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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控制理论及其在党风廉政建设中的运用引言:内部控制理论以及与党风廉政建设的“兼容”性内部控制其本身并不神秘,在财务会计中的出纳与会计分设就是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对当代中国人来说,内控也不陌生。但目前对内部控制的研究主要以企业为背景,且研究角度更适应西方人的思维,“移植”到政府机关党风廉政建设中,很多内容并不“兼容”,不具备很强的指导意义。本文试运用内部控制的最基本的原理,剥离西方研究成果中的企业属性,以历史的角度,对内部控制在党风廉政建设中的运用中的几个现实问题作出分析和探讨:一、 从中国历史角度看内部控制的客观存在性无论你是否愿意承认,在任何类型的组织中,内部控制其实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从微观层面:以生物组织为例:免疫就是一种内部控制,人体依靠这种功能识别“自己”和“非己”成分,从而破坏和排斥进入人体的抗原物质,或人体本身所产生的损伤细胞和肿瘤细胞等,以维持人体的健康。抵抗或防止微生物或寄生物的感染或其它所不希望的生物侵入的状态。如果这种内部控制不存在,后果是不可想象的,让人们谈之色变的艾滋病,其学名就是“获得性免疫功能缺陷综合症”,其病毒本身并不会引发任何疾病,而是当免疫系统这种内部控制被病毒破坏后,人体由于抵抗能力过低,丧失复制免疫细胞的机会,并感染其它的疾病导致各种复合感染而死亡。从宏观层面:以生态组织为例:有这样一个常识,毒蛇出没的地方,七步之内必有解药,这也是一种内部控制,一方面,毒蛇需要吃解药才能促使体内产生解毒素,对抗毒素,从而使得自己不会中毒呢,另一方面,在毒蛇出没的地方,也只有解药才能生存,这种相生相克的关系在我国国代的“五行八卦”中有充分的体现。 从宇观角度:以天体组织为例,万有引力就是一种内部控制,万有引力的存在使得各天体间既不靠的太近,也不离的太远,靠得太近,小天体就会奔向大天体,形成“撞击”事件,导致小天体的毁灭,离的太远,小天体无法获得大天体的能量,形成“死亡天体”;万有引力还使得各天体本身规律性的运动在自转的同时,卫星围绕行星转,行星围绕恒星转生活在地球这个行星上的人类,才能感受到白天黑夜,春夏秋冬。当然,目前,人类对宇宙的认识尚不及4,还有96的未知宇宙有待我们和子孙后代去探索,随着探索的不断推行,对这种“内部控制”的感受就会越深入。政治是上层建筑领域中各种权力主体维护自身利益的特定行为以及由此结成的特定关系。在上层建筑维护自身利益的时候,也不是为所欲为的,也无法绕开内部控制这个“枷锁”:在这方面,最典型的就是西方封建社会中的政权和教权之争,它几乎涵盖了西方的整个封建史,其本身也是一部血泪史:中世纪伊始,基督教教会和基督教国家二者,只不过被当作统一社会的两种基本的职能机构而已,它们只有分工的差别,并无不同社会性质的对立。公元前492,教皇的盖拉西提出 “双剑”论。以此为标志,神权开始觊觎世俗权力。在公元六七世纪时,罗马主教趁乱统治了罗马,以此为基础,建立了“教皇国”。 1073年,克吕尼修道院修士希尔得布兰德当选为教皇,即教皇格里戈利七世,由此开始了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分庭抗礼。形成了二者对垒的局面。1122年,教皇格里戈利七世与皇帝亨利四世在一系列的斗争后,形成了沃姆斯宗教协定。教权和政权的“内部控制”初步形成,教权达到极点,但这并不是斗争的终点。之后,政权逐渐占据上峰,以法国为例子,法国国王腓力四世(12851314年)为夺取伊兰得尔,向法国教士征收捐税,因此和教廷发生冲突。教皇卜尼法斯八世在政教斗争激烈时死去,新教皇克力门五世是在法国国王直接压力下当选的。教廷从这时候迁到了法国阿维农城,总共住了七十年(13081378年),史称“阿维农之囚”。1307年腓力四世没收神庙骑士团财产。1312年教皇正式宣布解散神庙骑士团。腓力四世得到完全胜利。总之,教权与王权的冲突,以王权的最终胜利而告终。但在教权和政权的斗争中,形成的内部控制和内部牵制,对西方封建社会的稳定和秩序产生拉积极的作用,这既是西欧经济发展的结果,又反过来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这种现象并不是西方封建社会独有的,在古印度情况也与此类似,古代印度的第一种姓是婆罗门(教权),第二种姓才是刹帝利(政权),佛教的诞生,从一定意义上说,也是刹帝利联合吠舍(农民和工商业者)和首陀罗(无技术的劳动者)对抗婆罗门种性的结果。而在中国,情况略有不同,但宗教对政治的内部控制,在历史上并不是空白,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先秦时期(即商周时代)的国家,教权对政权是有着控制的,在这一时期的史料中,诸侯国在进行战争之间,都要由神职人员进行占卜,根据占卜的结果决定是否发动战争,当然,占卜的结果是神的意思还是神职人员的意思,就很难说了。这里面最有名的就是武王伐纣时期天空出现彗星,被神志人员充分利用,大大鼓舞了武王伐纣的信心和勇气。而根据相关研究结果,这颗彗星就是著名的哈雷慧星,公元前1076年回归地球。二十世纪最后十年,我国研究者以此为突破口,结合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其他成果,完成了夏商周断代工程,在此工程前,由传世文献支持的,最早由明确历史纪年的事件是公元前841年的国人暴动,而此项研究成果将中国的历史纪年向前延伸了1200多年,如下表:传世文献记载夏商周断代工程揭示夏公元前21世纪公元前16世纪公元前2070年公元前1600年商公元前16世纪公元前11世纪公元1600年公元前1046年周(西周,东周)公元前11世纪公元前256年公元1046年公元前256年(2)受孔子制和儒家“敬鬼神而远之”思想的影响,先秦以后,封建君主对宗教多是利用,而不是屈服,所以宗教对政治的影响和控制并不是很明显,但这样的例子还是有的,如嘉靖年间,当时的名道蓝道行在扶乩(音ji,既拿着乩笔不停地在沙盘上写字,口中念某某神灵附降在身)时,称“今日有奸臣奏事”,刚好严嵩路过。由此嘉靖对严嵩开始产生厌恶之感,后来的徐阶正是在此基础上搬倒了把持朝政20年之久严氏父子。(3)而将利用宗教影响政治运用到极致的,是太平天国时期东王杨秀清的“代天父传言”,先后达20余次之多,虽然后期有个人私欲膨胀的因素存在,但确实对太平天国前期的革命斗争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如营救冯云山,鼓舞士气,特别是借上帝的名义惩罚太平天国的高级将领和官员,就连洪秀全都遭到过这位“上帝”的杖责,客观上洪杨之间清醒时的“天王和东王”身份以及“上身”后的“天子与天父”身份形成了一种内部控制,内部牵制的关系。从以上分析中,典型的封建社会政治,教权和政权形成了一种内部控制和内部牵制的关系,维持了封建社会的稳定,但对于中国古代的封建君主来说,这种控制也是存在的,但影响确是微乎其微的,那么,中国古代的封建君主就真的可以为所欲为了么?答案是否定的,号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中国古代皇帝也是要“被控制”的,虽然宗教在这种机制中是缺位的,但在长达2000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中,这种“缺位”就被以“相权”中心的内控机制所代替,而且这种内部控制机制显得更加复杂和坚固。封建君王心甘情愿的将自己的一部分权利分给丞相,又不得已的受到丞相的制约,是一个非常值得玩味的话题,古代的明君都与自己的丞相保持着比较融洽的关系,最著名的就是唐太宗和魏征。当然,也有不信邪的,明太祖朱元璋就废除了丞相的职位,作为一个智力和体力都超乎常人的、同时也能克服自己私欲无限制膨胀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坚持了二十余年。但朱元璋的子孙却没有这样的超能力,朱元璋的儿子明成祖朱棣完善了文官制度,在朝廷中逐渐形成了后来内阁制度的雏形,到了明世宗朱厚熜(音cng)年间,由于皇帝痴迷于炼丹,内阁首辅这个不叫丞相的丞相实际的权利已经超过了皇帝(当然,嘉靖算不得昏君,这种权利在嘉靖朝还是在皇帝控制之下的)。不但在政治方面,明朝皇帝的私生活也受到相权的制约,明武宗朱厚照是中国历史上最“逆反”的皇帝,他多次想出宫游玩,但都被大臣拒绝。公元1519年,宁王朱宸濠造反,终于给他逮到了机会,于是他大张旗鼓地亲征南昌,但不幸的是,达到南京时叛乱已被平定,在回程的时候,未尽兴的朱厚照在钓鱼的时候溺水得病而亡相比较而言,几百年后的康熙和乾隆就幸福的多了。而明神宗朱翊钧为了立第三子为太子,与众大臣周旋了十五年,最后还是屈服于大臣,立了长子朱常洛为太子,这个太子就是明光宗,1620年八月初一即位,九月初一去世,成为明朝最悲剧的皇帝。明朝皇帝成为了受相权制约最严重的封建统治者,这说明了客观存在的东西是不以人的意志而转移的。在特定的时候,相权甚至能够超越君权,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诸葛亮和刘禅。易中天教授在他的著作里,不止一次的提到这样一个观点,三国鼎立是曹丕、孙权和诸葛亮的鼎立,而不是曹丕、孙权和刘禅的鼎立。除了受到相权的制约,中国皇帝还要受到其他的制约,如:后权:主要表现为皇后或得宠妃子的“娘家”(也就是所谓的外戚),有的时候后妃也“亲自上阵”:如慈禧、吕后、武则天等等。宦权:宦官制度是中国封建历史上一个丑陋的现象,他们与皇帝之间的关系用“青梅竹马”来行为不甚恰当,但用“两小无猜”来形容确不过分,当相权大于政权时候,皇帝往往拉上这个两小无猜的伙伴共同对付相权,而当宦权过大的时候,皇帝又不得不腾出手来对付宦官。综上说叙,由于历史的局限,历史上的内部控制主要还是体现在分权和内部牵制上,也就是后文说提到的组织结构控制。但内部控制确确实实是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二、从现代西方看内部控制理论以及党风廉政建设的扬弃如前文所述,内部控制是西方经济管理学中的一个成熟课题,我们不妨先看看西方内部控制理论的基本原理:(一)内部控制的定义一般我们可以将内部控制定义为:一个单位为了实现其经营目标,保护资产的安全完整,保证会计信息资料的正确可靠,确保经营方针的贯彻执行,保证经营活动的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而在单位内部采取的自我调整、约束、规划、评价和控制的一系列方法、手续与措施的总称。在这个定义中,说明了内部控制的目的、范围和手段:(1) 企业内部控制的目的:实现其经营目标保护资产的安全完整保证会计信息资料的正确可靠确保经营方针的贯彻执行保证经营活动的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以上是对企业内部控制目的的描述,那么对于党风廉政建设中内部控制目的是什么呢?党风廉政建设的直接目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型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5周年大会上指出: 党的先进性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是历史的,而不是一劳永逸的。在新时期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专题报告会上,胡锦涛又指出:党的先进性历来是随着形势和任务的变化而不断丰富和发展的。时代和实践的发展,总是不断给我们党提出新的要求,也给党的先进性赋予新的内涵。当今中国,社会结构正在发生变革,但从“金字塔型”转换为”橄榄型”尚需要时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教授,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嵘中国的社会结构实现由金字塔型向橄榄型的转变尚需三十年。同样,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萧灼基也认为,中国社会中等收入者目前只占左右,社会收入阶层结构主要是“金字塔型”,在一些经济发达城市只能说出现了中等收入者扩大的趋势,但未来能否真正生成“橄榄型”收入阶层结构,关键要看今后十年消除贫富悬殊及壮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政策与实绩。基尼系数也是近年来被经常提到的一个名词,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1978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317,自2000年开始越过0.4的警戒线,并逐年上升,2004年超过了0.465。此后,国家统计局不再公布国内的基尼系数。此后的基尼系数大都是经济学者的估计。中国社科院一份报告称,2006年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了0.496。2010年,新华社两位研究员更判断我国的基尼系数实际上已超过了0.5。客观地说,中国基尼系数确实存在被高估的情况,这里有中低收入者的心理因素,有“灰色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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