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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语文文化美文走在人生边缘,看时间跑地球转的先生远去了走在人生边缘,看时间跑地球转的先生远去了5月25日凌晨,著名作家、文学翻译家和外国文学研究家、钱钟书夫人杨绛在北京协和医院病逝,享年105岁。回顾先生的一生,她与钱锺书相濡以沫,甘心生活在钱锺书的光环底下,默默当着“钱办主任”;钱锺书去世之后,她又在人生边缘走了18年。她说自己是“他们家留下来打扫战场”的。她将余下的爱全都放到了为钱锺书整理手稿文集的事情上,对于自己,则正如翻译家高莽说的有人赞她是著名作家,她说:“没有这份野心。”有人说她的作品畅销,她说:“那只是太阳晒在狗尾巴尖上的短暂间。”有人说得到她的一本书总要珍藏起来,她说:“我的书过了几时,就只配在二折便宜书肆出售,或论斤卖。”有人向她恳求墨宝,她说:“我的字只配写写大字报。”杨绛不惯于向人赠书,她认为赠书不外是让对方摆在书架上或换来几句赞美的话。有人请她出国访问,她说:“我和锺书好像老红木家具,搬一搬就要散架了。”她说她最大的渴望是人们把她忘记。低调:我不过是一滴清水当被问到为何翻译柏拉图“对话篇”中的斐多,杨绛先生说:“我就是想把精力全部投入进去,忘了我自己。”那时,她还没有从女儿钱瑷和丈夫钱钟书相继去世的阴霾中走出来。忘了自己,其实就是要忘掉作为钱钟书妻子的自己,忘掉作为钱瑗母亲的自己。然而,她终究忘不掉的是写书、译书、整理丈夫遗作的自己。在杨绛看来,这是她份内的角色,份内的工作。杨绛想忘掉的,或许还有被读者时刻惦念的自己。“文革”结束,改革开放时代开始,钱钟书伉俪几乎在一夜之间成了媒体和读者关注和追逐的焦点。但她和钱钟书坚守书斋,从来不见记者,不上报纸,也不上电视,甚至一些连所谓的学术活动都不参加。钱钟书去世后,孤身只影的杨绛如出一辙,默默坚守着自己份内的文字世界。即使在五年前迎来百岁华诞的那一天,她也没有任何公开的庆祝活动。一切如她自己所愿,那个特殊的日子,她只是在自己的家里悄然度过。“简朴的生活、高贵的灵魂是人生的至高境界。”这是杨绛非常喜欢的名言。在许多朋友眼里,杨绛生活俭朴、为人低调。她的寓所,没有进行过任何装修,旧式的柜子、桌子。室内也没有昂贵的摆设,只有浓浓的书卷气。杨绛说:“我家没有书房,只有一间起居室兼工作室,也充客厅,但每间屋子里有书柜,有书桌,所以随处都是书房。”她非常满足于这样一种简朴的生活方式。多年前,国家要出资为她的房子装修,就遭到了她的拒绝。她和钱钟书的低调,一度被人误读作清高、孤芳。黄永玉先生曾在一篇文章中披露:有权威人士年初二去拜年,钱家都在做事,放下事情去开门,来人说声“春节好”跨步正要进门,钱钟书只露出一隙门缝说:“谢谢!谢谢!我们很忙,谢谢!谢谢!”这让他很不高兴,说钱钟书伉俪不近人情。当然,更多的时候,这种拒绝别人的“苦差事”,还是由杨绛来做,也因此她自嘲是钱钟书的“拦路虎”。诚如钱钟书堂弟钱钟鲁所说,杨绛对名利没有任何追求,不善也不喜交际应酬,她就想安安静静写作,平平淡淡度日。在她自己,低调是自然而然的事。对待自己的作品,她也是如此。有一年,她的新著出版,出版社有意请她“出山”,召开作品研讨会。杨绛坦陈:“我把稿子交出去了,剩下怎么卖书的事情,就不是我该管的了。而且我只是一滴清水,不是肥皂水,不能吹泡泡,所以开不开研讨会其实应该叫做检讨会,也不是我的事情。读过我书的人都可以提意见的。”她谢绝出席研讨会。她还将自己的稿费和著作权交给清华大学托管,成立基金资助困难学生;这项基金,以“好读书”三个字命名,迄今已收到两人版税所得近800万人民币。钱钟鲁如此转述杨绛的话,“她说,收到几十万元稿费得跑银行,还要去税务局交税,麻烦,著作权拿在手里更是烦心事,有时难得认真起来还要人打官司,不如交给学校管理。”在杨绛传记作者罗银胜看来,杨绛和钱钟书选择低调、从容、“自我”的生活,可以说是“有心计”和考量后的结果,也是他们两人的生存之道。“联系到社会与时代的大背景,可以想象在当时中国这样一个左右为难的时代里,他们夫妇二人都是高级知识分子,不问世事的选择是一种明智之举,这也让他们在低调中做到了幸运和成功。”事实上,杨绛的低调,也隐含了她独特的人生智慧。杨绛深知,上苍不会让所有幸福集中到某一个人身上得到了爱情未必拥有金钱;拥有金钱未必得到快乐;得到快乐未必拥有健康;拥有健康未必一切都会如愿以偿。保持知足常乐的心态,才是淬炼心智、净化心灵的最佳途径。她认为一切快乐的享受都属于精神的,这种快乐把忍受变为享受,是精神对于物质的大胜利。这便是她的人生哲学。深情:为丈夫做“灶下婢”杨绛的低调透露着她近乎执拗的文化品性,更是包含了她对钱钟书的深情。她拒绝出席中国社科院主办的纪念钱钟书诞辰100周年的学术研讨会,为的便是恪守她与钱钟书的诺言,“钱钟书生前跟我说,自己去了以后,不要搞任何形式的纪念会。”有一次,江苏无锡市的领导代表家乡人民到北京看望杨绛,并提出出于对文化保护与建设的需要,想修复钱钟书故居、杨绛家的老宅。杨绛一听,连连表示,“我们不赞成搞纪念馆”。无论在钱钟书生前还是身后,当被问及和他相关的事,杨绛最常用的词就是“我们”。在她心里,钱钟书其实并没有走远。她颇感欣慰地说:“我与钱钟书是志同道合的夫妻。我们当初正是因为两人都酷爱文学,痴迷读书而互相吸引走到一起的。他说自己没有大的志气,只想贡献一生,做做学问。这点和我志趣相同。”时光退回到几十年前,杨绛初见钱钟书时,只匆匆一见,甚至没说一句话,彼此竟相互难忘。杨绛的同伴孙令衔莫名其妙地告诉钱钟书,说她有男朋友,又跟杨绛说,他表兄已订婚。钱钟书写信给杨绛,约她相会。见面后,钱钟书开口第一句话就是:“我没有订婚。”杨绛说:“我也没有男朋友。”从此他们开始了书信往来。一天,费孝通来清华大学找杨绛“吵架”。费孝通认为他更有资格做杨绛的男朋友。此前,他曾问杨绛:“我们做个朋友可以吗?”杨绛说:“朋友,可以。但朋友是目的,不是过渡。”这回,杨绛的态度还是没变,费孝通只得接受现实。很多年后,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访问美国,钱钟书和费孝通作为代表团成员,不仅一路同行,旅馆住宿也被安排在同一套间。钱钟书借机幽默了一把,淘气地借围城里赵辛楣曾对方鸿渐说的话,跟费孝通开玩笑:“我们是同情人(指爱上同一个人)。”1935年,杨绛与钱钟书结婚。杨绛随之从大小姐过渡到了“老妈子”,她并不感觉委屈,因为她爱丈夫,胜过自己。“我了解钱钟书的价值,我愿为他研究著述志业的成功,为充分发挥他的潜力、创造力而牺牲自己。”钱钟书说要写围城,她不仅赞成,还很高兴。她要他减少教课钟点,致力写作,为节省开销,她辞掉女佣,做起了“灶下婢”。“握笔的手初干粗活免不了伤痕累累,一会儿劈柴木刺扎进了皮肉,一会儿又烫起了泡。不过吃苦中倒也学会了不少本领,使我很自豪。”即使在钱钟书去世后,杨绛仍不改初衷,默默地“继承”他未竟的事业。她以惊人的毅力整理钱钟书的手稿书信。多达7万余页的手稿,涉猎题材之广、数量之大、内容之丰富,令人叹为观止。手稿多年随着主人颠沛流转,纸张大多发黄变脆,有的已模糊破损、字迹难辨。亏得杨绛耐心细心,一张张轻轻揭下,抹平,粘补缺损,分类装订,认真编校、订正2003年,钱钟书手稿集(影印本,40卷)终于及时与读者见面。智性:文学史上不容忽视当我们习惯说杨绛是“钱钟书夫人”,很少有人会想到几十年前,人们是以“杨绛的丈夫”来称呼钱钟书的。上世纪40年代在上海,杨绛涉足剧本,始因称心如意一炮走红,继因弄真成假、风絮而名声大噪;一度搞得钱钟书很紧张,生怕风头都叫杨绛抢去。直到钱钟书写出围城,这一局面才得到根本改观。这并没有影响杨绛自己的文学成就。在评论家徐岱看来,一部洗澡就足以奠定她在百年中国女性写作史上不可轻视的位置。他用“审智”这个关键词来概括杨绛作品的独特价值。“不同于别的女作家在美学上的审情立场,杨绛选择的是一种独特的审智姿态。作为一种十分难得的美学特色,审智要求作家在超越了相对肤浅的多愁善感之后,能如同曹雪芹所说的那样,体现出人情练达,世事洞明的境界。”境界的背后蕴含着生活的磨难与艰辛。1951年,杨绛在清华大学任教时,全国举行“三反”运动。年底转为针对知识分子,那时又称作“脱裤子、割尾巴”,雅称“洗澡”。杨绛很少参加这样的会,有人提出意见,她称:“怕不够资格”。此后有会她必到,认认真真地参加了“三反”运动。正是对这段历史的记忆和反思,促使杨绛在三十年后写出了洗澡。“三反”结束后,全国院系调整,杨先生被调入文学研究所外文组,她的工作是外国文学研究,写了论菲尔丁一文。1958年,全国“拔白旗”,杨绛的论菲尔丁是被拔的对象。杨绛说:“我这面不成样的小白旗,给拔下来又撕得粉碎。”此后很长的时间里,她决心再不写文章,遁入翻译。其时,她已接手上边交下来的任务,准备翻译塞万提斯的堂吉珂德。原著是西班牙文,她不懂。就先找来国外的译本看,如英文、法文、德文的,比较了五种译本以后,发现有些地方差别很大。杨绛想到,要想保证原汁原味,只有从西班牙文翻译。就这样,在这一年,她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自学西班牙文。两年后,杨绛开始翻译堂吉诃德。1965年1月,第一部翻译完毕,并开始译第二部,很快“文革”爆发,8月初,杨绛在外国文学研究所作为“反动学术权威”被“揪出来”。从此开始了受污辱、受践踏、挨批、挨斗的日子。造反派给她剃了“阴阳头”,派她在宿舍院内扫院子,在外文所内打扫厕所,“住牛棚”。“直到1972年春,锺书与我才随第二批老弱病残者从干校回北京。这时家中房屋被人占用,我们只好搬入单位的一间办公室去住。”就是在这间陋室里,杨绛接着日以继夜翻译堂吉诃德。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11月20日,堂吉诃德第一、第二部全部定稿。次年搬入新居后,杨绛又将全书通校一遍,于5月初送交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4月底,堂吉诃德出版。“6月,适逢西班牙国王、王后来中国访问。我参加国宴,小平同志为我介绍西班牙国王、王后。小平同志问堂吉诃德是什么时候翻译的,我在握手间无暇细谈,只回答说今年出版的。”因为翻译堂吉诃德,1986年10月,杨绛获颁西班牙国王亲授的“智慧国王阿方索十世十字勋章”。她的译本至今都被公认为佳作,已累计发行近百万册。显然,杨绛很看重这次翻译经历,此后,她几番对译本做修订。同时,她也没有停下写作。如果说,她先前的作品关照的是世事,是社会,那她晚年的作品则是在关照自己。2003年,杨绛出版了家庭生活回忆录我们仨,四年后,她推出散文集走到人生边上,对于生死以及人的本性、灵魂等哲学命题做了一次终极思考。魅力:忍生活之苦,保其天真低调、深情、智性所有这些,无不彰显出杨绛作为“老派”自由思想者的独特的人格魅力。回首百年人生,杨绛欣慰于自己“甘当一个零”。从做钱家媳妇的诸事含忍,到国难中的忍生活之苦,以及在名利面前的深自敛抑,杨绛总能“忍生活之苦,保其天真”在杨绛看来,所以含忍是为了保自己的盔甲,抵御侵犯的盾牌。“我穿了隐身衣,别人看不见我,我却看得见别人,我甘心当个零,人家不把我当个东西,我正好可以把看不起我的人看个透。这样,我就可以追求自由,张扬个性。所以我说,含忍和自由是辨证的统一。含忍是为了自由,要求自由得要学会含忍。”她这种达观的人生态度,更多来自于对文化的信仰,对人性的信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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