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汉语文学的预设立场文学史的概念和分期方法，既是文学史家对既往的掌握，也是某种文学主张对所要争取的文学前景的预设，或者是对已有的某种文学路线的具体实施。我们将晚清以来的中国文学命名为“现代汉语文学”，自然是基于我们认同的文学史理念的。直接地说，我们试图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下建构另一种文学研究体系，包括创生相关概念和改变分期方法，从而为当下文学现实寻找到安妥的理论依托。日人吉川幸次郎认为，文学无疑是以语言为原始材料的艺术;中国文学是以汉语为原始材料的文学，因而，中国文学的研究，必须首先考虑汉语给予中国文学的影响，即考虑在中国文学中汉语所产生的文学效果。对中国文学的任何史观掌握，都不应该无视汉语的现实状况.特别是就晚清中国文学而言，发生在汉语上的现代转型，直接地造就了中国文学的众生相。也就是说，是现代汉语造就了“现代汉语文学”。“现代汉语”，我们可以从两个维度去把握:一是时间意蕴的，可与“古代”的汉语相对;一是价值意蕴的，可与“传统”的汉语相对。对于时间意蕴的现代汉语的掌握，分期问题是关键。这与对价值意蕴维度的现代汉语的掌握有共通之处。但是，前者基本上可以认同于历史的常规分期，有一个约定俗成的共识。而后者则要复杂一些，因为它更多地是一个渐变的过程，因此无法进行截然的判定。本文对现代汉语的认识，着力处在后者。因为，价值意蕴的现代汉语对于我们认同的有关文学的概念，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我们认为，对汉语价值意蕴的现代性判定，根本的依据在汉语表现为时代的通用语的词汇部分，而不是语法部分。因此，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以“白话文”取代“文言文”，作为现代汉语的上限标志是值得商榷的。在此之前，尽管言、文分离，社会通用语中却已经存在大量的传达现代价值的词汇。也就是说，具有现代意义的话语，其实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就已经成就气候。这个“之前”，既可以指称“戊戌维新”氛围，甚至还可以指称“洋务运动”氛围.对于传统的中国来说，现代性社会的实质在于社会文化背景的空前扩大。社会的知识阶层、官绅阶层依凭各种手段，使自有的文化背景不断加以广大，从而造就整个社会文化背景的新变结构.与传统社会的绝大多数变革一样，发生在晚清以降社会的现代性转型也是自上而下地开展的.尽管促成社会转型的主流势力多半处于被动、不自觉状态，但是，作为传统社会的象征，其客观的“化时”之功也的确极具革命性.也正是因为此，在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过程中，社会价值取向一直异常纷繁杂异，传统的、近代的、现代的种种文化景象呈共时性表现.如果以此与西方社会的现代化过程比较，中国社会革命的发生既显得空穴来风令人惊诧莫名，又是夹杂纠缠半生不熟。传统的汉语正是在这样一种特殊背景中不断生成含蕴现代价值的词汇，从而实现整体的转型.那么，“现代汉语文学”，就是自晚清以来，植根于传统汉语言文化，与中国社会长期蕴含的变革相因缘，与传统汉语文学的社会化取向相适应，同时还或主动或被动地承接外国语文学及其文学底蕴的镜照，最终表现为语言的现代转型并以此现代语言形式充当载体的文学系.这一概念旨在消弥“新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乃至“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等概念之间的界线，不但使晚清以来的中国文学研究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同时也体现了始终以中国文学发展变化的自有规律为主，以对外国语文学的借鉴为辅的先在理念的贯彻.在先此存在的概念中，“新文学”、“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产生包括发生于其中的替代，实质上是相关的文学运动开展的结果，是时代需要怎样的文学规范体系，文学史就随即具备了怎样的重写依据.洪子城先生说，由于叙述者的身份、知识背景、个人历史处境等因素的直接与间接的关联，以及各自所信奉的历史观和文学观的制约，从而赋予“新文学”表达不同的集团、派别对于政治、经济、文化的现实评价和未来设计使命，使文学的意识形态把握处于不可弥合的分裂之中.“自由主义”思想和文学自律立场、文学启蒙功用和文化批判立场、阶级分析和文学受经济一政治决定的立场，从不同的角度叙述着“新文学”。直到1940年初，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连同其它论著，为左翼文化界提供了观察文化问题的方法论，并以此确立左翼文学界开展文学运动，以及对与这一运动紧密相连的文学叙述的原则.于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现代文学”取代“新文学”，并在此基础上创生社会主义性质的“当代文学”.“文革”以后，社会进人反思时期，那些长期以来深受“当代文学”压制而被通行的文学史所遗漏、清除的作家作品、文学现象、流派被不断挖掘出来，不少个体还成为当然的“主流”，于是“重写文学史”命题成为文学研究的焦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便是在这个大背景下提出来的。1985年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联合撰文说，所谓“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就是由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开始的至今仍在继续的一个文学进程，一个由古代中国文学向现代中国文学转变、过渡并最终完成的进程，一个由中国文学走向并汇人世界文学总体格局的进程，一个在东西文化的大撞击、大交流中从文学方面形成现代民族意识的进程，一个通过语言的艺术来折射并表现古老的中华民族及其灵魂在新旧擅替的大时代中获得新生并崛起的进程”.如果我们没理解错的话，这里接连出现的五个“进程”，中心意思是文学的现代化进程。研究者以这一概念传达了他们对文学史研究的方法论思想，并且十分直接地以左翼文学史观作为比照，开展着涉及广泛的“纠偏”。其研究意义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必须指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因其秉承的“现代化”理论的后殖民本质而根本不容于中国文学传统。1989年弗朗西斯福山发表历史的终结?，重论历史终结于自由民主，其理由是因为资本主义或自由民主制度作为全人类的“理想”已经没有什么改善的余地了。其实，所谓现代化，不过是对西方资本主义历史的虚构，是对于那些被这种历史排除在外、不能见容于“后历史”的地区和人们划定的跑道;而划定跑道的“现代化”却可以不遵守同样的规则.研究者在这里对中国文学融人“世界文学”的现代化过程的预设，尽管可以得到晚清以来的中国文学的部分实践，特别是近二十年来的西化文学实践的支持.但是，既然左翼文学史观的“排异”是错误的，给中国文学造成了巨大的混乱，难道“现代化”的“排异”就是正途?显然，如此施为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不可能“还历史以本来面貌”.我们认为，文学史研究，是“立此存照”式的后续行为，不能寄望以此直接推动文学自身的发展.对于“现代汉语文学”而言，重要的是为研究主体提供一个回望历史的视角.如果对这一概念含蕴作共时性的呈现，其蕴含的内容应该有如下几个方面:一、凡使用现代汉语写作的文学，包括台、港、澳文学，以及世界各地的华语文学，都是现代汉语文学.在这一文学系中，各个文学主体拥有相同的话语权力，即使是对那些极具意识形态倾向的作家群体、文学运动的叙述，也应当是“非”意识形态的、客观的。因此，现代汉语文学唯一要排斥的，是“类型分析”主导下的文学阵容划定。二、现代汉语文学研究，对中国文学来说既是时空维度的掌握，也是价值维度的掌握，任何文学活动，起码是统一在这两个维度之下的人类生活活动。文学史的分期，主要是出于对对象掌握的需要而采取的学术行为，并不是承认文学这种人类生活活动本身存在着“断裂”。在文学研究过程中，确实有一些学者习惯于将“新变”当作“断裂”，将文化意蕴的维新视同政治意蕴的革命。我们认为，文学研究活动中，除非无奈，最好不要形成对某一概念的“上限”、“下限”把握;我们主张概念范畴的“淡人”“淡出”。也就是用惯例原则来把握概念。三、现代汉语文学的新变特征主要体现在两方面:文学主体的性别自觉和表意方技自觉。传统汉语文学实质上只是男性视野对人类生活活动的关照，发生在魏晋之际的“人的自觉”并不意味着性别的自觉。在具体的文学活动中，“女性”只是一个意符，是单性的文学主体的传达手段。现代汉语文学则实现了对女性意符的激活。与此相适应的，是表意方技的自觉的实现。这种具有形式色彩的文学特质的转型的实现，既有西方文学潮流的东渐之功，也是中国人的地理大发现进程，引发了时代中人社会现实生活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上的空前扩展的必然。有必要指出的是，尽管西方文学的表意方技对现代汉语文学的影响深远，但是，文学主体在处理“意”与“技”的关系时，仍然是遵从重“意”轻“技”传统，对这一特征的关注，有利于我们解释现代汉语文学时期何以发生在中国人的文学表意行为却是西方文学旗帜飘扬、历代西方文学表意方技竟然得以呈共时态上演之类的提问。四、研究现代汉语文学史，除了上述所谓的试图为当下文学活动寻找安妥的理论依凭，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沿着这一寻求理性的路线一直走下去，直到为自己开辟一条文学掌握之路。深厚的史观文学传统让我们相信:人存在于既往之中;因此，中国人最基本的生活原则是与自有的背景融合，即所谓的“天人合一”。这既是个体存在的前提准则，也是世间各种关系运动的基础.我们研究文学史，是因为我们相信文学是而且必须是一种掌握世界的方式。离开了这一研究基点的文学研究是没有意义的;当然，这样的“现代汉语文学”的归纳也是毫无意义的。谈汉语文学的预设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