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经典发生学初探摘 要： 文学经典的论争近年来持续不衰甚至演化为一场文化战争，是有其时代以及知识学背景的。分析影响文学经典形成的内外因素可见，有关文学经典论争中的误区在于“生成”和“建构”的二元对立论说模式，在文学经典形成过程中，文学研究者发挥着比普通读者更为重要的作用。关键词： 文学经典； 文学研究； 读者Abstract: There is some background of epoch and knowledge for continuous dispute and even cultural warfare with regard to literary classics in recent years. An analysis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elements affecting the formation of literary classics demonstrates that a misunderstanding in disputes over literary classics results from the dualisticopposition mode of literary discourserelation to “generation” and “construction”. As a rule, literary researchers play a more important role than ordinary readers in the formation of literary classics.Key Words: literary classics; generation; construction; reader关于文学经典的讨论近些年来持续不衰，原因就在于这是文学研究必须面对的一个永恒的问题。这一问题与文学史的编撰、文学学科的教学设计、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发展有着直接的关系。对于文学经典问题的探讨就是对以上诸方面工作对象的探讨和确认。文学经典的现实存在是动态的，而非静止的。因此，这个探讨的过程永无终点，但绝非没有意义。本文拟以文学经典讨论的缘起为起点，对文学经典形成的诸因素及其相互关系进行分析，以期对文学经典的发生学形成这一难题做理论上的初步探究。一、 问题的缘起有关文学经典的思考与论辩古已有之，它并不是一个新问题。每一个时代都有其独特的审美风尚、价值观念、意识形态，乃至文学生产方式，而这些因素也就决定了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有关文学作品优劣高下的评判标准。纵览中外文学史，我们可以发现，这些标准就体现在不同时期的主流意识形态、各种文化类型以及普通受众对文学作品的不同反应当中。除却上述时代的因素，不同民族、国家关于文学诸问题也都有其独特的认识。文学经典是一个历史的概念，从来就不存在超越历史的、普遍的所谓文学经典。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国家都在选择、阐释和传承属于自己的文学经典。但是，由于这些有关文学经典的不同观念之间并未形成正面和直接的交锋，或者说这种交锋是以一种隐在的方式进行的，所以我们并未明显地意识到这是一个不得不面对的突出问题。但是，20世纪中期以来这一问题之所以浮出水面，引起正面交锋，乃至演变为一场旷日持久的文化战争，概括地讲，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首先，这场论争的发生有其时代背景。20世纪60年代是一个激进的时代、一个反叛的时代，一个价值重估的时代。在这场论争中，文学成为文化激进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交锋的战场。他们围绕文学史的撰写、文学批评方法以及文学经典的确立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论争，至今余音未绝。文化激进主义者认为西方和美国的文学经典只是代表了“老朽的、僵死的、白色人种的欧洲男性”(old, dead, white European males)的文学成就。由此不难看出，他们要求重视新生的、富有生机的、弱势文化的文学经典，要求重估已有的文学经典所承载和传达的文化价值，要求走出专业的“象牙塔”，关注社会民生问题。文化激进主义者的视野已经超越了文学文本的限制，目光直逼文本遮盖之下的政治。其次，“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为重估文学经典创造了客观条件。随着“全球化”趋势突破经济领域走向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加之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世界范围内的文化交流日益频繁，文学研究的视野因而得到了极大地拓展，文化“他者”(otherness)的出现，使得狭隘的“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学观念受到了挑战，文化多元主义蓬勃发展，边缘、女性、殖民等成为文学研究中的关键词。在这种新的参照系下，人们不得不重新思考文学经典问题。最后，包括解构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等在内的各种当代西方社会思潮为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资源和方法论武器。当代思想在立场、方法、思想形态等方面的改变，促进了传统文学观念的彻底改变。如果说20世纪初期的形式主义、新批评和语言学观念形成了当代文学理论学科形态的主要结构，那么20世纪中期以来的思想变化又促使学科结构发生着更为深刻的转变和改造。这就造成了以新批评为主要代表注重文学文本的审美价值和语言特色的传统批评方法日益边缘化，而后殖民批评、女权主义批评、生态批评、文化研究等新的文学批评方法异军突起，形成了众声喧哗的局面。二、 生成抑或建构：一种简单的二元对立思考关于文学经典之所以形成的论争焦点集中在，文学经典究竟是自然生成的(the given)，还是人为建构的(the made)。那么，生成与建构难道真的就是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关系吗？我们不妨从对文学经典这一概念的梳理做起，对这一问题进行考察。已有不少文章从词源学的角度考察了“经典”及其英语的对应表达“canon”和“classic”的含义。注: 在英语中，与汉语“经典”相对应的是classic和canon。Classic源于拉丁文classius，用以区分纳税的等级。公元2世纪，罗马作家奥格列乌斯用classic来区分作家的优劣高下，到文艺复兴时期被广泛采用，后来由于与“古代”相联系，特指古代希腊罗马作家的作品。Canon源于古希腊语，本意为“芦苇”或者“棍子”，引申为度量长度的工具，进一步引申为“法度”、“规则”等义。后来多用于圣经或与圣经相关的宗教文本，有“神圣、正统”之义。18世纪之后，这一概念方超越了宗教领域，被用于文学等其他文化领域。而在汉语中，所谓“经”就意味着“三极彝训，其书言经。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论”。而“典”本义则是“常道、法则”，引申为可充当典范、法则的重要书籍。从这些论述中可以知道，不管是在西方还是中国的语境下，所谓“文学经典”就是指那些具有神圣性、权威性、典范性的文学文本。那么，影响“文学经典”构成的因素都有哪些呢？文学经典的形成是作品、世界和读者共同作用的结果，而恰恰与文学作品的创作者，即作者没有直接的关联。原因在于，文学经典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它必须经受时间的检验，具有被“追认“的特点。正如艾略特所指出的，“他们唯独不能指望自己写一部经典作品，或者知道自己正在做的就是写一部经典作品。经典作品只是在事后从历史的视角才被看作是经典作品的。”1这种“追认”的特点不惟是作家个人的意识，更主要的是它构成了文学经典的“有机构件”，变成了经典文本的基本要素；文学经典是被创造出来，不仅仅是作家的创造，更是历史和社会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作品、世界和读者这三个因素可以分为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两类。内部因素指作品本身所蕴含的艺术价值和可阐释空间，外部因素就是指世界和读者，它包括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力的影响、文学理论和批评的价值取向，以及读者的期待视野。注: 这一划分参考了童庆炳先生的文学经典建构诸因素及其关系一文，见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文学世界的内外因素紧密地结合为一个整体，单单从任何一个方面分析都是片面的。内部因素的先验结构、外部因素的社会历史性都是不以人的意志所转移的客观因素。文学作品本身的艺术价值和可阐释空间是主生成说者立论的出发点，强调的是文学作品的审美价值。他们认为一部文学作品之所以能够成为经典，根本原因在于它写出了人类普适的价值观念和审美共通心理，因而能够激发读者的情感和想象，这种普适的价值观念是超越历史、民族和意识形态等外部因素的，是一种专属于人、有别于动物的情感和心理。而主建构说者认为，这是一种“本质主义”的认识，其谬误在于假定文学经典具有超历史的、普遍的、绝对永恒的价值。在建构论者看来，根本就不存在这样的文学经典。文学以及文学经典都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应该将其还原到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去看待。历史本身是变动不居的，甚至历史本身都是被建构起来，何来“超历史”的文学经典呢？他们认为，文学经典是在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力的操控下被建构起来的，因而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受不同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力的影响，不同的文学作品便会被推上“经典”的神坛。其实，建构说者在批评生成说者犯了本质主义的错误的同时，自己也迈入了同样的认识误区，他们把对“否定”、“解构”和“差异”本质化、绝对化了。中外文学史告诉我们，的确存在着一些像哈姆雷特、红楼梦那样的文学作品，他们是虽经不同时期、不同民族和国家的意识形态冲刷而永不褪色的文学经典。其原因就在于这些作品承载了能够穿越时空的人类普遍的情感和普适的价值。经典作品在本身的审美价值之外，一般还蕴含着广阔的可阐释空间。经典之作往往兼具“深、约、宏、美”的特点，其思想之深邃、描述之含蓄、画卷之宏阔、形式之精美相得益彰。比如，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一派苍凉沉郁的气象，道尽了生命存在因不能突破时空局限而产生的根本的孤独之感。经典作品正是由于自身这种广阔的可阐释空间，才变得 “经久耐说”，不管是赞是弹，人们总能从作品当中获得阐述自己观点的灵感和材料，正如鲁迅先生所言，面对同一部红楼梦，“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2。这种广阔的可阐释空间在激发读者想象和情感的同时，也给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力提供了用武之地。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力对于文学经典的操控，也正是建立在文学作品自身的经典性之上的。原因在于，“艺术可以肯定地说是为它本身以外的目的服务的；但是艺术并不需要意识到这些目的，而且它愈是不关心这些目的，就愈能更好地发挥它的功能，根据各种不同的价值理论，艺术的功能可能是这样或那样的”3。或许，将艾略特的这段论述改成“艺术可以肯定地说是被它以外的目的所利用”，可以更准确地表述艺术作品本身的这种远离现实功利的“无目的性”。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那些在“旗手”领导下，“政治挂帅”以“三结合”的方式创作出来的所谓“样板戏”肯定是行之不远的。在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力发生变迁之后，这些“经典”很快被推下了神坛。尽管这些“经典”在今天并未从人们的视野中完全消失，但是人们看重的恰恰是其审美的价值，而非它所灌输的“革命思想”。由此可见，“建构”是建立在“生成”的基础之上的；外部的操控总须以文学作品自身的审美价值和阐释空间为前提。如此而论，并不是要断然否认意识形态、文化权力、文学理论和批评的价值取向以及读者的期待视野等外部因素对于经典形成的影响。首先，必须肯定意识形态、文化权力对于文学经典的建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但不是决定性。自汉以降，在长达数千年的封建社会被奉为圭臬的诗经，它的作用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其神圣性不容亵渎、权威性不容置疑。但是到了“五四”时期，诗经连同其他儒家经典的命运却发生了倒转。诗经逐渐恢复了作为文学作品的本来面目，人们开始用对待文化、文学的方法来批评、研究这部饱含喜怒哀乐、有声有色的“诗歌总集”了。我们可以看到，诗经的经典地位从古到今始终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先秦两汉时期诗经是“经”的经典，近代以来诗经是文学经典，这个区别是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