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老人衣袖上的灰是T·爱燃尽的玫瑰留下的一切的灰略特小吉丁1994年2月3日腊月·小年刚刚下过一场大雪。好多年没有这么大的雪了。田野里的雪还很松软，公路上的 雪却已结成了冰。我们三人：金华、莉莉和我静静地，其实是忐忑不安地等待着。已经整整一天了。 晚上十一点二十分一辆小轿车停在了门口。在东北雪原上奔跑了一天，仿佛还带 着心有余悸的寒冷，引擎不停地突突着。穿着有点臃肿的妈妈和巍巍搀着爸爸下了车。自父 亲手术以来，金华和莉莉还是头一次见到爸爸。抑制不住地带着哭腔喊了一声“爸”，爸爸点 头应着：“你们都在啊。”爸爸穿着紫色的棉夹克，带着那顶羔皮帽子，即使在车里，帽沿儿 也拉下来，穿着一双黑色的棉布鞋。两个月来父亲的变化真大啊。瘦弱是一眼便知的，可怕 的是消耗和虚弱。到屋里的时候，我看清他的脸是惨白的，一种毫无血色，毫无生气的惨白。也许 是一路的旅途劳顿，也许是在体内新陈代谢已显得无能为力，也许是内能在向恶的转化中占 了上峰。想到以往的精神矍铄，他的健谈，他的满面红光和熠熠发亮的眼睛，特别是想到刚 刚手术后在抢救室里他的气宇轩昂，英勇赴死的诀决，我不禁面对长夜发了声叹息。爸爸的伤口一直没有愈合，术后即开始感染，缝合被全部打开，皮下肌肉成开放 状态。一般的解释是父亲太虚弱了，代谢阻滞，抗感染药物和红外线理疗都不起作用。每次 换药都要从脓包处剔除几个线头。在医院时，有一次换药，黄巍在现场，当时就吓得晕倒了。 刀口从前胸到后背延肩胛缘向上有两尺长。吻合面由于生长不均匀而显出一种犬牙交错的险 恶状。有的地方长合了，不几天又化脓胀开。我买了纱布、手术刀、钳子、镊子，自己用高 压锅消毒，又从医院和单位弄来了黄压条、脱脂棉、酒精、碘酒、双氧水。每隔两天或者三 天换一次药。拨开脓包，割开线头，剔除掉，处理创面，消毒，包扎。每次换药，爸爸总是 让我插上门，不让妹妹们看到。他的头部尽管很瘦，但和身躯比起来也显得极不协调，仿佛大了很多。换药的时 候，他坐在床上，一侧肩头披着棉衣。低头看自己渐渐裸露的骨架。“我怎么这么瘦啊，一点力气都没有，想动一动都不行。”他攥了攥拳头。“这是手术后遗症，消耗太大了，休养一段时间就会好的。” 他摸着自己左上腹的刀口问我：“后面怎么样，长上了吗？” “有的地方还不行。和前面差不多。” 他又按着自己的创缘问我：“这么硬是什么原因啊。” “微循环建立不起来，代谢不好，所以缺乏弹性，等侧支循环建立起来就好了。” 等一会他又说。“听说有人给你介绍了个对象？去看看吧。那个姑娘的出身不错。她母亲是位农村 妇女，她父亲是粮库主任，大高个，像你一样爱打篮球。身体挺好。这个人的历史我了解。 这样家庭的孩子错不了。你也该考虑考虑这个问题了。父亲的病从遭遇状态进入到了胶着状态。而我又不能不开始我的生活。在我去长春 前，单位领导和个别科主任已经找过我，希望我能把愿意去哪个科室“表示”清楚，但我刚 参加工作，还不谙此道。愿意去哪已经说清楚了，但毕竟没有表示。过后一位科主任还揶揄 我说：“咱也没抽过你一颗烟，喝过你一杯酒，还以为咱们科室不入你法眼呢。”我哑口无言。 当我从长春回来时，适逢新领导上任半年，人员调整配置已经告一段落。我去找领导，领导 说：“你是刚毕业的大学生，按理说应该去业务科室，可是你也看到了，业务科室现在其实也 没什么业务可开展。这样吧，你先去宣教科吧。卫生局马上就要下来一套设备，有电教器材， 也有摄影器材，将来你自己管理一摊，干得好的话，也可以帮站里搞点创收。”我就这样去了 宣教科，傻傻地等待着落了空的器材。宣教科的工作是在宣传日上街发发传单，出几期橱窗， 写几篇科普稿件。我在工作中没找到一点成就感。一天中午，我从单位拿了照相机对坐在沙发上的爸爸说：“爸，照几张像吧。” “别照了，精气神都没有了，照了也难看。”他神色黯然地说。他前面的茶几上有根细绳，我拿起来，也许是看爸爸待得无聊吧，于是我说：“爸， 教我打几个结吧。”爸是个优秀的水手，会打各种各样的绳结，平时他也总是兴高采烈地让我学，就 像学风筝，学写字一样，可我总是心不在焉。他顺手打了几个，我笨手笨脚的学着，一个也 没记住。厌烦。爸产生了一点无可奈何的厌烦，那种在我们的时代屡见不鲜的厌烦。一个最热爱生命，珍惜生活的人也产生了厌烦。他虽极力掩饰，但没有办法。他 不能行动了，甚至不能有多余的动作。他的思想和情感再不能外化，再不能通过他叙事般的 行动对这个世界述说，不能通过对事物的观察与理解来填补多余的时空。他像一座有意识的 泥塑。他能回忆起过去的风雨，但他不知道未来的风雨还能将他斑驳、腐蚀、丑陋、变形到 什么程度，反正他已没有能力去修补。他已变成了另外的人。厌烦与无聊属于这个人。这个 人嵌顿在他的躯壳里，意识里，他却不知道。这个人是反身的他，能容纳他，直视他。象一 间没有光亮的房子，任你添增自己的躯身，猎获各种各样的思想意识、价值、信仰，他不干 涉你的求渡。但当你的生命意识达到极限时，他便显现。显现出你没有填满的时空和黑暗。 象是你记忆中永远想不起发生了什么事情的断点，象是睡眠中流逝的时空和不知发生了什么 的梦。这间房子我们不知道谁盖在那里，他属于我们的过去，先于我们，我们从那里走出来， 却又脱离不开他。无论我们点燃多少光亮，都留下难以洞见的黑暗。这虚空是存在的虚空， 死亡的虚空。我们不认识他，所以当他把他的情绪状态：恐惧、绝望、厌烦、无聊；记忆中 的断点、等待的未知、梦魇、不自觉的出神状态带给我们的时候，我们便不知所措。我们认识他又怎样呢？哀伤之后是忧郁。不知道什么是快乐，高兴不起来的感 觉。他掩藏在一切之后，掩藏在时代、历史、社会、生命、时空之后，象宇宙中无处不在的 黑暗，象我们身上流淌下来的丝丝绵绵的时间的细雨；象一双无时不在，永远凝视、质问我 们的眼睛。我凝视爸爸。他一个人静静地坐在床上，默默地看着窗外。阳光透过宽敞明亮的玻璃洒在他的 身上，他消瘦而略微塌陷的胸背向前微倾着，脖后清晰的筋络和稀疏的发际显示着这里以前 是多么丰满有力。棉裤熨贴的轮廓表明他的消瘦是全身性的。是回忆往事吗？是对家庭的前途忧心忡忡吗？是思念故土吗？是什么支撑着爸 爸无言的坐在那里呢？人可以没有这样的支撑吗？爸爸一定是在矛盾着、探寻着。爸爸一生 屡次处于这样的境地，他是积极的、勇敢的。他从不让自己倒下。也许父亲应该自然地死去。这样他能免受尴尬，像一株枯萎的老树，像一头不能 猎食的雄狮。但他的生命被延长了。被一件最古怪的东西，这个世界上从未有过的最古怪的 东西，我们无法体验与理解的技术与机器延长了。就像在终点站又延伸了一段铁轨。他本该 在终点站下车，但他坐过了站又无法回去。这段多余的铁轨既没有月台标志，也不知伸向何 方，伸向多远。你只能挣扎着随着这列车向前、向前。前是哪呢？在过去，在那段我们已经领受的时间之中。九四年的春节来了。爸爸和我们一起吃了团圆饭。爸吃得很少。他对我们说：“喝 点酒可以吗？”妹妹和妈妈都不同意，爸也没勉强，他喝了点饮料说：“你妈也熬成老太婆了， 我祝她身体健康，祝大庆、金华、巍巍努力工作，再创佳绩，希望莉莉考上大学”。晚上他看 了一会儿除夕晚会就休息了，十二点钟执意起来看放爆竹。这个年过得非常平淡，非常形式化。我一直不太喜欢过年，太矫饰、太做作的几 天。爸爸却喜欢过年。每年除夕，妈妈做饭。爸爸弄来花花绿绿的纸，他不知什么时候学会 的剪纸，剪出许多花，喜庆的图案，贴得哪都是。有时也递给我一张大红纸，“太学生，”他 管我叫“太学生”，“写几个字吧。”我搜肠刮肚，歪歪扭扭的写几个，写得自己都不好意思， “不行，爸爸，贴不出去。”爸爸只好自己接过笔，说一句“不学无术”。刷刷点点，写就一 副对子，也不剪开，并在一起方方正正地贴在大门上。饭后他常邀请妈妈和他表演一段兄 妹开荒，然后和我们玩一会儿扑克。打百分，他手里不管抓成什么样都叫牌。偶尔因为我们 几个互相指摘而打成一把，就眉飞色舞、摇头摆脑，多数情况下都打破了。就把不知何时兑 换好的分分、毛毛的新币输给我们。然后正式邀请我们和他出去散步。多半是大妹和二妹跟 他去。他放下棉帽的帽沿儿，穿着我穿不了的羽绒服，一双被脚掌撑得变了形的大皮鞋， 倒背着双手，把双手插在袖口里。先看看阴冷的天空，萧疏的原野，清静的小站，落在村落中的夕阳。又到不远的 村里转转，引起几声狗叫，和陌生人打打招呼；又走回烟雾缭绕的居民区，看看谁家贴了对 子，内容如何；谁家挂了灯笼，质地如何；又看谁家日子过得好，爆竹放得多；谁家遭遇了 不幸，不贴对子也不放爆竹他就这样指点江山，挥霍谈吐，我们总是听得津津有味。年后，许多人来看望他，系统领导，单位领导，辽河两岸朴实的农民朋友，老战 友，文革中围攻过他的那些人要是以往，他会一股脑的将医院的趣闻、轶事讲给他们听， 但这次他讲得很少。后来，地委办公室主任郭昆来看望爸爸。他是爸爸在文革后期从农村送去参军的。 在文革中他的母亲曾帮爸爸、妈妈照顾过我和大妹。爸爸喜出望外，自有病以来还从未这么 兴奋过。爸拉着他的手，问他这些年的经历，家庭情况。又说：机会难得，应当珍惜。说 党的政策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是对路的。基本是“八大”的路线，但对外开放，科学技术 是生产力是新内容。他又讲了深翻地，提高单产和广种薄收的意义和意见分歧。他说文革使 各种人物和社会潜在矛盾都暴露出来，早比晚好，但没有控制住，动摇了社会基础。他说要 相信组织，中国共产党也是发展的，有先进的理论和丰富的斗争经验，是能克服各种困难的。 他说研究马列主义要完整，不能割裂。我们过去片面地强调了人的能动性，但对人的其他方 面重视得不够，但矫枉切忌过正。经济规律容易研究，人的思想却难把握，两者都不能偏废。 他说形势发展比人快，新事物层出不穷，要加强政治理论学习。要服从组织，顾全大局。最 后，他抖着手工工整整地写了总理工作报告中的十二字方针给他。我觉得父亲的谈话僭越了他无职无位，平民布衣的身份，又一次使我感到尴尬。但父亲 是动情的。郭昆走后，他对我说他们的谈话是叔侄式的，真挚、诚恳、无拘无束、信达、开 阔胸襟。他把这几个字写给我看。不知为什么,他又说：“宋庆龄病重期间，廖承志去看他， 最后他们用英语交谈，人们并不知道他们说了些什么。” 爸爸的身体太弱了。刀口又不愈合。化疗迟迟未做，一轮新的肿瘤已开始更茁壮 的生长了。当我在他的肝区摸到指甲大的肿块时，只好紧了紧眼睛，收拾起一颗麻木的心。 等待吧。等待什么不好？等待死亡。爸说：“我已经知道了，是不是扩散了？不要告诉妈妈和妹妹们。” 比临阵赴死更难受！当冲锋陷阵，舍身赴死变成了集中营中的俘虏，忍受着无穷 无尽的折磨和不知何时才来临的判决。活着。意义呢？可以没有吗？春天如期而至了。草叶绿了，柳枝也泛出了嫩芽。空气潮湿起来。碧云如雪，蓝 天如海。这是他的世界，父亲的世界。往常是他一个人站在辽河岸边。领略那开汛的壮景。一块块小山似的冰川在湍急 的河面上浮动，冲撞、挤压，像是临战的烈马，焦躁不安的蹬踏、嘶鸣，撞在辽河大桥那岿 然不动的桥墩上发出山鸣谷应的轰响。而今天，窗外是幢幢楼宇，连天空都看不全。到外面 呼吸呼吸空气对他来说都是一桩奢侈的事情。不能再等了，必须去做化疗了。五月的长春，花蕾出绽，鲜绿摇曳。沿着斯大林大街走到尽头是毗邻吉林大学和 东北师大的航空二院。这里远离市区，空气清新，环境幽静。父亲的化疗就是在这里做的。化疗无非是吃药，定期做做检查。爸爸没有产生什么副作用。也许他的身体已无 力反应了。又做了一点生物疗法，但“胎培细胞”太贵了,一针一千元。爸共打了五针。它的 伤口虽没痊愈，也不再狰狞了。医院是两排平房，病人屈指可数。我们有幸一家住用一间病房。隔壁一家是一对 热情的长白山父子。也是来做化疗的。他们送来了几颗上好的长白山参。由于不能用酒，我 们将其切成薄片。父亲每天都要嚼上一两片。医生们的工作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