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宾：王渝生 嘉宾简介： 1943年生人。1966年毕业与四川师范大学数学系。1981年毕业与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现为全国政协委员。系中国科学院理学博士、德国慕尼黑大学博士后。现任中国科技馆馆长。并在中国科学院、中国科技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高校尖子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曾任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著有自然科学史导论、科学寻踪、科技百年等。主编有数学大师、天文太斗、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人物数学卷、中国科学家群体的崛起，主译跨越大洋两岸的科学文化交流。发表论文百余篇。策划：李存富 主持人：张琨主持人：今天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技馆馆长王渝生作客“科学在线”。所以我们今天的话题就从中国科技馆开始。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中国科技馆以及它的功能定位？ 王渝生：中国科技馆现在座落在北三环中路，安华桥畔，它是一个国家级的公众科学中心，科技馆它是以提高全民科学文化素质，进行科普教育的一个场所和基础设施。 主持人：它的主要功能定位就是这样一个定位？ 王渝生：对。 主持人：您觉得一个好的科技馆是什么样的？都用哪些评判标准？依照这些标准，如果让您来给中国科技馆打分的话，能打几分？ 王渝生：这个问题很有趣，我是信奉小平同志那句话，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所以一个好的科技馆主要是看它的人气怎么样，是能可落桥，还是车水马龙，所以我觉得好的科技馆一定要有观众来参观，而且还要看这些观众的回头率，他如果来了一趟就走了，不行，他还要经常来，这样一说，就没有一个具体的评判标准了。既然科技馆是一个科学普及的场所，科技馆当然应该具备科学性，同时要给大家普及科学知识，要有知识性，当然还要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那么这个科技馆除了要有科学性和知识性以外，它还要有趣味性，它要吸引观众，观众来了之后，不是像进其他的有一些历史类，或者艺术类的博物馆一样，去隔着冰冷冷的玻璃窗看里面的产品，而是要让我的科技馆的展品要动起来，而且最好要这些展品同观众要有一个互动，要让观众在动手、动脑的过程中，来感受到科学的趣味，感受到科学的魅力，了解科学的基本原理及其应用，并且要了解世界前沿科学和高新技术发展的趋势。那么按照这些标准，如果要给中国科技馆打分的话，五分是满分，我认为中国科技馆至少应该得三分及格，我如果有一点偏爱科技馆的话，我觉得四分良好还是可以的，但是距离五分肯定有很大的差距。 主持人：您一直在从事科普工作，请您介绍一下目前中国科普工作的现状。 王渝生：实际上我们国家解放以来，科普工作就有过一些高潮，可能我们大家都知道从小看十万个为什么，有科普大师高士奇，还有像毛以升，所以应该说我们国家建国以来都是比较重视科普工作的。但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当中，科学都不要，还要搞什么科普呢，所以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以后，我们中国科学恢复了工作，科普工作应该说出现了一个新的局面，根据我的了解，特别是80年代，90年代以来，中共中央国务院做出了关于加强科普工作的决定，关于建设科普场馆的决定等等，就像我们中国科技馆，就是全国科技大会以后，由邓小平同志亲自批准，并且为我们的中国科技馆题写了馆名，然后在1988年正式对外开放。到了2000年的时候，我们中国科技馆二期新展厅又建成对外开放，江泽民同志就为中国科技馆的二期新展厅题词：弘扬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传播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2004年六一儿童节前夕，江泽民总书记又亲临中国科技馆视察，所以应该说我们党中央和国务院是非常重视科普工作的，现在科普工作的各个方面，包括全国的科普场所，科技馆的建设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潮，所以现在是我们国家科普工作的一个发展的最好时机。 主持人：您认为对科普工作，有没有必要写理论方面的研究？目前我国关于科普的理论有哪些？这些理论在指导具体科普实践方面发挥了哪些作用？ 王渝生：没有理论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所以任何一项工作都要有理论的指导。比如说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是指导我们各项工作的指导方针。就科普来讲，当然要研究科普的理论，那就是关于科学普及的内涵、外延，关于科学普及它主要的内容、方式，它的评价指标和它在科普具体工作当中所要遵循的规律。这样一些科普的理论当然对具体的科普实践是发挥作用的。举一个例子，我们说科普，到底谁是科普的主要社会力量，那么科普话说中国科协是科普工作的主要社会力量，中国科协是一个中国的科学技术人员群众组织，是一个人民团体，它是党和政府联系广大科技工作者的桥梁和纽带，那么广大的科技工作者，他们要从事的科技工作就有两个方面，一个是科技创新，一个是科学普及。胡锦涛总书记在2004年6月2号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两院院士大会上的讲话中，有这样一句话：“科技创新和科学普及是科技工作的两个重要方面”。因此我们的广大的科技工作者除了从事科技创新以外，还要搞科学普及。科学普及是科技工作者的责任和义务，科普工作不仅仅是几个科普专家的事，而是广大科技人员的事。特别也是我们两院院士和其他的专家学者的事。另外这个科学普及它要遵循普及的规律，它要能够把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要让一般的公众能够掌握，那么就要考虑科学普及分两个部分，一部分是科技，一部分是科普阵地，就是插旗的地方。比如说我们科技馆，另外一部分，就要开展群众性，经常性的科普活动，比如说三下乡，比如说科技周，比如说科普日，哪一些是群众喜闻乐见的科普的形式，我们就要做一些理论研究了，怎么把科技创新和科学普及结合起来，怎么把我们从事科普的人同我们科普的受众结合起来，而我们广大的公众，它既是科普的受益者，但是它又应该是科普的参与者，像这样一些理论研究的成果，当然是对我们的科普实践是有指导意义的。 主持人：我国已经颁布实施了科学技术普及法，这是国家从法律和政策层面上对科普工作的重视，“科普法”的执行情况如何？存在什么问题，需要解决什么问题？ 王渝生：它是这样的，中国科学技术普及法是世界上第一部科普法，它反映了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提高全民的科学文化素质，所以说科普法对于科普是应该有政府来推动，同时也应该是全民参与德，另外事业单位、企业单位也有科普的责任，还有比如说科普场馆的建设，科普场馆不能挪做它用，比如说对于科普的一些优惠政策，在税收这些方面的优惠政策，一方面要保证科普的公益性的事业，这样一个大方向。另一方面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又要充分的利用社会规律，要积极的鼓励和扶持经营型的科普产业的发展。像这些都在科普法里面有明确的规定，而且上升到法律的高度。据我了解这两三年以来，我们全国人大组织了科普法的检查小组，我们中国科协对它所属的地方科协管理的科技馆也进行了整顿，比如说科技馆你就要对公众进行科普的展览教育，这是一个主要的形式，当然科技馆还要搞培训教育，实验教育等等。但是有一些地方的科技馆它就把它的科普场所拿来出租，搞什么展销会，开什么饭店，甚至于搞旅馆，通过我们的科普法的执法检查，不是名副其实的科技馆，要么你就限令整改，要么你就摘牌，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科普工作走向规范化，法制化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当然有一些人对科普法的理解，又给其他的法不一样，你比如说我们有刑法，那个触犯了法律是要判刑的，好象科普法就像过去我们对交通法一样，我们认为交通规则吗，我们就是执行一下，但是提升到法来看，可能我们有一些地方，有一些人法律意识还不够健全，我们相信通过对普法，对科普法的宣传，人们的法律意识会逐渐的提高，在走向依法治国，法制化的国家的这样一个进程当中，科普法的这种执法和检查肯定力度会加大。 主持人：你觉得目前为止主要存在着哪些问题呢，哪些问题比较突出？ 王渝生：我个人认为很多地方为了追求GDP，追求政绩，他没有把科普摆在一个适当的位置。比如科普法规定各级政府都要有一定的经费来保障科普工作的顺利进行，我们中国科协系统规定了每一个地方一年至少按照每一个人拿出五毛钱来搞科普。比如说一个80万人的县，一年的科普经费至少就应该是40万，但是据我了解到现在为止，有一些县，有一些地方甚至于还有科普经费人均只有一毛钱，只有五分钱，这样的情况。一个80万人的县，如果一年的科普经费只有几万块，十万块，那个一年365天它能干什么呢，不要说建一个科普场馆，它就是搞一两次活动，这个钱就花完了，所以这个方面还得要努力。另外，有一些企业，它应该有科普的责任，但是它为了追求利润，不搞科普，或者钻个空子搞变相科普，把科普变成了它的广告，比如说有一种药品，有一种食品，它假借科普为名来夸大它的成份、疗效，实际上是推销它的产品，搞广告效应，实际上这些都是需要用严格的科普执法来解决的问题。 又比如说对于一些企业或海外资金进入过后要实行免税政策，还有一些从国外引进的一些科普产品，海关要进行免税的政策。但是包括我们科技馆在内，有时候有明文规定的该免税的还要跑海关，还要去求爹爹，告奶奶，这个就说明有一些部门，就没有从大局着眼，仅仅是从小的一点点税收，一点点经济收入来着眼，这样就挫伤了我们有一些企业，有一些单位甚至于个人和海外捐赠搞科普的积极性，这些都是需要在科普法的执法过程中积极解决的。 主持人：我们这儿有一份调查的报告，联合国科教文组织1995年发表的世界科技报告指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从根本上说是知识的差距，人才和劳动者素质的差距。”我们这里有一组数据：的989年美国和加拿大公众达到基本科学素养的比例分别为7和4，1991年日本为3，1992年欧共体为5，2000年美国增长至17，而2003年我国公众基本具备科学素养的比例仅为上面提到的1.98。跟国外比较，中国公众的科普水平现状可以说差距很大。您认为中国公众的科学素质水平的提高有没有一个时间表和具体指标，何时达到何水平？ 王渝生：好的，我觉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十年前所说的，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是知识的差距，是人才的差距，是劳动者素质的差距，这个说得很好，美国在89年他们公众的基本科学素养就达到了7，11年以后到2000年就增长到了17，平均每一年增加差不多一个百分点，我们国家从1992年开始进行公众的基本科学素质的调查，为了国际接轨，同世界其他国家相比较，我们基本上也是用的西方通行的基本科学素质的标准。结果1992，1994，1996三次的调查结果我们公众基本具备科学素养的比例仅为0.3，一千个人里面只有三个人具备科学素养，我们以前个人里面当官的不止三个吧，说明我们有很多领导人，各个负责同志也不具备科学素质，怎么带领我们全国人民奔四化，奔小康呢？所以感觉到问题严重，所以后来我们没有两年一次了，我们下定决心过五年吧，所以在96年以后，我们采取了很多措施，五年以后到2001年，我们进行了一次调查，这个结果就提高到了1.4，从0.3提高到1.4，花了五年时间，一个百分点，当然我们也有一些信心了，说再恢复两年一次吧，所以2003年又做了一次调查，调查的结果是1.98，两年就比1.4就多了0.5，0.6个百分点，我们也满怀信心。到了2005年，就是去年我们又做一次调查，就像刚才李成福先生说的一样，这个2005年调查结果又有所回落，所以我们感觉到很难堪。怎么办？这一次全国科技大会公布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紧接着国务院又颁行了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这两个纲要对我们目前公众的科普水平状况低下，都提出了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和一个我们必须达到的目标，那就是通过这几年，比如说十一五期间，通过五年的努力，到2010年我国的公民科学素质要达到世界主要发达国家，上个世纪80年代末的水平。再经过十年的努力，到2020年要达到世界主要发达国家本世纪初的水平，还要落后20年，然后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