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的结识方式及其现代诠释吴展良 台大历史系专家核心词可否改为7个以内:结识观,结识方式，朱子，做人处事,圣人，心物交融,天人一理，明德,格物,致知，穷理，天理,现代诠释。摘要能否删减为200字以内：现代学者对于朱子的结识方式之见解甚为矛盾分歧，其最大因素也许是忽视或遗忘了朱子结识观的一种最基本的特质：朱子求知读书的基本动机是学习所觉得人处事之道。她从青少年期，为满足此基本动机而设定的求知与为学的终极目的是效法圣人以合乎天道。 对于朱子而言,只有充足体现了天理的圣人才代表了为人处事之道的极致。这个基本的动机与目的，主线性地决定了她求知为学的方式。我们必需从这个基本点出发，才干真正理解朱子认知与学习方式多样而复杂体现。这个基本出发点,与主流的西方思想家及学者大为不同。然而现代学者如冯友兰、牟宗三等人多从西方知识论与世界观的角度来分析朱子,其所论述不免与朱子的思想柄凿难入。朱子的学问以学做人与希圣希天为中心,她同步相信做人的道理源自人心人性,其求知方式乃以心性之学为本。她所企图认知的对象,范畴虽可以开拓至极广，然其源头则是天所赋予人的心性以及由此心所照见感知的事理。这种知识的特色是以心感知事物对于人而言的性质,并从而结识人如何相应解决事物之道。它一方面是以心照物而对事物产生一种心物交融之知,而同步根据心中所感知的是非好恶，去结识如何处物之理。由此源头出发,加之以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的功夫，所成的知识体系可以极复杂，然而其性质与我们所熟悉的现代知识体系仍有主线性的不同。从现代结识论的观点来看,这种知识属于一种心物、主客体、自然与人文(天人）交融的知识。其所重既非纯客观的知识,亦非纯主观的思维或唯心的道德主体知识，而属于一种现代人相称陌生的知识体系。一、绪论学界有关朱子的思维方式、思想措施、结识论、知识论、措施论、格物致知说、为学、读书法的现代研究已经非常之多。 以笔者所知，结识论方面有61篇，格物说方面有109篇，读书法方面有57篇。详见笔者所主编朱子研究书目新编，1900-(台北：台湾大学，)。然而却还没有以结识观、结识方式、或认知方式为题目的研究。学界尚无以结识观或结识方式为题目的朱子学研究。至于相有关结识方式的认知方式问题，则有方蕙玲，朱子的认知哲学，中国文化月刊第95期（1987，台北）及其鹅湖争议真谛之研究由朱陆对认知的主张看鹅湖争议之真谛（台中：东海大学哲学研究所研究生论文，1986）两篇作品。然认知哲学与认知方式的偏重点，仍颇有不同。朱子的认知哲学必需是朱子对认知问题故意识的论说，所能讨论的材料其实很有限。朱子的认知方式或结识方式所涉及的范畴则广阔得多。以结识论、知识论或措施论为主题的研究,大抵受西方哲学影响较深。以格物致知说、为学、读书法为主题的研究，则受老式学术影响较深。纯正以现代结识论、措施论的角度来解析朱子的学思方式，容易发生意有未尽乃至格格不入问题。纯正以老式的格物致知说、为学、读书法的角度作研究，却又不太能符合现代人在知识上的需求。至于以思维方式(mds thiing)或思想措施为题的研究,则代表一种不受老式结识论与哲学议题限制的新观点，其摸索的空间较大。然而朱子的求知与学习,所使用的方式内容非常多样而丰富，涉及了观测、体验、读书、实践、感应、澄心、复性、静坐、思量、辨析、实验等各方面。仅从思维或思想二字下手,实无法体现朱子求知方式多样而丰富的内涵。本文选择结识观及结识方式二词,涵盖面较广。结识观意指朱子对于学思措施与目的，知识的源头、性质与组织,以及结识途径及功夫的见解。结识方式则特指朱子在获取知识的过程中所运用的措施或所呈现的心智特质。本文选择方式而不用措施(method)、模式(modes)二词。此因措施、模式二词均强调一种较固定的措施，与朱子灵活多姿的结识方式不甚相契。至于用结识观而不用结识论则是由于从目前哲学的立场而言，朱子虽明白写下她的结识观点，却并未有系统地仔细论析结识论或知识论方面的议题。这显示中西学术有其本质上的差别。结识的含意广，认知的含意窄，故以结识方式涵盖认知方式。前者宏观，后者微观，两者之间有不可分的关系。大抵前述一切议题均属于结识观或结识方式的范畴，本文因而得以同步从老式与现代的角度来摸索朱子在求知与学习时所用的措施与途径。现代学者们摸索前述议题的角度各异,也有多方面的发现。然而其成果往往是复杂多歧、各说各话,难以沟通融汇。大体而言,学者们所发掘出朱子的学思与结识方式可说是五花八门，乍看之下，古今甚至中外重要的学术与修为措施似乎均可寻见之于朱子。这似乎一方面反映了中国现代学术界研究角度与意见的分歧，一方面也体现出以西化的学术观点从多方面解割古人所容易发生的问题。研究成果既然如此分歧,然而朱子本人的学术性格却又显然有其大体一贯的体现，这就不能不让我们怀疑学界目前对于朱子结识观及结识方式的基本性质与否仍疏于掌握了。朱子本人在求知为学过程中所用的措施及其所呈现的结识方式固然繁多,然而其中与否有某些一贯的基本性质，便成为本文所要探讨的主题。窃谓朱子的学思方式研究起来之因此显得如此复杂多歧，一方面是由于现代学人常常忽视或遗忘了朱子结识观的一种最基本的特质，就是朱子求知读书的基本动机是学习所觉得人处事之道。 陆象山所批评朱子的学问支离，重要是就其所谓知识外骛、内容复杂而言。现代学者所研究出来的朱子在措施学上的复杂分歧，与其意义有所不同，不适宜混为一谈。然朱子的学思内容与方式的确较复杂，此因此象山觉得不如归于易简之道。本文则觉得朱子之学，有其合内外的一贯之道，虽象山亦未能明白。有关讨论，详见于下文。而她从青少年期,为满足此基本动机,而设定的求知为学的终极目的则是效法圣人。中文作品中，只有钱穆先生写了一篇朱子论圣贤(朱子新学案，台北：三民书局经销，1971)；陈俊民写了论朱子的圣贤人格抱负，收入国际朱子学会议论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1993)；单纯写了朱熹与儒家的圣贤之学，收入国际儒学研究第3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至于直接以圣人二字为题的，则只有笔者这两年写过的两篇有关文字。此外范立舟、史小珍合写了一篇，叫做朱熹圣人史观的误区登在杭州研究1997年第4期，重点在批判朱子的圣人史观。钱先生的文章写在二十世纪六十、七十年代的台北，实在是个异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此前，中文世界基本上似乎是不研究圣人这个概念的。有趣的是，隔邻日韩两国研究这题目的倒比较多。例如：鬼頭有一日著，論語研究朱晦菴先生的論證至聖人之道，皇学馆论丛第20卷2期，通卷115期伊勢，1987；高潤生譯）；吾妻重二日，道學的聖人觀及其歷史特色，收入朱人杰主编迈入21世纪的朱子学纪念朱熹诞辰870周年，去世800周年论文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韓著，朱子的教育論與聖人之教育性意味，东洋古典研究第4卷（1995，漢城）西方的學者也寫了好幾篇，或以此為題來編輯朱子有關的言論。例如Gardner, Daniel K. tran. Learning to be a Sage: Selections from the Conversations of Master Chu, Arranged Topicall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Angle, Stephen C. “The Possibility of Sagehood: Reverence and Ethical Perfection in Zhu Xis Thought”, 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 XXV, 3. 1998, Honolulu. Herman, Jonathan R. “To Know the Sages Better Than They Knew Themselves: Chu Hsis Romantic Hermeneutics”, in Ching-i Tu ed., Classics and Interpretations: The Hermeneutic Traditions in Chinese Culture. 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Publishers, . 至于Theodore de Bary 先生的有关研究，更早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就已经浮现了。对于朱子以及许多古人而言,只有圣人才代表了为人处事之道的极致,尽了上天所赐人性的最高也许,从而彻底合乎人性与天道。 详参拙著，圣人之书与天理的普遍性：论朱子的典型诠释之前提假设台大历史学报第三十三期（，台北），页71-94。这个基本的动机与目的，主线性地决定了朱子求知为学的方式。我们也必需从这个基本点出发，才干真正理解朱子认知与学习方式多样而复杂的体现。这个基本出发点,与主流的西方思想家及学者大为不同。希腊学者,从泰利斯(Thals）以降，多致力于宇宙本质的问题，亦即对于外在世界的客观结识的问题。苏格拉底、柏拉图虽转而以结识自身(now hyself)为哲学的首要目的，然而其出发点则是彻底检视自己所知为什么，其终极目的则是透过理性去结识绝对的理相(ea)或曰真理(Truth)。亚理斯多得为谋求真理加上经验性的内容与逻辑的措施,然而其基本目的不变。希腊哲学家们由此决定了西方学术的基本走向。中世纪的学术以信奉而非学做人为中心,其学术措施则多以亚理斯多得为宗。现代哲学与学术继承希腊的老式,通过笛卡尔、霍布斯、洛克、康德等人的开拓，在结识论上尤为发达。而其中心关怀，仍然是如何与与否有也许结识客观真理,以及客观真理与否存在的问题。这种知识论的问题，与形上及宇宙论问题紧密相连,从而构成了西方哲学与学术的最核心的议题。中西现代学者,在深受这个大老式的影响下，也莫不注重这个议题。学界对于朱子乃至中国老式学术思想中有关结识或措施论的研究,也大多从现代的结识论与措施论出发,以比较发掘朱子及老式认知或结识措施的基本特质。朱子以及许多中国老式学者，的确也曾思考研究过有关的议题。其结识观也同样与其宇宙形上形上议题？或世界观紧密相连关联？、一体难分。然而,老式学者的求知学习并不以认知、宇宙形上议题为中心，也不以解决这些问题为目的。因此在比较研究时，就常常发生下面两类问题。一方面是我们虽然在朱子的学思措施上发现大量可与西方学术作比较甚至类似的东西，然而这一切却无法形成一种有机的联合。许多学者发现朱子用了不少近似科学、理性、经验、实证、逻辑、乃至诠释学原则的措施来研究学问，却无法解释为什么其学术的基本型态与内涵与西方学者迥异。此外某些学者,运用了西方结识论的知识,指出朱子在结识观上与西方学术有许多基本的差别，然而却又难以解决朱子的结识观在许多方面又似乎与西方认知措施相似的事实。依笔者研究，朱子的结识观一方面的确可与西方学者相通,一方面也具有其独特的性质。而其有机的结合处,其实在于学做人，特别是学做一种抱负的圣人以合乎天道这一点上。在朱子而言,学做人应当尊德性与道问学并重。在道问学这一方面,她所用的许多措施,一方面有其独特性,一方面也常常与西方科学、理性的研究措施相类似。至于尊德性的中国特性则较明显，然而其中也不乏可与西方伦理学所用的方式比较之处。因此若不从学做人这一基本出发点来研究,总不免发现朱子的学思方式甚为头绪纷杂，没有一种总的枢纽。研究朱子的认知与学思方式所常常面临的另一种问题是其结识方式背后的世界观与笛卡尔、培根暨启明似应为“启蒙”运动以降西方的主流世界观迥异，因而大为增长现代学者研究与结识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