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文集读书与用书陶行知一、三种人的生活中国有三种人：书呆子是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工人、农人、苦力、伙计是做死工，死做工，做工死。少爷、小姐、太太、老爷是享死福，死享福，享福死。二、三帖药书呆子要动动手，把那呆头呆脑的样子改过来，你们要吃一帖“手化脑”才会好。我劝你们少读一点书，否则在脑里要长“痞块”咧。工人、农人、苦力、伙计要多读一点书，吃一帖“脑化手”，否则是一辈子要“劳而不获”。少爷、小姐、太太、老爷!你们是快乐死了。好，愿意死就快快的死掉吧。我代你们挖坟墓。倘使不愿意死，就得把手套解掉，把高跟鞋脱掉，把那享现成福的念头打断，把手儿、头脑儿拿出来服侍大众并为大众打算。药在你们自己的身上，我开不出别的药方来。三、读书人与吃饭人与读书联成一气的有“读书人”一个名词，假使书是应该读的，便应使人人有书读；决不能单使一部分的人有书读叫做读书人，又一部分的人无书读叫做不读书人。比如饭是必须吃的，便应使人人有饭吃，决不能使一部分的人有饭吃叫做吃饭人，又一部分的人无饭吃叫做不吃饭人。从另一面看，只知道吃饭，不成为饭桶了吗?只知道读书，别的事一点也不会做，不成为一个活书架了吗?四、吃书与用书有些人叫做蛀书虫。他们把书儿当作糖吃，甚至于当作大烟吃，吃糖是没有人反对，但是整天地吃糖，不要变成一个糖菩萨吗?何况是连日带夜地抽大烟，怪不得中国的文人，几乎个个黄皮骨瘦，好像鸦片烟鬼一样。我们不能否认，中国是吃书的人多，用书的人少。现在要换一换方针才行。书只是一种工具，和锯子、锄头一样，都是给人用的。我们与其说“读书”，不如说“用书”。书里有真知识和假知识。读它一辈子不能分辨它的真假；可是用它一下，书的本来面目便显了出来，真的便用得出去，假的便用不出去。农人要用书，工人要用书，商人要用书，兵士要用书，医生要用书，画家要用书，教师要用书，唱歌的要用书，做戏的要用书，三百六十行，行行要用书。行行都成了用书的人，真知识才愈益普及，愈易发现了。书是三百六十行之公物，不是读书人所能据为私有的。等到三百六十行都是用书人，读书的专利便完全打破，读书人除非改行，便不能混饭吃了。好，我们把我们所要用的书找出来用吧。用书如用刀。不快就要磨。呆磨不切菜，怎能见婆婆。五、书不可尽信孟子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在书里没有上过大当的人，决不能说出这一句话来。连字典有时也不可以太相信。第五十一期论语的半月要闻内有这样一条：据二卷十二期图书评论载：王云五大辞典将汤玉麟之承德归入察哈尔。张家口“收回”入河北，瀛台移入“故宫太液池”，雨花台移入南京“城内”，大明湖移出“历城县西北”。我叫小孩子们查一查王云五大辞典，究竟是不是这样，小孩们的报告是，王云五大辞典真的弄错了。只有一条不能断定，南京有内城、外城，雨花台是在内城之外，但是否在外城之内，因家中无志书，回答不出。总之，书不可尽信，连字典也不可尽信。六、戴东原的故事书既不可以全信，那么，应当怀疑的地方就得问。学非问不明。戴东原先生在这一点上是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引导。东原先生十岁才能开口讲话。大学有经一章，传十章。有一条注解说这一章经是孔子的话，由曾子写的；那十章传是曾子之意，由他的门徒记下来的。东原先生问塾师怎样知道是如此。塾师说：朱文公(夫子)是这样注的。他问朱文公是何时人。塾师说是宋朝人。他又问孔子和曾子 是何时人。塾师说是周朝人。“周朝离宋朝有多少年代?” “差不多是二千年了。”“那么，朱文公怎样能知道呢?”塾师答不出，赞叹了一声说：“这真是个非常的小孩子呀!”七、王冕的故事王冕十岁时，母亲叫他到面前说：“儿啊!不是我有心耽误你，只因你父亲死后，我一个寡妇人家，年岁不好，柴火又贵，这几件旧衣服和些旧家伙都当卖了。只靠着我做些针线生活寻来的钱，如何供得你读书?如今没奈何，把你雇到隔壁人家放牛，每月可得几钱银子，你又有现成饭吃，只在明天就要去了。”王冕说：“娘说的是。我在学堂里坐着，心里也闷，不如往他家放牛，倒快活些。假如我要读书，依旧可以带几本去读。”王冕自此只在秦家放牛。每日点心钱也不用掉，聚到一两个月，偷空走到村学堂里，见那闯学堂的书客，就买几本旧书，逐日把牛拴了，坐在柳荫树下看。现在学校教育是对穷孩子封锁，有钱、有闲、有面子才有书念。我们穷人就不要求学吗?不，社会就是我们的大学。关在门外的穷孩子，我们踏着王冕的脚迹来攀上知识的高塔吧。(原载1934年11月10日读书生活第1卷第1期)论语：文艺半月刊，1932年9月16日创刊于上海，林语堂主编。王云五大辞典：即四角号码辞典。王云五(1888-1979)曾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戴东原(1723-1777)：名震，清代思想家。曾子：即曾参。朱文公：即朱熹。庄庄小语：有人叫读书的人为“书呆子”，可我一向认为读书不会成为“呆子”，如果真是“呆子”，那绝对是天生基因问题。但用书的时候，注意只要不是“利”字当头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