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口红利的概念 人口红利的概念是由国外经济学家在研究东亚经济奇迹时首先提出的。1998年，联合国人口基金在世界人口现状（1998）中正式使用人口红利一词，使人口红利这一概念逐渐为学界认同和使用。DavidE.Blooml等在研究人口转变对东亚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时首次提出 “demographic gift即人口礼物或红利。此后，DavidE.Blooml等明确提出人口转变将产生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即“ demographic dividend”，指出生育率、死亡率的降低和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给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个经济快速发展、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的机会窗口。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2007）指出：人口再生产类型转变使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依次形成从高少儿、低老年型的高人口抚养比，到低少儿、低老年型的低人口抚养比，再到低少儿、高老年型的高人口抚养比的三个不同阶段。在第二阶段，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高，人口抚养负担轻，人口生产性强，社会储蓄率高，有利于经济增长。这一人口年龄结构最富生产性的过渡时期通常被称为人口红利期，人口年龄结构对经济增长的这种潜在贡献就是人口红利。国内，许多学者也对人口转变过程中产生的人口红利做了一些研究，如蔡昉、于学军等学者具体界定了人口红利的概念，指出在人口变动过程中，会形成一个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人口年龄结构，也就是少儿抚养比与老年抚养比在一个时期内都比较低的局面，并会持续较长一段时间。总人口“中间大，两头小”的结构，使得劳动力供给充足，而且社会负担相对较轻。年龄结构的这种变化将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抚养负担轻、于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黄金时期”，这段时期就被称为“人口红利”或“人口机会窗口”。陈友华等学者具体论述了人口红利形成机制的人口学原理，以及人口红利与人口负债的数量界定。 二、人口红利相关文献综述 1经济增长与人口红利关系的研究综述 关于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经提出便成为一个存在争议的话题。有的学者认为人口红利持续推动中国经济增长。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认为我国有1/4以上的人均GDP的增长是靠人口年龄结构优势获得的，这即是通常所说的“人口红利”对经济的促进作用。他预测，人口红利能让中国继续保持20年的增速。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王德文在人口低生育率阶段的劳动力供求变化与中国经济增长中分析表明，随着市场化改革和推行比较优势发展战略，中国抓住了收获人口红利的有利时机，推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改革以来，抚养比下降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在1/4强。如果把未来剩余的人口红利也计算在内，人口转变对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贡献在1/3左右。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仲大军在劳动人口减少后对中国未来的影响一文中指出：从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经验来看，正是我国的“人口红利”延缓了资本递减的速度，为调整经济发展的方式赢得了时间。也就是说，中国近30年的经济高增长，是与“人口红利”分不开的。中国人口信息研究中心主任于学军博士在论文中国人口转变与“战略机遇期中分析了快速的人口转变把中国带入人口负担最轻的时期，这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机遇期。汪小勤、汪红梅利用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说明人口红利从三个方面来推动经济增长，即劳动参与率、储蓄率和劳动力配置效率；通过数据说明“人口红利效应发挥的制约因素，最后利用哈罗德中性的总量生产函数，从提高劳动力素质和促进劳动力自由流动的两个方面来促进人口红利效应的充分发挥。 但有的学者则认为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并不明显。如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穆光宗认为，人口机会窗口只是为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可能的助力，人口红利期不等于经济高速增长期。他在反思人口红利理论的基础上重新界定了人口红利的概念，他认为人口红利的实质是人力资源积累及开发，能否收获以及收获多少人口红利取决于拥有怎样的人力资本，以及样开发和利用它。他从理论上对人口红利说进行拓展，细化了人口红利的研究，从投资、人口迁移、人口结构转型 、老年人再社会化四个角度提出了人口投资红利、人口转移红利、人口转变红利和人口转型红利。侯东民认为用纯粹的年龄结构计算的抚养比与实际的抚养比相差甚远，以抚养比为基础构造的人口红利论将带来对中国人口与经济关系实质的错误解释。跟随快速人口转变而来的劳动力丰富时期，很可能是人口问题惯性展现期，而不是什么人口红利期。华东师大国际发展研究院研究员余南平认为，劳动力比较优势不是我们唯一可以依赖的发展之路。中国已经不可能再以传统的低劳动力比较优势，去维持“世界工厂的地位。 2人口红利衰减或刘易斯拐点说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把劳动力需求增长速度超过劳动力供给增长速度，因而导致工资水平的上涨，作为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的转折点，即“刘易斯拐点”。该转折点是通向新的发展阶段的必由之路。“刘易斯拐点” 是任何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只出现一次的事情。蔡昉认为：“刘易斯拐点”必将到来，它的出现伴随着两个标志性变化。首先是人口出生率的下降， 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持续下降。其次是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从劳动年龄人口的变化趋势来看， 我国一般的劳动年龄人口（16岁至64岁）大概从2010年到2015年都处在峰值阶段，接近于占总人口的72%，目前正处于“刘易斯拐点”的进程中，这个顶点将出现在2015年，随后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就开始逐年下降，到2030年占比将在67%左右。唐代盛等人则通过测算，预测到2030年我国的人口红利基本结束；陈友华在其“人口红利与人口负债”一文中指出在人口结构转变的第一和第二阶段晚期会出现人口负债，并且选择预期寿命达到或略高于目前世界平均水平国家的生命表人口( 静止人口是一种生命表形式的人口)作为目前及今后一段时间内研究人口红利与人口负债。3人口红利的兑现状况及原因综述目前中国劳动力市场上就业压力很大,产生一种不利于获取人口红利的倾向。具体表现为：（1）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城镇下岗和失业现象日严重化；(2)仍然有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等待向非农产业转移；(3)每年有数百万到上千万新增劳动力进入劳动力市场。在就业机会不充足的条件下,这种就业压力便转化为失业率的逐年上升。蔡昉认为尽管“刘易斯拐点”到来，但是我们过去的人口红利并没有完全充分利用。一是农民进城务工，主要转变了就业的身份和结构，从生产率比较低的务农转向生产率比较高的非农产业，提高了生产率，对经济增长做出了贡献，但这种职业的转换是不彻底的，是不充分的就业。二是在人口红利中，其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绝不仅限于就业转换，还有消费模式转换。农民工作为消费者他们的消费对内需的贡献也没有充分反映出来。三是目前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包括基础设施建设，相当多的情况下是按户籍人口来安排的，没有把农民工算在内，农民工的覆盖率仍然很低，他们的贡献也远远没有发挥出来。汪小勤通过M.P.托达罗的城乡人口流动模型研究了妨碍“人口红利”效应充分发挥的因素。认为农民进城收益没有提高，进城成本却上涨，使得农民进城愿望消减，因此导致了人口红利没有充分兑现。应当可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提高劳动力素质、消除城乡劳动力流动障碍，减少劳动力闲置和浪费，促进劳动力资源的充分利用和有效配置，从而使我国“人口红利”的效应最大化。 4人口老龄化后即后人口红利时代研究综述 蔡昉区分了“第一人口红利”和“第二次人口红利”。“第一次人口红利”，主要表现为劳动力丰富、人口负担轻，从而储蓄率高，对经济增长作出贡献的时期。而“第二次人口红利”指的是在人口结构趋于老龄化的情况下，个人和家庭产生新的储蓄动机，形成新的储蓄来源，健康老年人口的经验、技能等作为一种人力资本来延长人口红利的时期。第二次人口红利概念并没从被抚养人口的角度把老年人口仅作为消费者来看待，而是视其实际生产的效益为二次人口红利的源泉。 蔡昉 、王德文等认为,1982到2000年期间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可观, 但2000年中国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人口红利作用开始降低。2013到2015年前后到达中国人口红利的转折点。从这时起，劳动力开始负增长，人口老龄化加速将使人口转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由人口红利转为人口负债人口红利度量。蔡昉认为，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推动力之一“人口红利”将渐渐枯竭，但在人口红利消失后，中国还有机会获得第二次人口红利。他从劳动力供给和储蓄率两个角度，揭示和论证在第一次人口红利式微乃至消失后，仍然可以产生第二次人口红利，避免人口负债。 梅森和李( Mason and Lee) 指出,在人口老龄化的过程中, 如果有劳动能力的人出于对未来养老的担心, 在年轻时进行以应对将来养老问题为目的的储蓄, 那么, 由于投资增加引起资本深化, 本国经济仍然可能实现持续的增长。他们把这种以未来养老为目的的储蓄可以推动经济增长的情形称为第二人口红利。李和梅森 ( Lee and Mason) 进一步对世界各区域经济体的第二人口红利进行了测算, 并发现第二人口红利的效应远大于第一人口红利。 陈友华认为，人口红利并不是免费午餐。今天的人口红利意味着以往对人口投资( 生育率超出更替水平的那一部分) 的一种回报,也意味着现代人对未来的一种预支或透支。严格的人口控制使中国人口老龄化速度大大加快, 人口红利也会因此而加速消失。随着人口老龄化的不断加快, 目前我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将很快转变成对经济增长产生遏制作用的老年人口负担，随之而来的将是人口负债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