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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民众生育意愿调查报生育政策不仅要考虑人们的生育意愿和行为是否与国 家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同时也要考虑如何保障相应 的政策得到妥善的实施。如今“放开三胎”政策正如火如荼 的开展,然而,如何保障政策的全面落实和顺利实施成为生 育政策面临的核心问题,尽管国家在放开生育层面已颁布诸 多优惠政策,但我国人口问题依然值得关注。从第七次人口 普查数据可知,人口结构问题依然未能改变,而为何“全面 二孩”未能改变我国老龄化少子化的局面 ?“放开三胎”能 否从根本上解决当前人口问题 ?是当今人口学界有待研究的 议题。一、现行人口问题1、少子化严重,全面二孩政策效果低于预期。总体来 看,少子化现象严重,政策推行效果明显低于预期。据第七 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xx年出生人口 1200万,比20xx年 下降 265 万,降幅高达 18%,不少城市披露出生人口较 20xx 年下降10%-30%,未来将继续下降,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从 1970 年代之前的 6 左右,降至 1990 年的 2%左右,再降至 20xx 年 后的 1.5%左右,再降到 20xx 年的 1.3%。从长期趋势看,由 于生育堆积效应逐渐消失、育龄妇女规模持续下滑,当前出 生人口仍处于快速下滑期,预计 2030 年将进一步降至不到 1100 万,中国人口将在“十四五”时期陷入负增长, 2050 年左右将急剧萎缩,2100年占全球比例将从当前的约 19%降 至 7%。2、老龄化加剧,人口红利逐渐消失。根据第七次全国 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xx-20xx年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上升 5.44 个百分点,65 岁及以上老龄人口占比 13.57%。人口年 龄构成上,0-14岁人口为25338万人,占17.95%;15-59岁 人口为 89438 万人,占 63.35%;60 岁及以上人口为 26402 万人,占 18.70%(其中,65 岁及以上人口为 19064 万人, 占 13.50%)。老年人口比重已经超过少儿人口比重,这是一 个人口年龄结构的转折点,老龄化加速到来,速度和规模前 所未有。2022年将进入占比超过14%的深度老龄化社会,2033 年左右进入占比超过 20%的超级老龄化社会,之后持续快速 上升至2060年的约35%。我国正从过去几十年的人口红利期 转入人口负担期,未来养老负担、社保支出将大幅上升,其 严峻程度将超出普遍认知。二、原因分析1、客观原因国家生育政策惯性效应传统政策的惯性作用。我国自上个世纪 80 年代开始,实行严厉乃至严苛的计 划生育政策,对超生的巨额罚款、强制流产、结扎的案例比 比皆是;同时对民众进行反复广泛的政策宣传,从小学课本 开始就反复被灌输“晚婚、晚育、少生、优生”观念。少生 观念已被大多数年轻人接受,即使从十八大开始对生育政策 转变,三十多年产生的政策惯性也使得年轻人不会因为政策 的放开马上转变思维,申请二孩。缺乏有效的配套政策联动效应政策缺乏服务性,配套政策不到位。任何政策都需要相 关配套措施辅助才能发挥作用,生育政策落实到位,关键还 是要聚焦到生育的主体人群,也就是育龄女性。人民日报 20xx 年2月6 日刊登的要二孩还是要事业中提到,目前 的职场竞争十分激烈,在一些私企、外企,从怀孕到出生再 到哺乳这长达一年半的时间,休产假也就基本等于让处于职 场上升期的女性放弃了自身的事业。国家放宽“全面二孩” 政策,但却缺乏在妇女基本权益保障、医疗、卫生、教育等 方面的相关配套政策,直接影响了政策效果。2、主观原因民众生育意愿弱且呈分化效应20xx 年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数据显示,我国育龄妇女 的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为 1.76 个,打算生育 3 孩及以上的 妇女仅占育龄妇女的 9.3%。生育意愿群体分化明显。从年龄 看,90 后年轻女性生育意愿最弱,80 后妇女的生育意愿最 为强烈。60 后和 70 后妇女,其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接近平 均水平。从地区和民族看,生育意愿地区差异显著,东北地 区生育意愿最低,东部、中部次之,西部地区生育意愿最高; 少数民族地区生育意愿强于汉族,在东部、中部、西部和东 北地区,打算生育 3 个孩子及以上的育龄妇女比例分别为 7.8%、9.6%、13.5%、1.7%,西部地区约相当于东北地区的8 倍。少数民族育龄妇女生育意愿为 3 个孩子及以上的为 18.7%,汉族为 8.2%。三、积极推动生育政策借鉴与创新1、由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新时期生育政策应聚焦于 “服务”,政策导向应更多地向服务政策倾斜,清除以往控 制生育环境中形成的固有思维,修正不合时宜的政策条款, 増强公共政策、文化舆论对生育更广泛的包容性,系统性建 立生育友好的制度环境和文化环境。当前,我国处于人口深 度转型期,人口形势复杂多变,人口规模和人口结构呈现出 了新的发展趋势和特点,亟需加强人口政策战略硏究,结合 国情和时代背景下制定适宜的人口政策。应充分立足现实, 跟紧人口发展趋势;遵循人口发展的规律,进行反思性研究 与理论重构,科学认清阶段性问题重点。完善服务体系,营 造友好生育环境。为避免跌入低生育率陷阱,新时期的人口 与生育政策应聚焦于“服务”,政策导向应更多地向服务政 策倾斜,清除在过去控制生育环境中形成的固有思维,修正 不合时宜的政策条款,增强公共政策、文化舆论、社会环境 对生育更广泛的包容性,系统性建立生育友好的制度环境和 文化环境。在满足新增人口的公共服务需求方面,作为重要 的相关保障部门,卫健、人社和民政等部门要科学规划和合 理配置公共服务资源。2、善于借鉴他国成功经验。除了学习加拿大、澳大利 亚等国家通过精英移民快速回应人口问题的经验外,也应向 瑞典、日本等低生育率国家吸取成功经验,从根本上缓解少 子化老龄化带来的困境。其一,日本幼儿托育托幼政策。20xx年6月安倍内阁宣 布实施“育儿安心计划”,将提高托育服务有效供给、彻底 解决“待机儿童”问题列为其施政核心目标之一。按照“育 儿安心计划”规划,在 2022 年以前通过实施更具普惠性的 托育服务,保障实现女性就业率 80%的目标。此外,日本政 府还积极推进保育所、幼儿园等机构开展“临时托育”“夜 间托育”“访问托育”等多种类型服务满足育儿家庭需求。其二,瑞典“去家庭化”福利政策。以全日制托儿所为 主体,主要收托 1-6 岁儿童,以建立 12 岁以下家庭式托儿 所(3-5 人规模)为辅,满足不同家庭的差异化照护需求, 实现托育机构与学校的无缝衔接,真正做到“教育”与“保 育”有机融合。母亲可享受12.9周带薪产假与42.9 周带薪 育儿假,父亲可享受 1.4 周带薪陪产假与 12.9 周带薪育儿 假,公共财政中家庭福利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3.64%。3、构筑多层次主体联动的政策群。多部门科学规划和 合理配置公共服务资源,积极创造保障条件,重点落实几个 关键性难题:(1)补短板。卫健和妇幼部门加强妇幼健康服 务体系建设,在新生儿危急重症救治和高龄孕产妇危急救治 方面要发挥核心作用,积极提升救治能力;加强对不孕不育 人群、孕产妇咨询和技术服务需求等方面的相关指导;加快 发展多种形式的婴幼儿照护服务,倡导节俭高效的科学养育 方式,降低养育成本。(2)抓重点。民政、财政、住建部门 加强协同,加大对生育家庭给予优先申请保障性住房、公租 房的政策倾斜,并提供购房补贴,减轻生育家庭的购房压力; 落实个人所得税减免扣除,落实计划生育免费服务。(3)强 弱项。人社部门要积极保障女性就业权益,将缓解女性工作 与家庭责任的冲突作为一项重要施政方针,探索建立育儿期 弹性工作制和男性陪护产假制度,完善儿童公共托育服务, 缓解生育带来的家庭-就业矛盾。(4)补漏洞。政府充分发 挥市场机制,高度重视就业市场公平,促进灵活多样的就业 形式,并通过规范家政服务行业,减轻家庭特别是职业女性 的生养负担。通过以上措施,逐步形成国家、社会、市场三 位一体的配套服务与支持体系,让民众愿意生、生得起、生 得下、养得起。4、引领树立新型生育观。随着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 家庭规模的小型化、家庭结构的核心化以及人口流迁背景下 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以“养儿防老”为主要驱动力的生育 文化依然保持着自己的价值,但实际作用已被严重削弱。需 要注重优秀传统生育观念和新型生育文化的交互融合。新型 生育文化的传播和扩散会对生育意愿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 这又会成为影响三孩生育实施效果的重要因素。因此,从弘 扬传统家庭结构扩大的利好生育文化入手,鼓励生育三孩。 同时,也要注重新型生育观的推广。一是加大宣传力度,加强对青少年的生育观念教育和知 识传播,保障人口的生殖健康,母婴健康。二是引导树立积极科学的生育观念,从传统文化切入, 以人文关怀视角,正确看待“养儿防老”“传宗接代”“祭祖 送终”的传统生育观念,确保性别结构持续改善。三是制度适度倾斜,应适度向计划生育家庭倾斜,关注 计生家庭的养老、医疗、社会保障等问题,做好政策衔接, 提供完善的后续服务,减轻育龄夫妇的抚养压力。减轻老年 人的跨代抚育负担,释放低龄老年人劳动力与储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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