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一抒情话语论戴望舒诗歌的意义刘祥安一在戴望舒逝世后的半个世纪中，对诗人的评价，从50年代的“逆流”论，到90年代的“界碑”说（2），起落颇为悬殊。总体上看，评价越来越高。回顾一下，不同的评论者，对诗人创作的概括却大体一致。不同评论者对戴的诗作有四点大体相同的认知：一是戴诗前后有变化，其后期对于前期是一种进步；二是前期的诗“逃避现实”，“消极对待人生”，“诗风萎靡”（3）；三是在艺术上戴诗是象征主义的、现代派的；四是对诗人及其思想，都认为他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其思想是个人主义的。评价不同的关键在于对于前期诗作内容的解释。大体说来，有“个人主义”说、“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说（4），“时代的镜子”说（5）、“边缘人”说。强调前期诗作取决于诗人阶级属性、思想局限的多贬抑，而强调时代、社会因素的则多肯定。即便对前期基本肯定的，也认为以戴望舒为代表的这类诗作“与现实生活取一个远远的距离，不关心周围世界，脱离社会斗争，竞相走向内心世界，感觉的世界(7)。”从1939年元日祝福起出现的变化，受到研究者一致的肯定。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他的诗中发现了人民、自由、解放等等的字眼了(8)”。这里隐含在戴望舒诗歌研究与评价中的理论预设就显露出来了：个人与(这个可以是无产阶级、集体、民族、国家)的二元对立的论式。 个人与的论式与中国20世纪诗歌研究的关系，可以区分为三个层次的问题：一，在思潮的层面，此论式存在与否；二，此论式对作家的影响如何；三，研究这些现象时的理论、观念。从中国现代思潮史看，个人与是一个贯穿20世纪的论式。20世纪中国作家的道路，尤其是上半世纪的诗人发展道路，甚至可以用“从个人走向。”概括。戴望舒自己就曾使用“个人主义与”的论式观察革命时代的文学现象。因此，从逻辑上说，以这一论式为基础研究这一论式影响下的现象，除了在论式的两端作选择与表态，很难提出新的问题。这就是戴望舒研究中从同样的认定得出截然相反评价的原因。而这一论式是以一元独尊而不是多元共存为基础的。 个人主义学说建立在先验与假设的基础之上，它预设一个独立个体的自然人。自然的、孤立的、生而自由并独立于他人而享有天赋人权的人只是一个抽象概念。事实上人是作为集体成员出生并生存，他是社会中的个体。即便从个人主义学说出发，也并不必然推导出个人主义与集体等等的对立。因为个人主义在尊重个人的同时，为了确保对所有人的尊重，必然限制每个人，这样，主观的个人就上升到客观的社会的个人。 “个人主义的”通常称为“小我”，而与之相对的，是“共同的我”，即“大我”。这个“大我”的成立，在霍布斯、卢梭那里求助于社会契约论。用契约解释社会是一个循环论证，因为只有社会的人才可能产生契约的观念。即使存在这样的“大我”，从学理上说，也不能证明每个人必须优先或应该被强制接受。事实上，所谓“共同意志”或“普遍意志”，最好的情况下也只能是大多数的意志，通常只是部分强者的意志，可是，从卢梭的天赋人权出发，也不能证明一类人应该服从另一类人。 “个人与”的论式只是现实政治运动中权力关系的反映。现实中总是有强者与弱者、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强者或者以体力、道德、宗教、精神方面的优势，或者以经济力量的优势使他人遵从其意志，这本身没有什么正当性可言，它没有自明的是非。文学研究并非具体政治运动的附庸，采取这样的论式是无谓的，无论是反对个人主义还是捍卫个人主义。 对于个体，现代社会科学中，马克思主义讲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现代社会学要讲个人的社会化，生理学研究表明，我们的感觉系统只对类别发生反应。 “类别也是进化的产物，它们规定了我们所能感知到的事物只有客观世界中与我们拥有的类别相吻合的事物才能为我们感知。”对于一个社会的文化的个体，他的“感觉系统”当然是社会的文化的产物。个体在成长的过程中，由各自的天赋(生理)条件、家庭环境、社会环境、个人独特的成长经历等等因素的综合化合作用，铸成高度个性化的“感觉系统”。这些各别的“感觉系统”，相对于他人，总是有所见有所不见。艺术家、作家、诗人，正是具有独特而敏锐“感觉系统”的那些人，他们的所思、所感，总是会提供一些新鲜的东西，使我们对于世界的感知丰富，使我们的心灵丰饶，这就是创造，这就是贡献。一个作家、诗人，在不反人类的前提下，是否给一个民族乃至人类的文学传统增加了新的因素，这是文学研究的底线，也是基本的价值尺度。通常，人们还会再进一步，拈出其创造中适合某团体一些特殊价值标准的东西予以表彰，也无可厚非。倘若反过来，仅从一些特殊的价值标准出发去寻求它的体现者并以此确定作家的价值、地位就有本末倒置之嫌，研究的出发点偏狭也就决定了无法避免的局限性。二戴望舒作为诗人，他给诗坛增添了什么有意义的因素? 从20年代到40年代，简单化地划分，新诗可以区别为两类：面对公众社会的公共情感话语和面对个体的私人情感活语。公共性情感话语起源于20年代，经过30年代左翼诗歌的推动，至抗战时期已经蔚为大潮，成为抒情话语的主流。戴望舒也创作过这样的诗，较早的有流水、我们的小母亲，抗战后有元日祝福、狱中题壁、我用残损的手掌、心愿、等待(其二)、口号等，这些作品中也只有我用残损的手掌艺术上获得一定的成功。它的成功主要还是得力于移植：将私人性话语嫁接到爱国主义主题上(诗中以括号插入内心独自的语式以及“恋人柔发”、“婴孩手中乳”等意象)。在抗战后写作的诗中，我用残损的手掌等诗，与致萤火、过旧居、示长女、在天晴了的时候等比较，艺术成就并不平衡。戴望舒尽管几次尝试创造面对公众的公共抒情话语，总体来看，数量不多，质量不高，影响也不大。他的意义不在这里。研究者常常指出戴望舒参与过种种社会政治活动，这对于全面了解诗人这个人是很有意义的。不过，戴望舒在谈波特莱尔时说过，“说他曾参加二月革命和编公众幸福这革命杂志，这样来替他辩解是不必要的，波特莱尔之存在，自有其时代和社会的理由在。”(11)同样，戴望舒也自有他存在的理由。戴望舒存在的意义在于，他是一位留连于私人空间，在私人情感话语的领域，执着耕耘的诗人，他是一位始终歌唱对于理想人生(这个理想往往就是理想的爱情)追求的诗人。 在20年代末，以至整个三四十年代，诗歌日益融入公共的社会政治领域，面对公众的诗歌话语日益政治化、暴力化，诗的感觉系统日益粗糙、粗暴，诗心越来越刚强、冷酷。那是风沙扑面虎狼成群时代的血与火的文字，那不是“滋润美艳之至”的“江南的雪”，而是“在无边的旷野上，在凛冽的天宇下，闪闪地旋转升腾着的”“ 朔方的雪”（12）。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江南的雪不再滋润美艳。在革命战争年代，在民族解放战争年代，社会政治生活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中心、焦点，公共领地急剧扩张，公共的政治问题、战争问题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但是中心、焦点也只是中心、焦点，它并不是全部。况且，公众社会的政治的正义性并不是不自明的，它必须由社会个体生命提供。正由于个体生命受到威胁，个体的高贵、尊严受到践踏，个体的幸福受到破坏，人们才会去斗争、战斗。私人空间的存在，是公共空间的基础和前提，个人幸福追求的权力正是公众社会政治的正义性的源头。在抒情诗，面对公众的公共抒情话语与面对个体的私人抒情话语之间，前者构成后者的底色，二者并行不悖，相辅相成。戴望舒在公共抒情话语的大潮中，自觉不自觉地成为私人抒情话语的守护者。 私人抒情话语并不自戴望舒始。在20年代前期，公共抒情话语与私人抒情话语是兼容的，并未分化，公共抒情话语也未对私人抒情话语构成压力。在女神中，既有Venus式的高度私人性的抒情话语，也有西湖纪游的“唉!我怪可怜的同胞们哟！”面对公众的抒情话语。在死水以及徐志摩的诗中，也还看不出两种话语分裂的迹象。随着革命话语的兴起及其对于诗歌观念的介入，私人抒情话语开始受到压力。郭沫若在1925年已经表示，“我从前是尊重个性，景仰自由的人，但在最近一两年觉得在大多数人完全不自主地失掉了自由，失掉了个性的时代，有少数的人要来主张个性，主张自由，总不免有几分僭妄。”而要牺牲自己的个性与自由为大众争得个性与自由（13）。“革命时代的希求革命的感情是最强烈最普遍的一种团体感情”（14）。成仿吾并进而表示要把这个人主义的妖魔屠倒!个人主义也成了“最丑猥”东西。正是政治运动兴起的过程中，以批判个人主义为特征的革命话语，驱动了诗歌抒情话语的分化。左联成立前后，一批诗人方向转换，开创面对公众的政治抒情话语。中国诗歌会的宣言和创作可以作为其突出的标志。另一方面，李金发的微雨以及创造月刊推出的三位象征作风的诗人却专注于私人抒情话语的创造，30年代，冯乃超、穆木天、王独清都已经实现了方向转换，李金发却公开宣称，“我绝对不能跟人家一样，以诗来写革命思想，来煽动罢工流血，我的诗是个人灵感的纪录表，是个人陶醉后的引吭高歌，我不能希望人人能了解。”（15）戴望舒并没有明确发表这类观点，但是，他们的创作显然走上了私人抒情话语的一路。杜衡回忆他们初作诗的情形说， “那时候，我们差不多把诗当作另一种人生，一种轻易不敢公开于俗世的人生。我们可以说是偷偷地写着，秘不示人”（16）。轻易不敢“公开于俗世人生”的就是他们的“隐秘的灵魂”，也就是个人私密的情感生活。这就决定了他们对于自己诗的鲜明态度。杜衡、戴望舒、施蛰存都写诗，“三个人偶尔交换一看，也不愿对方高声朗诵，而且往往很吝惜地立刻就收回去。”戴望舒更是“厌恶别人当面翻阅他的诗集，让人把自己的作品拿到大庭广众之下去宣读更办不到。”这不仅与他后来在抗美援朝的动员会上当众朗诵我用残损的手掌形成鲜明的对照（17），也与当时一般诗人形成对比。新月社早就试验过“在客厅里读诗供多数人听”，后来，在徐志摩说过的那个闻一多家的诗人的乐窝，“大家齐集在闻先生那间小黑房子里，高高兴兴的读诗。或读他人的，或读自己的，不但很高兴，而且很认真。”（18）朱湘甚至在报纸上公告自己要筹办自己诗歌的读诗会（19）。戴望舒的诗不是给人们朗诵的，他是个人写作，给读者一个人默默地看。 三戴望舒的私人抒情话语在话语领域(他要讲什么?表示自己的哪一段经历?想表达什么?包括了话语的题材和主题)、话语风格(主要涉及话语中的角色关系)及话语方式(策略、符号及修辞的使用)方面都有鲜明的特点。领域、风格、方式与话语主体在话语活动中扮演的角色相关（20）。戴望舒的人格是多面的。诗人在我的素描中说，“在朋友间我有爽直的名声”，“我是高大的，我有光辉的眼；我用爽朗的声音恣意谈笑”，作为一个社会角色，在公众场合，戴望舒甚至还是激烈的、冲动的。在法国参加群众示威游行时，“还和一些示威群众将停放在街旁的小卧车推翻，打开油箱，放火焚烧”（21）。但是在诗中，诗人很少扮演这样的角色。 在大多数诗中，诗人扮演的角色(或者说抒情主人公)是相当单一的：徘徊于雨巷的无望的希望者、单恋者、寻梦者、怀乡病者(辽远国土的怀恋者)、寂寞的生物、夜行者、年轻的老人(青春和衰老的集合体，有健康的身体和病的心)。诗中的角色是一个情感病患者。这个病者絮絮地讲着他的渴望、苦恼，讲着他得不到爱的寂寞、苦闷以及失望。他讲这一切想表达的是对于所爱者的一往情深，希望得到那个理想女性的理解，的同情，的爱。他也讲过得到爱后生命完满的喜悦(眼)，讲过生命不能承受失去爱后的沉哀而希望解脱乃至解放他人(致萤火)。这些私人抒情话语的统一性或者说主题是什么?回答这个问题，必须从眼与致萤火入手。 眼与致萤火在戴望舒的诗中具有重要的意义。眼写于诗人新婚之后，是一首爱的至高赞美诗。诗中说爱人的眼睛(那是心灵的窗子，爱心的窗子)展示了一个海洋般深邃丰饶的宇宙，“我”投身又沉溺于其中，于是“有我的手，有我的眼，并尤其有我的心”。往昔枯萎的生命(“透明而畏寒的影子”)获得了能源，“我伸长，我转着”，如一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