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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龙:红太阳下的罂粟花1940年代边区鸦片经济发布时间:2013-07-30 09:42 作者:高龙 字号:大 中 小 点击:23545次核心提示:作者走访晋西北,获见一批当年种植鸦片的档案,为40年代的边区鸦片种植提供了确凿证据。利用这批档案和相关资料,结合采访到的民间记忆,作者对边区鸦片经济做了较全面的梳理。图1:“忻州鸦片档案”中的一件,“谢家坪自然村烟簿,三十七年八月一日制”图2:吸食鸦片的用具图3:三五九旅南泥湾垦荒遗址留念今年春天,笔者来到了延安南泥湾,“陕北的好江南”。如果不是因为其在大生产运动中的特殊地位,这几乎是一个平淡无奇的陕北小镇。周边是黄土高原的群山,山下是窑洞,以及一些新盖的房屋。建筑群沿着一条沟向两边延伸。一条崭新的水泥马路穿过小镇。偶尔会有零散的旅客驾车前来,在眺望远处的水稻田后远去。早春季节,远处山上的森林还没有长出叶子。小镇前方大片的水稻田还未种植,上面是去年收割后剩下的干草。数十年前,这里还是延安的一片原始森林,有野猪、野羊等出没。八路军三五九旅开荒后,森林消失,变成了田野。南泥湾大生产展览馆是南泥湾的中心。里面的文物和资料详细讲述了八路军三五九旅在上世纪40年代大生产运动的历史。但有一个极为重要的事实,整个展览只字未提。这就是三五九旅开荒后的田野上,曾种植了大量鸦片。回顾上世纪40年代的历史,与“自力更生”精神相比,中共缔造的鸦片经济对政权存亡具有决定性作用。上世纪90年代,台湾学者陈永发对中共鸦片经济做了基础性研究。此后,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化,新的资料陆续出现,其中之一是延安日记。这是苏联人彼得巴菲诺维奇弗拉基米洛夫在上世纪40年代的日记,对延安鸦片经济现象做了直观描述,里面有一些中共对鸦片经济的决策过程。1942年至1945年,弗拉基米洛夫以共产国际驻延安联络员兼塔斯社记者的身份,在延安工作,与中共高层有过密切接触。延安日记提到,“鸦片是当地贸易中最重要的一宗商品。”笔者以这些研究、记载为基础,结合新发现的“忻州鸦片档案”,以及采访到的一批民间记忆,对延安鸦片经济这个“中共历史上的最大机密”(陈永发语)作一次较全面的梳理。“忻州鸦片档案”近期,笔者在山西省忻州地区见到一批当年晋西北种植鸦片的档案。据拥有这批档案的人士介绍,这批档案从忻州某县档案馆流出,以“卖废纸的价格”卖给了文物贩子。该人士花高价从文物贩子手中购得这批档案,并妥善保管。根据档案所在地和内容,笔者将这批档案初步命名为“忻州鸦片档案”。“忻州鸦片档案”数量达两百多件,内容涉及晋西北鸦片种植、收割、运送、税制等等,全方位勾勒了上世纪40年代的鸦片经济。出于学术研究和写作需要,该人士向笔者提供了其中的五件档案,内容包括鸦片种植、运输、税制等。“忻州鸦片档案”纸张都已经泛黄,但里面的毛笔字工整,信息量较大。“忻州鸦片档案”的面世,能够较大地夯实解放区鸦片经济这一重大课题的立论基础,为这一课题的研究提供全新的文献支撑。目前研究延安鸦片经济的文献来源主要有几大块:陕甘宁边区的经济文件,国民政府的情报文件,国共报纸的一些线索,延安日记、谢觉哉日记等日记。与上述信息来源相比,“忻州鸦片档案”具有系统性,比如有完整的税制表等。严重的危机到来1941年,在陕北立足数年的中共迎来了严重的生存危机。这场危机是中共鸦片经济产生的直接背景。皖南事变后,国共关系极度恶化。国民党停止了对中共的财政补贴“协款”。协款是国民党按月发给八路军的军饷粮米。此前数年,国民党的协款在中共岁入中占支配地位。1940年,协款比例仍高达73.54%。国民党同时对陕甘宁边区全面封锁,试图切断边区与外界的联系。这对经济主要靠外援、内部工业基础薄弱的陕甘宁边区来说,是致命威胁。1937年至1940年,陕甘宁边区接受的外援最多占到85.8%。为应对危机,1941年2月,边区银行宣布停止法币流通,开始发行边币,当年就发行边币2300多万。但边币发行缺乏雄厚的经济后盾,发行后一年之中跌了七八倍之多,引发了严重的通货膨胀。边区的绥德、关中、陇东等地出现了拒绝使用边币的现象。边币也没有将法币挤出市场。到1942年底,法币在边区仍占有65.4%的份额。国民党封锁致使边区物资奇缺,物价暴涨。1942年,延安的小米价格涨129%。1937年后,边区农民的财政负担主要是救国公粮。1940年,征收9.7354万石,人均负担7升多,占年收获量的6.38%。而短短一年过去的1941年,征收20.1617万石,人均负担14.8升,占年收获量的13.85%。沉重的公粮重负下,1941年,陕西志丹县发生了多次抢粮事件。毛泽东在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说:“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子。”直接的应对就是大生产运动。1941年3月,八路军三五九旅开赴南泥湾,成为大生产运动的标志性事件。1942年10月,中共西北中央局召开了高级干部会议,提出“边区党今后的基本任务是建设,而建设的任务就是生产与教育两大工作,其中生产更有决定性。”著名的大生产运动大规模展开了。大生产运动是一场政权自救运动。陕甘宁边区政府专门成立生产委员会,制定和采取有效措施,扩大耕地面积,提高粮食产量,并号召种植经济作物。而一种最重要的经济作物,却被教科书屏蔽:鸦片。长期以来,开荒种地、伐木烧炭、纺线织布等成了大生产运动的宣传图景。而大生产运动最核心、最重要、最隐秘的部分,却是鸦片经济。1941年,在中共延安政权最困难的时候,鸦片登上了历史舞台。1945年1月15日的谢觉哉日记提到,“毛说我党犯过两次错误,一是长征时乱拿人民东西(不拿不得活),二是种某物(不种度不过难关)缺乏仁政观点的人,则认为这是直截有利的办法,甚至发展到某货内销。”其中的某物、某货,指的就是鸦片。从谢觉哉的叙述“不种度不过难关”可知鸦片经济的重要性。鸦片种植鸦片在上世纪40年代能充当中共延安政权“救世主”的角色,并不是一种突兀的历史现象和天才的经济设想,而是有其历史延续性。鸦片作为商品有几大特征:运输方便,价格高,市场广泛,山陕一带适合种植。此外还有关键的一点,鸦片是民国一种普遍流行的硬通货。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提到,有的红军战士回忆说,他们曾用鸦片当作货币去购买生活必需品。当时在贵州,鸦片通常代替货币流通。张国焘的军队没收地主财产时也没收鸦片,用来购买给养。1941年,中共下达种植令,辖区农民每户栽种五至十亩鸦片。对外销售,对内禁烟,是中共发展鸦片经济的方针。1941年底边区成立禁烟督察局,后改为禁烟督察处。据延安日记记载,任弼时被任命为“鸦片问题专员”。1943年9月22日的延安日记记载了中共高层对鸦片经济的决策过程,“政治局讨论了经济困难问题,找出了一个相当别出心裁的办法。政治局批准,加强发展公营的鸦片生产与贸易。同时决定,作为紧急措施,要在一年内为中央政府所辖各省的市场(叫作对外市场)至少提供一百二十万两鸦片。”延安日记还记载了任弼时转述毛泽东的话,“任弼时说,毛泽东同志认为,种植、加工和出售鸦片不是件太好的事。可是,毛泽东同志说,在目前形势下,鸦片要起打先锋的、革命的作用,忽视这点就错了。政治局一致支持中共中央主席的看法。”1942年,陕甘宁边区和晋绥边区开始大量种植鸦片。两地气候适合种植鸦片,在清代、民国都有种植鸦片的历史。据学者陈永发的叙述,1942年,晋绥边区有河曲、保德、偏关、神池、宁武、五寨、平鲁、朔县、岢岚等九处栽种鸦片。陕北分布更广,“除交通要道和接近国民政府地区外都有种植”。山西民歌也提到了当年种鸦片的事。山西忻州市河曲县文化馆贾德义采访整理的民歌种洋烟提到,“过了大年是春天,家家户户种洋烟。十亩地来八亩田,留下两亩种洋烟。”另一首民歌种洋烟唱道,“青天兰天紫圪兰兰的天,什么人留下个种洋烟。”山西省忻州市退休干部王思聪,1945年至1953年,在晋绥边区文联下属的文工团、晋绥边区“七月”剧社、人民剧社等单位工作。王思聪当年亲眼见证了晋绥边区种鸦片的场景。1945年8月,12岁的王思聪在晋绥边区入伍。他年纪小,不能打仗,就待在文工团。王思聪告诉笔者,“晋绥边区种鸦片可以追溯到1942年。当时阎锡山、日本人封锁边区,外边的物资供应进不来。通过种鸦片这种办法解决棉布、棉花物资等经济问题。”1947年,王思聪跟随部队文工团待在晋绥边区首府兴县。在兴县的大川里面,王思聪看到了大片罂粟,“一道沟到处有”。在他印象中,这一带的鸦片种过一年。“当时有规定政策,每户允许种多少鸦片,但我年龄小,记不得了。”王思聪。但王思聪亲眼见过农户收割鸦片的场景。那是天气很热的7月份。收割在中午太阳最热的时候进行。“将大烟壳一割,白水流出了。鸦片刀下面附一个小桶,是农户自己拿铁皮做的。拿指头一抹,白水就流到小桶里面了。”王思聪回忆。王思聪描述,当时种鸦片确实在一个艰苦的背景下进行。他入伍后,部队两年发一套棉衣,一个季度发一块毛巾和一块肥皂。他那时候年纪很小,发的鞋很大,就在鞋上弄两个孔,拿绳子拴起来。那时候他们冬天就发棉衣、棉裤两件,里面也没有内裤穿。冬天没有袜子穿,鞋口的肉冻得流血。夏天也没有替换的衣服。衣服脏了到河里洗,洗了放在石头上晾干。人赤裸着在河里边,等衣服干了再上去。文工团之后,王思聪在剧团工作。当时他们十几个小孩每天练功。练功特别费衣服,发的鞋不够穿。有次贺龙到剧团视察。他们的鞋前面都露出脚趾头了。他们十几个小孩拉住贺龙,让他一个一个看。贺龙发现他们的鞋确实烂得不行了,就写了个条,说“到后勤部领去吧”。机关就派了牲口到后勤部,给他们一个人领了一双鞋。鸦片统购在陕甘宁边区和晋绥边区,农户收割鸦片之后并不能自由销售,而是由政府设立烟站统购。忻州作家任存弼告诉笔者,他父亲的第一个老婆韩秀女当年曾在晋绥边区农村种鸦片。1942年,任存弼的父亲任强熙到内蒙古五原去了。任强熙的老婆韩秀女留在村里种鸦片。收割鸦片后,农户需要到政府部门设立的烟站销售。韩秀女有一天去烟站卖鸦片。她当时觉得她产的鸦片质量等级很高,够头等。但烟站收购的人却给她将等级压得很低,说成三等。韩秀女脾气刚烈,当天在烟站据理力争,自己受了气。回去后她就把熬鸦片的水喝掉死了。“忻州鸦片档案”中有一件腰庄烟亩税册,有关于腰庄农户鸦片种植情况的详细记录。根据腰庄烟亩税册,种鸦片的农户成分多数为贫农,少数为中农。该表统计了土地原耘亩和折苗亩的面积。原耘亩是土地的总面积,折苗亩是土地用于农业的有效使用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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