量大增，成段成篇使用方言的很多。如清初的白话小说豆棚闲话第 10 则 “虎丘山贾清客联盟 ” 里清客的话：我哩个生意，弗论高低，侪好同坐。得子时，就要充个豪杰；弗得时，囫囵是个臭疠。（我们的生意，不论高低，都可以同坐。得意时就要充个好汉，落魄时整个儿是个下三烂。）其中的“我哩（我们）、个（的）、侪（都）” 等方言词，多数能在现代方言里找到。 到清末，现代化印刷业发展起来，出现了著名的长篇苏白小说，如海上花列传、九尾龟、九尾狐、海天鸿雪记等。海上花列传第一回中有：不多时，洪善卿匆匆出来。赵朴斋虽也久别，见他削骨脸，爆眼睛，却还认得。趋步上前，口称“ 娘舅 ”，行下礼去。洪善卿还礼不迭，请起上坐，随问：“令堂阿好？阿曾一淘来？寓来哚陆里？”（你母亲好吗？跟你一起来了没有？住在哪里？）朴斋道：“小寓宝善街悦来客栈。无朆来，说搭娘舅请安。”（我住在宝善街悦来客栈。妈没有来，说让我跟舅舅请安。）其中“ 爆眼睛、娘舅、阿、阿曾、一淘、来哚、陆里、无娒、朆、搭” 等都是吴语，和现代吴语区别不大了。值得注意的是，对话中敬谦语使用得当，是现代人应该学习的。 民国时期，上海亦兴起了方言小说的热潮，其中很多作品都使用了苏白。这些作品深受江浙沪吴语地区读者的欢迎。除了北京话、广州话（粤语）外，有如此大量文献的汉语方言是不多的。这些都是显示吴语文化深厚渊源的瑰宝。明清小说大家就多产于江南。松江人韩邦庆就愣在自己的小说里让人物都讲一口苏白，只有叙事才用官话。当时就有朋友反对说韩邦庆“大误”，竟然用“限于一隅”的吴语著书，这样不容易流行呀。韩邦庆不愧是一流小说家，底气很足：“曹雪芹写石头记可以全用京话，为什么我的书就不能用苏白？” “可是苏白里有很多字是没有的，怎么办？”“仓颉可以造字，我为什么不能？”那朋友知道说不服他，干脆用通俗官话写一部同题材的小说。果然，韩邦庆的小说“使客省人几难卒读”，于是“遂令绝好笔墨竟不获风行于时”。而那朋友的小说一版再版，卖了不知几十万册。后世有学者夸此书是“吴语文学第一部杰作” ，这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韩邦庆自信的正确性。他的小说与语言是分不开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全部吴语对白的小说，海上花是最初也是最后的一个，没人敢再蹈覆辙。”是啊，后来张春帆写九尾龟就聪明多了，让客人讲官话，让妓女讲苏白。九尾龟在1922年北京高等师范民意调查中，被提名“你最喜欢读的中国旧小说”，说明这种小说形式可以在官话地区通行。到了张恨水的春明外史，全是官话，妓女有时讲苏白，可是她们很烦客人学苏白。渐渐地，苏白在小说中湮灭了。 差不多100年后，上海小说家张爱玲不忍韩邦庆的杰作就这样萎死，不惜做了一件极吃力不讨好的事，将书中的全部苏白译成“普通话”。这个译本韵味大失，却让更多的人读到了这部小说。台湾人侯孝贤根据译本把这部小说搬上了银幕，可是他还是不得不让演员在戏里讲苏白从整个苏话的历史中不难看出其丰富的文学价值，从传统的惫义上可以说,研究一个民族的文学,也就是在研究它的语言。语言学和文学研究的不同只在于,前者重视语言本身的结构和规律,而后者重在解释语言的运用和语言的风格。传统的语法规则和语法系统都是以文学作品的语言风格为基础制订的。没有苏州语言，也就没有了苏州文化，又从哪里来的苏州文化作品阅读呢？语言与阅读的关系很密切，一个是建楼的砖，另一个是赞叹楼阁的丽句，没了语言，便是空中楼阁，浮华不实。没了评析，便凌乱一地，不成宏作，或是乱七八糟，不堪推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