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史观：发展还是超越?_马克思主义论文作者：蒋大椿 编者按：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所在，列宁把它称之为“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由此，过去在历史观和政治观方面占支配地位的那种混乱性和随意性，被极其完整严密的科学理论所代替。无疑，随着时代的前进，唯物史观也要丰富和发展。发展首先要在坚持它的基本精神、基本原则的前提下进行，不能重新回到被马克思所消除了的以往历史理论的主要缺点上去。倒退不是“创新”。唯物史观又只能在将其基本原则运用到社会历史实践中去、运用它们来分析和解决人类所面对的一系列重大现实问题的过程中才能丰富和发展，而不能对它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当前，世界正在发生急剧的变化。正确地理解、阐释和发展唯物史观，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科学地分析现时代的本质和特征，揭示当今社会深刻的矛盾冲突及其根源，把握其发展规律和变化趋势，认清我们的历史地位和责任，已成为哲学研究的一个重大课题。这里发表王锐生同志的，希望推动这方面的研究和探索。蒋大椿先生的论文当代中国史学思潮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发展(2001年，以下简称“蒋文”)从关心马克思主义史学未来命运的角度出发，评论了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现状，提出超越唯物史观，另创新的历史观的任务。这样一篇不能不引起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的关注。蒋文在概述新时期史学思潮的现状时说：“就史学思潮而言，唯物史观的影响在下降，多种思潮竞争，史学思潮的多元化正在逐步形成。这应当是我国史学发展并促成它继续发展的征象。”新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遇到了新的情况，面对着新的问题，这是人们熟知的，不只是发生在史学领域。究其原因，除了客观环境的改变，当代唯物史观研究不能说一点缺陷也没有。哲学也应当在自我批判中发展。但是，我怀疑，唯物史观真的到了“应当超越，必须超越而且可以超越的”地步了吗?抛弃唯物史观，代之以蒋文的“唯物辩证的以实践为基础的系统史观”就一定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出路吗?本文作者并非以史学为专业，所以对于蒋文中关于史学思潮的评述不拟置喙。但对蒋文有关唯物史观评价部分有若干困惑，拟求教于蒋先生。一、代替唯物史观的历史观“新”在哪里?蒋文宣称，“马克思的历史视域及其历史洞察力，在我们时代是无法超越的，但唯物史观却是应当超越，必须超越而且可以超越的。”对前一句话，我同意；对后一句话，我有异议。在蒋文中，唯物史观与传统唯物史观两个提法并用，具有同一含义。众所周知，马克思所创立的历史观历来被称为唯物史观(有时也称历史唯物主义)。唯物史观一词来自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的序言中所说的：“马克思和我，可以说是把自觉的辩证法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拯救出来并用于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的惟一的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49页)目前，世界上有人批评唯物史观，但他们是把唯物史观当作马克思的历史观来批评的。他们不会在否定唯物史观之后，再宣布确立一个与唯物史观不同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因为他们知道，马克思主义历史观除了唯物史观外，不可能是别的东西。马克思主义者队伍中也有人批评唯物史观中的这个或那个论点，并主张用某些新的内容来丰富、补充或发展它。但丰富和发展了的这个历史观仍然是唯物史观当然，可以称之为当代的唯物史观。总之，蒋文把用来否定唯物史观的那个历史观叫作“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这对我来说是很难理解的。蒋文宣布：用来代替唯物史观的那个历史观是具有如下特征的：(1)唯物辩证的；(2)以实践为基础的；(3)系统的。那么，让我们来看一看，在原来被人们公认的唯物史观诸特征中，是否有蒋文所列举的这些新东西。首先，在哲学史上，唯物主义是因唯物史观的出现而第一次在社会历史领域获得了“唯物辩证”的特征的。马克思以前的唯物主义是机械的、直观的唯物主义。旧唯物主义恰恰因为不懂得辩证法而在社会历史领域陷入唯心主义，因而完全没有“唯物辩证”可言。只有在自然领域，它才坚持了世界的物质性。但旧唯物主义离开自然辩证法依然很远。唯物史观的出现首先是因为这种新唯物主义是辩证的，所以它才能够把社会历史领域中的唯心主义驱逐出去，实现了对社会生活的唯物主义解释。正如恩格斯所说的，由于把“自觉的辩证法”“用于历史观”的结果，就有了唯物史观，即第一次有了对社会生活作出唯物辩证的解释的哲学。其次，只有真正的唯物史观才是“以实践为基础的”。说用来代替唯物史观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新特点是“以实践为基础”，这等于说，原来的唯物史观是排斥实践的。这样的“唯物史观”当然是冒牌的。唯物史观之所以能够在社会历史领域做到对事物作唯物辩证的分析，就是因为马克思把实践的观点引入了社会历史的研究。哲学家吴江认为：马克思不是先把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颠倒成为唯物辩证法，然后才把它运用于解释社会生活。恰恰相反，“辩证法真正变成唯物主义的辩证法，是在唯物地阐发历史发展的原因和历史本身的辩证法之后，是在主体和客体的关系上确立科学的实践观之后”。“单纯的逻辑改造不能把黑格尔的辩证法倒过来”。(吴江，第19页)可见，这里的关键是有无实践观。旧唯物主义者依靠感性直观去观察人，所看到的只能是生物学的人、受本能支配的人。用这样的抽象人和他的抽象人性解释社会生活，当然只能陷入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泥淖。社会是人的社会，而实践就是人的存在方式。社会生活本来就是社会人的物质实践活动所创造的。而人的社会本性也只有在社会实践中才能形成、并不断获得新的素质。这就是人创造环境与环境创造人的辩证法。所以马克思说，一切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离开实践的观点就不可能对社会生活做唯物的和辩证的解释。以实践为基础的历史观只能是唯物史观。再次，唯物史观并不排斥所谓系统论思想。唯物史观历来就把社会看作“社会有机体”，就是说，把社会看作一个系统。当马克思应用唯物史观去剖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系统的思想是十分明显的。甚至系统论的创始人贝塔朗菲也承认，在资本论里可以找到系统论的思想萌芽。既然如此，把“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发展”建立在否定或超越唯物史观的基础上，实在是很费解的。二、到底是谁的缺陷?同唯物史观研究中的缺陷作斗争是对的，在这一点上，我与蒋文有共识。问题在于，这些缺陷绝大部分是唯物史观自身固有的，还是被人为地附加到唯物史观上去的，是唯物史观的被扭曲?换言之，缺陷的“账”应当算到谁的身上?这是我的另一个困惑。如果归罪于唯物史观，那就要像蒋文所主张的那样否定它，并用所谓“新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去取代它。如果不能归罪于它，那就是另一种做法恢复真正唯物史观的本来面目。或者说，回到马克思，并加以发展。在人类思想史上，一种影响深远的学说在后人传承过程中，除了学说本身获得新发展外，也会在特定情况下被人为地附加上背离学说本质的某些消极东西。这种情况在马克思在世时就已经出现过。19世纪70年代末，法国的“马克思派”自命为马克思主义者，但存在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倾向，对此马克思说：“我只知道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98页)在马克思离开人世后，类似情况再次在前苏联的30年代出现。蒋文列举的所谓“传统唯物史观”的缺陷，绝大部分都是来自前苏联占主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前苏联也有一些有真知灼见的哲学家，但不为官方所重视)。该类文本是这样介绍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先于它出现的辩证唯物主义在社会历史领域的推广、运用。这种辩证唯物主义以物质本体论贯彻始终。所以作为它所推广、运用的“历史唯物主义”就不可避免地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精神实质有了距离。差异集中反映在如何对待实践观上。我们知道，在哲学中引入实践观是马克思使以往哲学得到革命变革的关键所在。然而在苏式哲学读本(唯物史观部分)中，实践的观点长期得不到充分体现。实践的观点只是被安排在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中，作为认识的与检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历史是人们创造的，是人们的实践创造的。然而在“历史唯物论”中，实践观却基本上消失了。其结果是：与实践相联系的作为历史主体的人、历史主体与客体的辩证关系、人在历史活动中的主体性的发挥等等问题都从哲学读本中消失。难怪历史学家对这种“传统唯物史观”感到失望了。众所周知，由于历史原因，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最初是来自前苏联的。加上长期革命与战争环境以及建国后多年的哲学对政治的紧密依附关系，哲学工作者的独立思考空间极其狭小。这就使得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名义被附加到唯物史观中去的消极的因素长期得不到清理。如果马克思在九泉之下得知这种情况，他会像当年那样愤然说：“我只知道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