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背景下儿童发展的文化安全在信息化浪潮将全球经y融为一体的背景下，“地球村”共生状态下“地球村民”的文化多样化问题显得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引人注目。在这种全球化背景下，儿童发展的文化性问题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儿童发展研究者的关注。一、儿童发展的文化安全问题不是杞人忧天从个体社会化的发展视角来看，儿童发展就是一个从自然人到社会人的过程。在早期的儿童发展研究视域中，儿童的文化性发展是隐含在儿童的社会性发展之中的，然而在全球化背景下，儿童的文化性发展必须成为一种文化自觉，这是多元文化处境下文化反观、文化自省的结果。那么，儿童发展的文化安全问题距离我们还遥远吗？众所周知，语言是文化的载体，目前世界上六千多种语言正在以“每个月都比上个月少一种”的速度递减。语言减少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新一代儿童不愿意学习原来的语言，对民族语言缺乏文化认同感。再看儿童读物，目前具有商业文化特点的国外读物充斥市场，如哈利波特火车侠数码宝贝神奇宝贝机器猫等，儿童通过这些读物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了西方的文化价值观念。低龄留学所导致的“香蕉人格”（即黄色皮肤、白色文化）现象也有目共睹。可见，儿童发展的文化安全问题就在我们身边，只是我们还没有充分意识到而已。、中国学前儿童发展的文化安全问题当前中国学前儿童发展的文化安全隐患概括起来有两方面。从外部诱因看，首先是文化强势国家标榜自己文化的优越性，其国际战略由原来的“军事殖民”“军事霸权”调整为“文化殖民”“文化霸权”，声称自己国家的文化代表世界的主流文化，自己国家的文化价值观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起支配作用。这种大国沙文主义的文化霸权宣言通过广播、电视、电影、报纸、杂志、书籍、网络等媒体，外显或内隐地影响我们的儿童，并有可能在儿童心里内隐地确立起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价值观。其次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强势文化诱导。西方国家的文化和教育都很发达，特别是在高等教育方面，这就使得西方国家有可能利用优质教育资源，不断从我国的高等学校乃至中小学选择优秀学生，以减免学费、提供奖学金、发“绿卡”、“技术移民”等方式，使我们相当多的家长心甘情愿地让自己的孩子从小接受西方国家的文化价值观。再次是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强势使其跨国公司对中国民众也产生了极大的诱惑，跨国公司的白领文化对中国儿童与家长的影响是不可小看的。从内部动因来看，一是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发展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了学前教育。目前我国不少幼儿园是私立的，有部分公立幼儿园也是国有民办的，这样，幼儿园的办园价值取向一定程度上会偏向经济利益，以市场驱动为导向，而很难以国家利益、民族利益为导向，因此，代表国家利益、民族利益的文化安全问题就有可能不在其视域范围内。二是我国巨大的就业压力和人力资源的激烈竞争，使就业竞争进一步转化为升学竞争、考试竞争，高考、中考的考试竞争又下移到小学和幼儿园乃至家庭早期教育中。为了使自己的孩子不输在起跑线上，升学竞争中的外语教育就“必须从娃娃抓起”。需要指出的是，绝大多数家长和学生只看到外语的工具价值、就业价值，而看不到代表该民族利益的文化价值和儿童发展的民族文化安全问题。三是考试制度设置中缺乏文化安全意识。在我国，考试是公民社会生存的基本制度，如升学考试、就业考试、职称考试、晋升考试等。四是我国民族文化与儿童文化建设的薄弱。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精神文化建设相对滞后于物质文化建设，思想文化领域的精神创造难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这在儿童文化领域主要表现为优秀的儿童艺术作品难以满足广大儿童的精神需求，面对国外鱼贯而入的儿童艺术作品又缺乏必要的批判和鉴别能力。对学前教育界来说，还有对多元文化下的课程设计缺乏必要的文化检讨，以至于有意无意地削弱了本民族文化的自觉意识，带来了民族文化的安全问题。五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步伐加快，文化教育领域的合作日益广泛，从而淡化了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文化冲突，至少是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文化冲突缺少足够的认识。三、中国学前儿童文化安全问题的化解方式走出儿童发展文化安全危机的关键在于强化儿童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如果说生物生存繁衍的根本是族群认同，那么人的社会生存的关键则是文化认同。应该说人文教育承载着培养和强化文化认同感的历史重任，这点在我国可谓自古而然。我们的传统人文教育中“国”和“家”是不可分割的，在中国社会结构中，“家”是“国”的起点，“国”是“家”的扩大，从家庭、亲戚、乡党、同窗，到社团、族群和国家，人与人之间的一切社会关系和文化关系都是以血亲关系为主轴联系起来的，因而有“四海之内皆兄弟”的说法。这是一种体现“国”与“家”同构的文化人伦观，它维系着国家和民族血脉的传承，维系着五千年的中华文化辉煌。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儿童发展不存在文化安全隐患。到了近代，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中国文化在新一代青年学生中出现了认同危机，但民族的生存危机淹没了文化认同危机。新中国建立以来，苏美两个超级大国凭借其政治、经济、军事、科技等优势，推行文化霸权，但新中国以社会主义的新文化抵御了苏美的文化霸权。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经济全球化步伐日趋加快的今天，似乎世界政治、社会、文化也要趋于一体化，但这种“一体化”的背后却深藏着文化霸权和“西方文化优越性”的颠覆企图。西方国家以经济文化交流的名义，直接或间接、显法或隐性地显示自己文化的优越性，宣扬自己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甚至政治模式。最为关键的是，这种全球一体化、共同价值观的美好描述，很容易使人丧失对自身文化安全的警惕。可见，当今儿童发展的文化安全具有隐蔽性、渐进性和长期性等特点，它比军事安全更具有战略意义。因此，从学前教育阶段就开始重视儿童发展的文化安全问题是非常必要的，特别是对处于文化弱势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儿童发展的文化安全应成为国家安全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就中国学前教育来说，笔者提出以下几点供学界同仁思考：加入WTCOH，中国儿童发展的文化安全应尽快由理论探讨转为实践操作，学前儿童发展的文化安全应成为起点。学前儿童发展的文化安全保障应从国家、民族的公共利益出发，尽快纳入国家公共政策的视域。幼儿园课程的设计与制定应充分重视学前儿童发展的文化性因素，将学前儿童的文化性发展作为儿童发展的基本维度，重视儿童发展中的文化安全。将学前儿童的母语及相关的文化发展作为学前儿童发展的第一要务，并成为学前课程的轴心。在考试制度及相关的其他公共政策制定中应充分考虑儿童发展的文化安全。社会公众特别是教育者应从国家盛衰、民族兴亡的高度充分认识儿童发展中文化安全的重要性和紧迫性。重视全球化背景下儿童发展的文化安全问题，既是“国”的责任，也是“家”的义务，它应是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文化自觉行动。强调民族文化的安全性不是民族狭隘主义的民族自尊，更不是文化保守和文化守旧。事实上，只有各民族文化的安全独立，才能实现全球的文化多样性，并最终实现全球的文化安全与文化繁荣。因而，强调儿童发展的民族文化安全,也是强调儿童发展的世界文化安全。可见，儿童发展的文化安全是具有世界意义的文化战略问题。倡导儿童发展中各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保持民族文化的独特性，尊重各民族文化的历史传统，是实现全球文化安全战略的前提。摘自：新华文摘2004年24期作者：秦金亮出师表两汉：诸葛亮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诚宜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恢弘志士之气，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也。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祎、董允等，此皆良实，志虑思纯，是以先帝简拔以遗陛下：愚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然后施行，必能裨补阙漏，有所广益。将军向宠，性行淑均，晓畅军事，试用于昔日，先帝称之日能”，是以众议举宠为督：愚以为营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阵和睦，优劣得所。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侍中、尚书、长史、参军，此悉贞良死节之臣，愿陛下亲之、信之，则汉室之隆，可计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值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弩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至于斟酌损益，进尽忠言，则攸之、祎、允之任也。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若无兴德之言，则责攸之、祎、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谋，以咨诚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