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红色教育党课讲稿【十二篇】 红色教育党课讲稿篇1 在党的96岁生日之际，讲这个主题应该说具有特殊意义。以延安精神、井冈山精神为代表的红色精神，是我党在革命时期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是革命先辈们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更是新时期我们财政干部攻坚克难的精神武器。1980年，邓小平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号召全党：一定要宣传、恢复和发扬延安精神，并且强调“要大声疾呼和以身作则地把这些精神推广到全体人民、全体青少年中间去，使之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文明的主要支柱”。为了把宝贵的红色精神领悟好、践行好、传承好，让红色精神真正成为我们财政干部的精神支柱，去年10月和今年6月，局党组组织市直财政系统的部分党员干部，远赴井冈山和延安开展了两期党性锻炼教育活动。这是局党组抓党性教育和作风建设、深化“两学一做”教育活动的创新举措，我们不光是在常德抓，我们还把课堂开到了井冈山、开到了延安。学员们通过参观革命旧址、观看图片展览和实景演出，结合理论教学和情景教学，对井冈山、延安时期的革命斗争、边区生活，对红色精神有了深刻的认识，舞台剧延安保育院的演出，更是有不少人都看得流泪，证明我们每个人的内心都被延安精神、井冈山精神所触动，效果是很好的，对锤炼财政干部的党性作风、坚定理想信念也是大有益处的。今后，我们不仅把党性教育的课堂开到井冈山、开到延安，还要开到西柏坡、开到每一个革命根据地。今天的党课，我将通过一个个真实生动的红色故事，从三个方面来讲述怎么传承红色精神的问题，希望大家有所感悟、有所收获。一、传承红色精神，首先要认识红色精神红色精神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我们在坐的恐怕搞得清楚的不多。从延安、井冈山的革命实践来分析，我认为红色精神主要是指以下五种革命精神。第一种是实事求是、勇闯新路的精神。井冈山斗争时期，在革命处于低潮的历史关键时刻，我们党坚持实事求是、调查研究，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开辟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全新革命道路，制定了党领导军队的一系列组织制度和纪律，引导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形成了实事求是、勇闯新路的井冈山精神。第二种是艰苦奋斗、不怕牺牲的精神。以延安“抗大”精神为代表，“抗大”是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的简称，是党在延安时期创办的培养高级军政干部的最高军事学府。抗大的教育方针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毛泽东多次到抗大讲话，反复强调确立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的重要性，而且指出要坚持“抗日救国”的方向，就要有“三个牺牲”的决心，“第一个决心是要牺牲升官，第二个决心是要牺牲发财，第三更要下一个牺牲自己生命的最后的决心!”抗日战争中，抗大培养了10多万名德才兼备的干部，他们在民族战争中，起了重要的骨干作用和先锋作用，也形成了艰苦奋斗、英勇牺牲的抗大精神。第三种是舍己为人、无私奉献的精神。这里主要讲的是“白求恩精神”。白求恩是加拿大一位著名的胸外科专家，共产党员。1938年他受美国、加拿大共产党的派遣，放弃国内优越的生活，到达晋察冀抗日前线，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为救治我军伤员忘我工作，丝毫不计较个人得失，最后牺牲在战斗一线。1939年12月21日，毛泽东写了纪念白求恩一文，高度赞扬了这位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对工作极端负责任，对同志极端热忱，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崇高精神。第四种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井冈山和延安革命斗争时期，毛泽东、朱德等党和红军领导人身先士卒、以身作则，带领井冈山军民自己动手挑粮、种菜、编草鞋、挖草药、熬硝盐、办军械厂，克服各种困难艰险，打破重重包围封锁，巩固和扩大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在延安根据地一度出现严重经济困难形势下，党中央发出了“自己动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克服困难”的伟大号召，兴起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顺利渡过了难关。王震领导的三五九旅在南泥湾垦荒过程中所焕发出来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南泥湾精神”，闻名于世，至今被世人广为诵道。第五种是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精神。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精神主要是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形成的。为了增强党性，保持党的先进性，从1942年初开始到1945年，以延安为中心，在全党范围内普遍开展整风运动。延安整风，开创了保持党的先进性的重要形式，实现了全党的新的团结和统一，并形成了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延安整风精神”。二、传承红色精神，其次要理解红色精神前面我们讲了对红色精神的认知。接下来我们要讲一讲理解的问题。我们讲传承，你理都不理解，搞不清楚红色精神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怎么去传承？那么要理解红色精神，实际上就是要搞清他的精神内涵。从不同的时代背景去分析，我认为红色精神的内涵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红色精神，体现的是物质生活极度匮乏、精神生活确极其丰富的精神境界。说起延安,我们都会想到那幅“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题词。那几个遒劲的大字，是一个时代的传神之笔，一个古老民族的精神图腾。抗战时期的陕北高原，沟壑纵横，地瘠民贫，由于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和自然灾荒，边区军民一度陷入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冬天没有被盖的地步。朱德总司令曾以这样慷慨激昂的言辞陈述抗日将士的处境：“有一枪仅余四发五发子弹者，有一伤仅敷一次两次药物者，于是作战时专凭肉搏，负伤则听凭自然”。与此相印证的，是他那首气壮山河的诗篇：伫马太行侧，十月雪飞白；战士仍衣单，夜夜杀倭贼。面对严峻的局面，毛泽东说：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呢？答案不言而喻。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巨大的困难没有吓倒“特殊材料制成的人”，一场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和随之实行的精兵简政，使革命再次转危为安，“创造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奇迹”。艰苦的条件也没有阻止一批批热血青年冲破层层封锁，从四面八方奔赴延安。宝塔山下，延河岸边，集合了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儿女。延安的窑洞里，有人类最睿智、最深刻、最有远见的头脑。延安的山川间歌声不断，响彻乐观向上的旋律。我们的老乡、著名作家丁玲被国民党囚禁3年多，于1936年被释放后，当时国共合作谈判中共代表潘汉年建议她去法国，在安逸的条件下开展革命工作，但丁玲委婉拒绝了潘汉年的好意，毫不犹豫的选择去延安，她对潘汉年说：“法国是个好地方，我好多年前就很向往的，可是我现在只有一个心愿，我要到我最亲的人那里去，我要母亲，我要投到母亲的怀抱，那就是党中央，只有党中央，才能慰藉我这颗受过严重摧残的心，这是我三年来朝思暮想的，请你一定答应我，让我去陕北，去延安。”在当时极为艰苦的条件下，为什么有那么多有志之士不顾生死，奔赴延安？再来看一看党外民主人士梁漱溟的讲述，我们就更加明白了。梁漱溟，这位新中国成立后曾同毛泽东发生过激烈争论的著名学者，1938年和1946年曾两次访问延安，带着疑虑考察边区和中国共产党的现状。考察完后他在所写文章中是这样描述延安边区与国民党统治区的不同的：“在极苦的物质环境中，那里的气氛确是活跃，精神确是发扬。政府、党部、机关、学校都是散在城外四郊，傍山掘洞穴以成。满街满谷，除乡下人以外，男男女女皆穿制服，稀见长袍与洋装。人都很忙！”他对延安人际关系的平等、融洽更是倍加赞赏：“一般看去，各项人等，生活水准都差不多。没有享受优厚的人。是一种好风气。人人喜欢研究，喜欢学习，不仅学生，或者说人人都像学生，这又是一种好风。被窝中坐起，便口中哼啊抑扬，此唱彼和。爱唱歌，爱开会，亦是他们的一种风气。天色微明，从由此而忘却！人与人之间情趣增加，精神上互为感召。”我们从中可以深刻感受到，民主、平等、友善、乐观、奋进，高度统一的精神追求，这些正是延安让人心生向往的独特魅力所在。抗战时期的延安，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清贫的物质生活并不导致精神的矮化。反观今天，豪车华屋，灯红酒绿，山珍海味，有些人外表无比光鲜，内心流露的却是无尽的颓废与空虚，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因为他们把物质享受放在第一位，整天沉溺于金钱、权力甚至美色之中，丧失了理想目标、失去了精神追求所致。怎样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坚守自我，抵挡物欲诱惑，看低功名利禄，脱离低级趣味，在精神上有不懈追求，延安精神确实值得我们去对照、反思。（二）红色精神，体现的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原本就是中华民族的优良品格，它的发扬光大，则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极力倡导，率先垂范，精心培育的结果。尤其在井冈山、延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革命先驱，把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发扬光大，影响着新中国几代人。一天下午，延安留守兵团的司令员萧劲光到毛泽东住处汇报工作，见他围着被子斜躺在床上办公，以为是病了，正要询问，毛主席抬起头来指指地下的火盆笑说，棉裤洗了，还没烤干，起不了床，起来就要光屁股了!萧劲光鼻子一酸，指示警卫员赶快到兵团去领一床被子和一套棉衣。毛泽东一听，连说不行不行，领来我也不要，现在大家都困难，我若要搞特殊，讲的话就等于放屁，没人听，他们会说你不是真革命，是蒋介石，是封建皇帝！过了会儿，又说，劲光啊，我不能搞特殊，你也不能搞，任何时候，任何人都不能搞。你要记住这句话：我们共产党人绝不能搞特殊！1940年，66岁的爱国华侨陈嘉庚回国考察抗战。蒋介石对此十分重视，仅重庆的接待费用就安排了8万元，其中一次宴会花了800大洋。前线将士浴血奋战，后方如此铺张，陈嘉庚对这种奢侈十分反感。后来他到延安，看到干部群众衣着简朴，情绪饱满，印象甚好。毛泽东在杨家岭宴请他，用的是从老乡家借来的小方桌，因太旧，上面铺了几张报纸。饭菜是用自种的西红柿、豆角等做的，另外上了一例鸡汤，整顿饭算下来不到两块钱。毛泽东说，我是没钱买鸡的，这只鸡，是邻居老大娘听说我有贵客要招待，特地送来的。两相对照，清者自清，浊者自浊，陈嘉庚不禁叹道：“得天下者，共产党也！”回到南洋，他在第二届南洋华侨大会上还激情洋溢地欢呼：“中国的希望在延安！”那次访问，让陈嘉庚“衷心无限兴奋，梦寐神驰，为我大中华民族庆幸”。为了表达对毛泽东等领导人的敬意和拥护，他给延安送了两辆小汽车。小车送到延安，中央办公厅“理所当然”地要分配给毛主席一辆，却遭到毛主席的拒绝，他提出的原则是，一要考虑军事工作的需要，二要照顾年纪大的同志。在他一再坚持下，两辆车分别分给了朱德和徐特立、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谢觉哉“五老”使用。一次，毛泽东去枣园开会，回来时马突然受惊，把他从马背上摔下来，跌伤了手臂，朱总司令和“五老”知道后一定要把车子让给毛主席，他仍“坚不从命”。毛主席后来也有了一辆“专车”，是华侨捐赠的救护车，但也只是在接送客人时才偶一使用。而这两辆小车的使用，说来也耐人深思，对我们看待和处理很长时期以来屡禁不止的公车私用，公款消费，讲排场，摆阔气等恶劣风气或许有所启示。中共“五老”之一的林伯渠，在陕甘宁边区兼任中央财政经济部部长、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主席，被称为红色理财家，可以说是财政系统的元老，也是我们财政干部的同行，那么他又是怎么做的呢？1944年春节，时任边区政府主席的林伯渠写了一篇我的生产节约计划。一位外国记者看到后，就怀着好奇的心情，采访了林伯渠。他来到林伯渠的住处，只见窑洞里只有一盘炕，炕上的被子打满了补丁，一张破旧的小方桌，桌边放着几把半旧的椅子。此时，林伯渠坐在椅子上，埋头缝补着一条旧裤子。他笑着对记者说：“中国有句俗话，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我这条裤子，才穿了三年半呢！”外国记者提出要看看他种的菜地，于是林伯渠便拄着根手杖，带他来到了延河边的一块滩地上。外国记者蹲下身来，抚弄着地里嫩绿的秧苗，赞不绝口：“你们共产党的干部，不仅发动群众干，还自己带头干，说到做到。真是了不起啊！我要把这里的一切告诉全世界。”他紧紧地握住林伯渠的手说：“谢谢主席先生！我在陕北这块土地上，看到了中国的光明和希望。”林伯渠去世后，邓小平在悼词中说：“林伯渠同志的伟大革命斗争精神，维护党的正确路线的坚定立场和密切联系群众、艰苦朴素的作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