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关于“四书”的资料朱自清：经典常谈四书第七 朱自清（18991948），现代著名散文家、诗人、学者、民主战士。本篇节选自朱自清经典常谈，三联书店1982年出版。“四书五经”到现在还是我们口头上一句熟语。“五经”是易、书、诗、礼、春秋;“四书”按照普通的顺序是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前二者又简称学、庸,后二者又简称论、孟;有了简称,可见这些书是用得很熟的。本来呢，从前私塾里，学生入学,是从“四书”读起的。这是那些时代的小学教科书,而且是统一的标准的小学教科书，因为没有不用的.那时先生不讲解，只让学生背诵,不但得背正文，而且得背朱熹的小注。只要囫囵吞枣地念，囫囵吞枣地背；不懂不要紧，将来用得着,自然会懂的。怎么说将来用得着?那些时候行科举制度。科举是一种竞争的考试制度,考试的主要科目是八股文，题目都出在“四书”里，而且是朱注的“四书”里。科举分几级，考中的得着种种出身或资格，凭着这种资格可以建功立业，也可以升官发财；作好作歹，都得先弄个资格到手。科举几乎是当时读书人唯一的出路.每个学生都先读“四书”,而且读的是朱注，便是这个缘故。将朱注“四书”定为科举用书，是从元仁宗皇庆二年（西元一三一三年）起的.规定这四种书,自然因为这些书本身重要，有人人必读的价值;规定朱注，也因为朱注发明书义比旧注好些,切用些。这四种书原来并不在一起,学、庸都在礼记里,论、孟是单行的.这些书原来只算是诸子书，朱子原来也只称为“四子”;但礼记、论、孟在汉代都立过博士，已经都升到经里去了.后来唐代的“九经”里虽然只有礼记，宋代的“十三经”却又将论、孟收了进去.中庸很早就被人单独注意,汉代已有关于中庸的著作，六朝时也有,可惜都不传了.关于大学的著作，却直到司马光的大学通义才开始,这部书也不传了。这些著作并不曾教学、庸普及，教学、庸和论、孟同样普及的是朱子的注，“四书也是他编在一起的,“四书的名字也因他而有。但最初用力提倡这几种书的是程颢、程颐兄弟。他们说：“大学是孔门的遗书,是初学者入德的门径。只有从这部书里,还可以知道古人做学问的程序。从论、孟里虽也可看出一些，但不如这部书的分明易晓。学者必须从这部书入手,才不会走错了路。这里没提到中庸.可是他们是很推尊中庸的.他们在另一处说:“不偏叫作中，不易叫做庸;中是天下的正道,庸是天下的定理。中庸是孔门传授心法的书,是子思记下来传给孟子的.书中所述的人生哲理，意味深长;会读书的细加玩赏，自然能心领神悟终身受用不尽。”这四种书到了朱子手里才打成一片。他接受二程的见解，加以系统的说明,四种书便贯串起来了。他说,古来有小学大学。小学里教洒扫进退的规矩，和礼、乐、射、御、书、数，所谓“六艺”的。大学里教穷理、正心、修己、治人的道理。所教的都切于民生日用，都是实学。大学这部书便是古来大学里教学生的方法，规模大,节目详;而所谓“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循序渐进的。程子说是“初学者入德的门径，就是为此.这部书里的道理，并不是为一时一事说的,是为天下后世说的。这是“垂世立教的大典”,所以程子举为初学者的第一部书。论、孟虽然也切实，却是“应机接物的微言”,问的不是一个人,记的也不是一个人.浅深先后，次序既不分明,抑扬可否,用意也不一样，初学者领会较难。所以程子放在第二步。至于中庸,是孔门的心法，初学者领会更难,程子所以另论.但朱子的意思，有了大学的提纲挈领，便能领会论、孟里精微的分别去处；融贯了论、孟的旨趣，也便能领会中庸里的心法。人有人心和道心；人心是私欲，道心是天理.人该修养道心，克制人心，这是心法。朱子的意思，不领会中庸里的心法，是不能从大处着眼，读天下的书，论天下的事的。他所以将中庸放在第三步,和大学、论、孟合为“四书”，作为初学者的基础教本。后来规定“四书”为科举用书，原也根据这番意思。不过朱子教人读“四书”，为的成人,后来人读“四书”，却重在猎取功名；这是不合于他提倡的本心的。至于顺序变为学、庸、论、孟，那是书贾因为学、庸篇页不多，合为一本的缘故;通行既久，居然约定俗成了。礼记里的大学，本是一篇东西,朱子给分成经一章，传十章;传是解释经的.因为要使传合经，他又颠倒了原文的次序,并补上一段儿。他注中庸时，虽没有这样大的改变，可是所分的章节，也与郑玄注的不同。所以这两部书的注,称为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论、孟的注,却是融合各家而成,所以称为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大学的经一章,朱子想着是曾子追述孔子的话；传十章,他相信是曾子的意思,由弟子们记下的。中庸的著者,朱子和程子一样，都接受史记的记载,认为是子思。但关于书名的解释，他修正了一些。他说，“中”除“不偏外，还有“无过无不及”的意思；“庸”解作“不易”，不如解作“平常”的好.照近人的研究，大学的思想和文字,很有和荀子相同的地方，大概是荀子学派的著作。中庸，首尾和中段思想不一贯，从前就有人疑心。照近来的看法，这部书的中段也许是子思原著的一部分，发扬孔子的学说，如“时中、“忠恕、“知仁勇、“五伦”等.首尾呢,怕是另一关于中庸的著作,经后人混合起来的；这里发扬的是孟子的天人相通的哲理，所谓“至诚”“尽性”，都是的。著者大约是一个孟子学派。论语是孔子弟子们记的。这部书不但显示一个伟大的人格孔子,并且让读者学习许多做学问做人的节目：如“君子、“仁”、“忠恕”,如“时习”、“阙疑”、“好古”、“隅反”、“择善”、“困学”等，都是可以终身应用的.孟子据说是孟子本人和弟子公孙丑、万章等共同编定的。书中说“仁”兼说“义”,分辨“义、“利”甚严；而辩“性善”,教人求“放心，影响更大。又说到“养浩然之气”，那“至大至刚”、“配义与道”的“浩然之气,这是修养的最高境界,所谓天人相通的哲理。书中攻击杨朱、墨翟两派,辞锋咄咄逼人.这在儒家叫作攻异端，功劳是很大的。孟子生在战国时代，他不免“好辩”,他自己也觉得的;他的话流露着“英气”,有“圭角,和孔子的温润是不同的。所以儒家只称“亚圣”，次于孔子一等。孟子有东汉的赵岐注。论语有孔安国、马融、郑玄诸家注,却都已残佚，只零星地见于魏何晏的集解里。汉儒注经，多以训诂名物为重;但论、孟词意显明,所以只解释文句，推阐义理而止.魏晋以来，玄谈大盛，孔子已经道家化;解论语的也多参入玄谈，参入当时的道家哲学。这些后来却都不流行了。到了朱子，给论、孟作注,虽说融会各家，其实也用他自己的哲学作架子.他注学、庸，更显然如此。他的哲学切于世用,所以一般人接受了,将他解释的孔子当作真的孔子.他那一套“四书”注实在用尽了平生的力量,改定至再至三；直到临死的时候,他还在改定大学诚意章的注。注以外又作了四书或问，发扬注义,并论述对于旧说的或取或舍的理由.他在“四书上这样下工夫，一面固然为了诱导初学者，一面还有一个用意，便是排斥老、佛,建立道统.他在中庸章句序里论到诸圣道统的传承,末尾自谦说,“于道统之传,不敢妄议；其实他是隐隐在以传道统自期呢.中庸传授心法，正是道统的根本.将它加在大学、论、孟之后而成“四书，朱子自己虽然说是给初学者打基础，但一大半恐怕还是为了建立道统，不过他自己不好说出罢了。他注四书在宋孝宗淳熙年间(西元二七四-二八九)。他死后朝廷将他的“四书注审定为官书,从此盛行起来。他果然成了传儒家道统的大师了。注释： 九经：易、书、诗，三礼,春秋三传.十三经:易、书、诗，三礼，春秋三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 汉书艺文志有中庸说二篇，隋书经籍志有戴顒中庸传二卷，梁武帝中庸讲疏一卷. 原文见大学章句卷头。 原文见中庸章句卷头.朱子大学或问卷一。孔子世家。中庸或问卷一。 公孙丑.滕文公.孟子集注序说引程子说。2、关于大学的导读材料：梅贻琦：大学一解 梅贻琦，（18891962），字月涵，1931年起出任清华校长，使清华在十年之间从一所颇有名气但无学术地位的学校一跃而跻身于国内名牌大学之列。原载清华学报第十三卷第一期（1941年4月）大学一解 今日中国之大学教育，溯其源流,实自西洋移植而来，顾制度为一事,而精神又为一事。就制度言,中国教育史中固不见有形式相似之组织，就精神言,则文明人类之经验大致相同，而事有可通者。文明人类之生活要不外两大方面，曰己，曰群，或曰个人,曰社会。而教育之最大的目的，要不外使群中之己与众己所构成之群各得其安所遂生之道，且进以相位相育，相方相苞；则此地无中外,时无古今，无往而不可通者也。 西洋之大学教育已有八九百年之历史，其目的虽鲜有明白揭橥之者，然试一探究，则知其本源所在，实为希腊之人生哲学,而希腊人生哲学之精髓无它，即“一己之修明”是已(Know yself)。此与我国儒家思想之大本又何尝有异致？孔子于论语宪问曰,“古之学者为己”。而病今之学者舍己以从人。其答子路问君子，曰“修己以敬”,进而曰，“修己以安人”,又进而曰，“修己以安百姓；夫君子者无它，即学问成熟之人，而教育之最大收获也。曰安人安百姓者，则又明示修己为始阶,本身不为目的，其归宿，其最大之效用,为众人与社会之福利，此则较之希腊之人生哲学,又若更进一步,不仅以一己理智方面之修明为已足也。 及至大学一篇之作，而学问之最后目的,最大精神，乃益见显著.大学一书开章明义之数语即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若论其目，则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属明明德；而齐家，治国,平天下，属新民。学记曰，“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夫然后足以化民易俗，近者悦服，而远者怀之,此大学之道也。知类通达,强立不反二语，可以为明明德之注脚;化民成俗,近悦远怀三语可以为新民之注脚.孟子于尽心章,亦言修其身而天下平。荀子论“自知者明,自胜者强亦不出明明德之范围，而其泛论群居生活之重要,群居生活之不能不有规律,亦无非阐发新民二字之真谛而已.总之，儒家思想之包罗虽广,其于人生哲学与教育理想之重视明明德与新民二大步骤，则始终如一也。 今日之大学教育,骤视之，若与明明德、新民之义不甚相干，然若加深察,则可知今日大学教育之种种措施，始终未能超越此二义之范围,所患者，在体认尚有未尽而实践尚有不力耳。大学课程之设备，即属于教务范围之种种，下自基本学术之传授，上至专门科目之研究，固格物致知之功夫而明明德之一部分也.课程以外之学校生活，即属于训导范围之种种,以及师长持身、治学、接物、待人之一切言行举措，苟于青年不无几分裨益，此种裨益亦必于格致诚正之心理生活见之。至若各种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学程之设置，学生课外之团体活动，以及师长以公民之资格对一般社会所有之努力，或为一种知识之准备,或为一种实地工作之预习，或为一种风声之树立，青年一旦学成离校，而于社会有所贡献,要亦不能不资此数者为一部分之挹注。此又大学教育新民之效也。 然则所谓体认未尽实践不力者又何在？明明德或修己工夫中之所谓明德，所谓己，所指乃一人整个之人格,而不是人格之片段。所谓整个之人格，即就比较旧派之心理学者之见解，至少应有知、情、志三个方面，而此三方面者皆有修明之必要。今则不然，大学教育所能措意而略有成就者，仅属知之一方面而已，夫举其一而遗其二，其所收修明之效，因已极有限也.然即就知之一端论之,目前教学方法之效率亦大有尚待扩充者。理智生活之基础为好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