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聪和傅敏傅聪【傅聪】1934年3月10日生于上海一个充满艺术气氛和学术精神的中国知识分子家庭，父亲傅雷是中国著名的学者、艺术理论家和翻译家。傅雷对多种中西艺术、文化的渊 傅聪博学识，独到见解以及缜密严谨的学风，对艺术真理的赤诚追求，直接、长期、深远地影响着傅聪的演奏艺术。傅聪是傅雷先生的长子。三四岁时的傅聪，已能感受到音乐的强大吸引力，显露出对音乐不寻常的热爱。七岁半开始学钢琴，拜意大利指挥家、钢琴家，时任“上海工部局交响乐队”指挥的梅帕器（Mario Paci）为师。梅帕器是李斯特的再传弟子。傅聪在其门下受教三年。傅聪于1951年夏再拜苏籍钢琴家勃隆斯丹（Ada Bronstein）夫人为师。傅聪刻苦用功，每天练琴七八个小时，在酷暑天气，衣裤尽湿，也不稍休。而他对音乐的理解也显出有独到之处。1953年，第四届“世界青年联欢节”在罗马尼亚举行。经国内选拔，傅聪作为唯一的中国选手参加“联欢节” 的钢琴比赛，结果获三等奖。当时他演奏的斯克里亚宾的前奏曲，曾将苏联选手感动得不禁泪下。1955年3月，第五届肖邦国际钢琴比赛在华沙举行。来自世界各地的74名选手齐聚波兰首都。傅聪是唯一的中国选手，也是音乐资历最为薄弱的一位选手，经三轮比赛，他以与前两名相近的分数获第三名，还获玛祖卡演奏最优奖。这是东方人首次在肖邦比赛中取得的突出成绩。虽为第三，但傅聪的演奏魅力，足以使他成为该届比赛之中最引人注目的人物之一。经赛后傅聪继续在波兰就学于杰维埃茨基教授门下，直到1958年底提前毕业。这期间，傅聪曾于1956年8 10月返回中国休假，在北京举行了个人独奏会，在上海与上海交响乐团合作，举行了莫扎特协奏曲音乐会。此外，还在东欧各国许多城市演奏，到1958年离开波兰前，已达五百余场。这些国家的广大听众领略了中国青年钢琴家的风采，傅聪也积累了宝贵的专业钢琴家的舞台经验。1958 年12月傅聪离开波兰，移居英国伦敦。在六、七十年代的二十年间，举行了约2,400场独奏音乐会；与包括梅纽因、托塔里、巴伦鲍伊姆、郑京和等等在内的许许多多国际著名演奏家合作过；录制了约50张唱片；担任过肖邦国际钢琴比赛、比利时伊丽莎白皇太后国际音乐比赛以及挪威、意大利、瑞士、葡萄牙、东南亚等等国家和地区的音乐比赛的评委；演奏的足迹遍及几乎整个欧洲、美洲、中东、东南亚、日本、大洋洲各地。如此广泛、持久、频繁的艺术活动本身，已经是高度艺术成就的证明。他以辛勤的劳动赢得了“有分量的巨匠”的评价。时代周刊亦曾誉其为“当今最伟大的中国音乐家”。1976 年，傅聪在中央音乐学院举行了音乐会。同年的12月傅聪再度返国。以后，他几乎每年都回国演奏、讲学，已经到过北京、上海、西安、成都、昆明等地。主讲过肖邦、莫扎特、德彪西等专题，演奏过这些作曲家的以及舒伯特、斯卡蒂等人的作品。还与中央乐团合作，演奏了贝多芬的协奏曲；与中央音乐学院大学生乐队合作，演奏了莫扎特的协奏曲，并兼任指挥；还专门指导过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室内乐小组的训练。他的丰富的艺术经验，孜孜不倦的教学态度，博得广大师生及音乐爱好者的赞扬和尊敬。傅敏许多人都知道著名翻译家傅雷和他的长子、著名钢琴家傅聪，对这个家族的另一个成员傅敏却知之甚少。傅敏是一位普通的中学教师，他的坎坷人生和他在苦难中始终没有泯灭的正直和善良感人至深。傅敏初中毕业的时候，跟父亲傅雷大吵了一场。原因很简单：傅敏要求报考上海音乐学院附中，而傅雷则坚决不同意。大概从小耳濡哥哥那黑白键弹奏出的音乐之声，傅敏也酷爱音乐。当傅敏主动要求上音乐学院附中时，万万没有料到，傅雷摇头！傅敏实在想不通，他跟傅聪是亲兄弟，父亲为什么厚此薄彼？手掌是肉，手背也是肉哪！大哭，大吵，大闹，无济于事。傅雷对满脸泪水的阿敏作了如下说明：“第一，家里只能供一个孩子学音乐，你也要学音乐，我没有这能力；第二，你不是搞音乐的料子；第三，学音乐，要从小开始，你上初中才学琴，太晚了，学个半吊子，何必呢？”最后，傅雷补充了一句：“你呀，是块教书的料！”胳膊拧不过大腿。傅敏从华东师大一附中初中毕业之后，直升该校高中，打消了半途投考上海音乐学院附中的念头。当他的音乐之梦破灭以后，他决定做一个像父亲那样的文学翻译家。组织上格外看重他，要保送他到北京外交学院。在同学们羡慕的目光之中，傅敏步入北京外交学院大门。1958年4月30日，父亲傅雷被错划为“右派”。1959年秋天，北京外交学院忽然把傅敏作为“代培生”，调入北京外国语学院，插入英语系三年级学习。外交家之梦，从此彻底破灭了。傅敏强忍着内心的隐痛，在冷漠的目光之中，终于在1962年暑假毕业。他，一个有着“可怕的”家庭背景的大学毕业生，竟然没有一个单位敢要他！北京女一中老校长挺身而出，说：“这么个高材生，你们不要，我要！”尽管父亲曾说过他“是块教书的料”，而他一直不以为然。万万没有想到，竟给父亲在十年前言中了！傅雷给他打气，校长扶他上马，学生是一团火。一接触天真无邪、活泼可爱的学生，傅敏心中的冰块立即融化了。傅敏勤勤恳恳做事，认认真真教书，有板有眼，从不马虎。他曾受教于父，他向父亲提问，父亲从不正面答复，总是反过来向他提问，旁敲侧击，一直到他自己说出答案。如今，他把傅雷的那套教学方法搬了出来，他也着力于开动学生的脑筋，让学生独立思考，搞“启发式”没多久，校长就让傅敏开试验班，上观摩课，把他作为教学骨干使用。许多外校的老师都前来观摩，称赞这位上海小伙子有两下子。渐渐的，傅敏在英语教学上小有名气了。1966年9月3日晚8点，“父母亡故”。一夜之间，失去双亲，傅敏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尽管当时他不知道父母双亡的详情，但是他百分之百地断定：死于非命！不幸连着不幸。就在傅敏最为不幸的时刻，他失去了他的心上人他们早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学习时便开始相爱。傅敏分配到北京女一中，小蓉常常来看他。料想不到，1966年开始的“史无前例”的“革命”，成了对傅敏与小蓉之间爱情的“暴风骤雨的考验”：9月3日，从上海传来了傅雷夫妇愤然弃世的噩耗。北京外国语学院贴出大字报“批判”小蓉，醒目的标题便是“大右派傅雷的儿媳妇”！这年年底，小蓉参加“大串连”，回到了上海。翌年初，当小蓉重返北京，几乎不来看望傅敏了。正在傅敏感到纳闷之际，小蓉写来一封信傅敏顿时陷入巨大的痛苦之中，几乎不能自制。他深深地爱着小蓉。这深深的爱，使他的理智渐渐清醒。他明白，由于父母“畏罪自杀”，他已属于“杀、关、管”的后代，已经打入“另册”，他未来的命运已经注定是不幸的，何必使一个清白的姑娘受他牵连？他给小蓉写了回信。信寄走了。从此以后，虽然两人都在北京，傅敏再也没有去找过小蓉，再也没有给她写过一封信。家破人亡，恋人分手。本来，他家书、情书频频，如今孑然一身，形影孤单，家书不再有，情书不再来。傅敏因在写给一位插队东北的学生的信中，讲述了对“文革”的种种不满，那封信落到了红卫兵手中，便成了傅敏的“三反罪证”。他，成了囚徒，被关押在学校的“土班房”里。腥风血雨，笼罩着女一中。傅敏全身浮肿，脸都走样了，每天连冷馒头都吃不饱，饿得眼冒金星。有冤无处伸，有理无处讲，拿人不当人，皮鞭棍子响。傅敏实在忍无可忍，终于决心走上绝路，跳河自尽傅敏跳了下去，谁知水浅，没有淹死。这时，他被红卫兵发现了。他拼命地往墙上撞，头上撞了个大窟窿，殷红的鲜血顿时涌了出来他，被人救起，急送北大医院。由于他的身份是“现行反革命”，医生在给他缝头皮的时候，连麻醉针都不打。傅敏忍着剧痛，被缝了十几针，一声也没吭！他左边的头皮，从此留下碗口大疤。傅敏被红卫兵拖回学校。“妄图以自杀对抗运动！”好家伙，又加了新罪名，又是一场接一场的批斗。傅敏痛不欲生，趁上厕所的时候，手摸电门，再度自杀。可是，他穿的是胶鞋，触电未死。欲生不得，欲死不能。人生的咸、酸、苦、辣，傅敏算是尝够了。他仿佛成了一个麻木的人，不知道时间怎样从身边过。1979年，傅敏去英国探望惟一的亲人兄长傅聪。同事们挥泪相送，都以为他不会回来了。然而，1980年8月，傅敏从英国途经香港、上海，乘火车回到北京。校长兼党支部书记刘凤梧亲自到北京火车站迎接他。寒暄完毕，傅敏直接向刘校长提出两点要求：第一，不当任何“长”（出国前他是该校外语教研组组长），以集中精力钻研教学；第二，要办离婚手续（1974年傅敏结婚，其妻后去美国，留居异乡）。离婚了，没房子，请求在学校里住宿。刘校长一口答应下来。从此，傅敏真的不当任何“长”，迄今他仍是一名普通的中学英语教师。我感到奇怪：1962年，当他分配到中学教书，曾经大哭一场。如今，他只要说一句话，他就能从中学里调走，他为什么深深扎根在中学里，与老师、同学情投意合，永远不愿离开中学教学岗位？他笑了，答道：“我大学刚毕业的时候，对中学教师工作平凡而伟大的意义毫无认识。当时，世界文学的主编陈冰夷找我爸爸，想把我调走，结果爸爸说：他现在工作得很好，也很安心，不要去干扰他，引起思想上的波动。就这样，我一直在中学教英语。”“如今，我是有20多年教龄的中学教师了。我深深地爱上了自己的职业。中学教师是很光荣的，是灵魂的工程师，是神圣的职业。在英国，他们的中学教师，都是大学毕业的，教材也编得好，可惜教师缺乏事业心，缺乏高尚的献身精神。他们教书是为了赚钱，上课时学生听不听他不管，一看手表，到了时间，课没讲完也马上下讲台回去。这一点与我们中国很不一样。出去一年，我真感到我们中国的中学教师是最好的教师。我们中国有些中学教师为了培养学生，不计时间，不讲报酬，工资虽然低，可是命都舍得豁出去我为做一个中学教师而感到自豪。在外国人面前，我总是很响亮地说，我是中国的一个中学教师！”每年“九三”我都会大哭一场相比傅聪的偶像光环，弟弟傅敏则显得默默无闻。如果不是一而再、再而三地重编傅雷家书，他的名字几乎不太会被大众所提及。但是在小时候，傅敏也和傅聪一起学习、调皮、挨父亲打、受母亲疼现在的傅敏已经从中学退休在家养老，年轻时，他继承了傅雷一半的事业做一名英语老师，一辈子为中学的英语教育播撒种子。虽然长期生活在北京，但是傅敏一踏上上海的土地，出口便是家乡话，真可谓乡音未改鬓毛衰。傅聪1948年起在昆明读中学期间，傅敏随父母回到上海，居住在江苏路。“父亲这一生从不求人，但他很愿意帮助别人。不过，对自己的子女，他就不这么慷慨了。我这一生就靠过一次父亲的关系。当时我考进了光华附中（现华师大一附中），成绩不是最好，所以进不了优等生班，于是我母亲出面与杨滨校长求情，条件是我必须好好学习。打这以后我不再游手好闲了，开始认真读书，在班级里一直是名列前茅。”傅聪在离开祖国前，一家子都去火车站月台送，傅敏是哭得最伤心的，“因为哥俩感情好得很，我少了一个玩伴，能不伤心吗。”傅敏说，“傅聪比我大三岁，从小父亲对我们的教育方式就不同。他对傅聪花大部分精力，要他学这个学那个，而我呢，更多的是受学校的教育。在我中学毕业之后，父亲对我说：你不可能和你哥哥一样，你还是老老实实当一个教师吧。我学小提琴老是不长进。”因为从小与傅聪一起长大，所以傅敏也没有失宠的感觉，但直到今天傅敏仍想不通父亲为何看人如此准确。傅敏考上了北京的大学，他和兄长一样与父母离别。“俗话说：父母在，不远游。但是父亲好像没有这样的观念，他想让自己的孩子经受住更多的锻炼。他在那时期每次来信，都会教我许多做人的道理，并且鼓励我克服当地的困难。”尽管每年寒暑假，傅敏都会回家一次，但毕竟不能像以前那样与父母共享天伦之乐了。在1962年底，傅敏被分配进一所中学教英语。“这所中学的条件很差，傅雷家书中父亲在写给傅聪的信里也有提到。为什么会分配进这所中学？一是因为我的家庭出身不好，当时没有人敢要我；二是这所中学的校长是父亲的老朋友，父亲也没有托他，他看到我的名字就把我的档案从市里面调了进来，然后把四个俄语班全部改成英语班，教材我自己写。当时我和父亲的通信都在讨论如何教育孩子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