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9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ino-Tibetan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Seattle, USA, Sept.15-17,2006-9-3汉语语气助词的类型学价值戴昭铭,中国 哈尔滨 黑龙江大学汉语研究中心Dai Zhaoming, Research Center for Chinese,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Chinadzhm8419sina.com提要：本文从探讨语气的本质入手讨论汉语语气助词的类型学价值。认为语气是情绪性语义的外化形式，是语言的共性。以不同语言表现语气的不同手段为比较参项，可以看出汉语表现语气偏重于句末语气助词的类型学倾向。对汉语语气助词历时演变和地域界限的研究，可以建立汉语语气助词的历史类型和方言类型。汉语是一种语气概念结构化的语言。关键词：语气 情绪 语气助词 语言共性 语言类型abstract: This paper starts from the nature of modality and discusses the typological value of the Chinese modality particles. It recognizes that modality is the external form of the semantics of mood and is a universal for all languages. It then contrasts devices for expressing modality between different languages. This contrast indicates that Chinese relies heavily on its sentence-final particles for modality. The paper also suggests that a study of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the dialectal differences of modality particles may help establish a typology for the history and dialectology of Chinese. Finally, it claims that Chinese can be considered a language of modality structuralization.key words: modality mood modality particles language universals linguistic typology 语气是各种语言普遍存在的语法范畴。汉语的语气表达偏重于句末语气助词的使用，因而句末语气助词语法功能的研究成为语气研究的重点。为这一研究模式奠定基础的著作马氏文通认为“助字者，华文所独，所以济夫动字不变之穷。” 马氏文通虚字卷之九，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322页。 马氏是仅把“华文”与“西文”相对而言，所以有此语。至于“华文”以外的日、韩等东方语言的情况，他虽未言及，恐怕未必毫无所知。马氏以后关于汉语白话语法的论著，在语气问题上多继承其描写传统而发扬之。最近20年来，近代汉语研究兴起，关于语气助词在近代汉语的历史演变的研究已有不少论著发表。不过这些论著还没有涉及汉语语气助词的类型学问题。一 问题的提出从类型学角度提及汉语语气助词的论著，笔者仅见到刘丹青的语言类型与汉语研究 此文是徐杰主编汉语研究的类型学视角一书的“代前言”。该书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5年1月出版。一文。文中的一段话，对汉语语气词的类型学价值作了否定性评断： 跨语言考察对“特点”“特色”的另一大冲击在于，许多被认为是汉语特色的东西远不像人们想像的那么特殊。马氏文通在“泰西葛朗玛”常见词类之外为汉语加设一类“助词”，指的是语气助词。这一做法引来一片叫好，连批评马建忠过于“模仿”的学者也对“助词”之设不吝称赞。但由此便认为语气助词是汉语（或汉语的亲属语言）特有的“特色”，却在跨语言比较面前经不起推敲。陆镜光（2001）的跨语言考察显示，语气词之属，遍及亚、欧、美几大洲的许多种没有亲属关系的语言中。随着类型学愈益为人了解、随着人们的语种视野愈益开阔，那种拿汉语“特色”来抵挡现代语言学的努力恐会变得越来越困难，因为越来越多的汉语“特色”现象将被跨语言考察证明原来“滔滔者天下皆是也”。刘丹青近几年致力于语言类型学研究的成绩已令人瞩目。但读到上引这段话时本人却产生了疑虑。这段话不仅否定了马氏文通特设一类“助词”（按：当为“助字”）的功绩，而且否定了汉语言学界一向认为的“语气助词是汉语（或汉语的亲属语言）特有的特色”的看法。他认为这样的看法“在跨语言比较面前经不起推敲”，然而他本人并未提供出跨语言比较后“滔滔者天下皆是”语气助词的证据，仅在参考文献中列出了陆镜光（2001）的一篇“手稿”的篇目汉语语气词的类型学考察。那么，陆镜光的那篇“手稿”是否如刘丹青所言，认为“语气词之属遍及亚、欧、美几大洲许多种没有亲属关系的语言中”呢？笔者因未见此“手稿”，便打电话询问陆镜光本人。陆说那篇“手稿”仅是提交给“第一次肯特岗国际汉语语言学圆桌会议”的一篇论文提要，该提要至今尚未形成全文，而刘丹青文中所述并非他那篇“提要”的本意。笔者追问陆镜光：就你所通晓的英语而言，英语有像汉语中这样的语气助词吗？得到的答案是否定的。笔者没有“遍及亚、欧、美几大洲许多种没有亲属关系的语言”的知识，更不可能进行那样多语种的“跨语言比较”，仅仅就知道一点点英、俄语的情况而言，至少在很有代表性的这两种欧洲语言中，并无像汉语所具备的那样丰富的语气助词。俄语中仅有一个疑问语气助词li，但并非必居句末，功能与汉语语气助词也不能同日而语。语言类型研究的目的固然在于确定语言共性，但是，“为了作语言类型研究，必须确定某些参项，根据这些参项给世界语言划分类型。” 美伯纳德科姆里著语言共性和语言类型（沈家煊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出版，第39页。 而“语言共性研究的目的是确定人类语言内变异的限度。” 同上书，第38页。 也就是说，类型研究也好，共性研究也好，都不宜把某一种或某些语言中属于特性的现象判定为普遍现象。上引刘丹青文中的断言，不仅不符合人们熟知的语言常识，而且在目的和方法上也有背于他所推崇的类型学理论家伯纳德科姆里所提出的基本原则。如果类型学研究得出的结论果真是亚、欧、美那么多语种在语气助词问题上有“滔滔者天下皆是”的共性，最终则很可能导致人们对类型学研究本身价值的怀疑。当然，我们宁愿把刘丹青的上述断言看作仅仅出于一时的疏忽。那么，汉语的语气助词究竟是否具有类型学的价值呢？二 语气的本质和语言的共性要讨论汉语语气助词的类型学性质，首先需要认清语气的本质所在及其与语言共性的关系。语气是一种很难定义的东西，不同语言表达语气的手段又不尽相同，因此，关于语气的定义可谓形形色色，众说纷纭。以下几条是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a.叶斯柏森认为：（语气）“表达了说话人对句子内容的某种态度”，“是以用动词的形式表现这种心理态度为条件的，所以语气是一种句法范畴，不是一个意念范畴” 丹麦奥托叶斯柏森著语法哲学，何勇等译，语文出版社1988年，第450页。b.吕叔湘认为：“语气”可有广狭两解。广义的“语气”包括“语意”和“语势”。所谓“语意”，指正和反，定和不定，虚和实等等区别。所谓“语势”，指说话的轻或重，缓或急。除去这两样，剩下的是狭义的语气：假如要给他一个定义，可以说是“概念相同的语句，因使用目的不同所生的分别。”中国文法要略，吕叔湘文集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93年，第257页。（吕先生在这里其实并未给语气一个总的定义）。c.王力认为：“凡语言对于各种情绪的表达方式，叫做语气；表示语气的虚词叫做语气词。” 王力中国现代语法，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160页。“若译成英语，语气可称为emotional moods，语气词可称为emotional particles”。“中国有些副词也可认为语气词之一种”，“副词的位置在谓词之前，语气词的位置在一句之末”，“称为语气副词（emotional adverbs），使它和普通副词有分别。” 王力中国语法理论（上册），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301页，318页，319页。上列3家，叶斯柏森的观点概括的是欧洲语言事实，所以他说语气是“用动词的形式表现的，而且只限于句法范畴”。不过他一方面说语气与说话人对句子内容的态度有关，同时又说语气“不是意念范畴”，难免发生扞格：态度不是由意念决定的吗？马氏文通把语气助词分为“传疑”、“传信”两大类，“疑”、“信”的态度其实取决于头脑中的意念。吕叔湘划出“语意”、“语势”两类“广义语气”，其实“语势”也和意念有关。王力指出祈使句加上“啊”有加重语势的功用，同时又说“语势加重之后就带催促的意思” 王力中国语法理论（上册），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316页。王力这句话中所言现实的因果关系是这样的：催促的意思（意念）使语势加重，就在祈使句末尾带上了“啊”。就是说，意念是语气发生的内在动因，语气则是意念的外在表现。不过，王力的卓越之处不在强调语气与意念的相关性，而在强调语气与情绪的相关性。语句固然是表达意义的，但由于使用语句的人或对句子内容的真值有看法，或在利害观价值观上与语句内容或所指现实有关联，于是便自然地产生出一种主观情绪。这种情绪是说话人选用相应说话态度、句法结构或句式句类的心理基础。它表现在话语上就成了语气。因而任何语句都不是客观世界概念结构的纯粹的语言表现，而是“概念结构+主观情绪”的话语表现。也就是说，任何句子都有语气。不同句子在语气上的差异，不是语气的有无，而是语气的类别、语气的强度以及表现方式的不同。我们试以古代汉语语气助词“耳”为例进一步说明语气的情绪性质。三国志魏书记载了一则魏国名臣崔琰因使用语气词“耳”而获罪的故事：魏太祖（曹操）为魏王时，杨训献表章歌功颂德，被时人嘲笑“浮伪”，崔琰曾是杨训的举荐者，也因此受到非议。崔琰向杨训索来表章的草稿看后，在回信中说：“省表，事佳耳。时乎时乎，会当有变时。”“省表”是劝杨减少歌功颂德的表章。“事佳耳”意谓杨所颂扬的功德只是“事佳”而已。不料有人借此离间生事，说崔琰“傲世怨谤”，结果则是： 太祖（曹操）怒曰：“谚言生女耳，耳非佳语。会当有变时，意指不逊。”于是罚琰为徒隶杨树达在高等国文法一书中引用上文中的“太祖”语并分析道：“耳为仅可未足之词，故曹公谓非佳语也。”古代语气词“耳”，相当于“而已”及现代口语中“不过罢了”。句中含有对所言之事尚欠称心的情绪。“生女”固然是好事，但世人重男轻女，以致“生女耳”在当时已成为流行的谚语。曹操援引此谚语证明崔琰所谓“事佳耳”的“耳”“非佳语”（不是好话），认为此字流露出了对他不满的情绪。后来崔琰竟被“赐死”。我们在感慨同情崔琰不慎不幸的同时，又叹服曹操对语气词“耳”的敏感竟是惊人地准确。不过，“情绪”还不以包括语气的全部本质。曹操所谓“耳”的“非佳”之意，杨树达所谓“仅可未足”之意，都是说“耳”包含着一种价值评断。价值属于语义范畴。只不过这种语义并不是事物分类的概念意义，而是由价值评断、语用目的、言语态度等等因素综合而成的，既具体可感而又抽象难言的语法意义。这种语法意义我们称为情绪性语义。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