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戍边与民族融合吴锋锋（庆城博物馆 庆城 745100）【摘要】范仲淹曾在北宋庆历年间担任庆州知州,主持西北军务。此地民族众多、民族关系复杂,能否正确处理各民族关系成为关乎宋夏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他对待诸羌恩威并施、安抚笼络,并对其中的熟户、生户,分而治之以争取民心。这些举措取得了显著成效,不仅巩固了西北边防，促进了边地开发，而且促进了各民族的交往和团结，加速了民族融合趋势的发展。【关键词】范仲淹；民族融合庆阳自古就为兵家必争之地，此地民族众多，民族关系复杂，同时又是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分界线，成为各方势力角逐的场所。北宋建立后，此地便成为边防重镇，成为拱卫关中的前哨。庆历元年（1041年），范仲淹迁知庆州。他安抚诸羌，调整民族关系；兴利除弊，整肃军队；增修城堡，巩固边防；实行军屯，发展生产；施行仁政，惠及于民；填词写诗，以壮边声。他竭尽全力，上为朝廷尽忠，下为黎民免灾，用自己的具体行动实践了“先忧后乐”的誓言，以自己的杰出政治军事才华，为其不平凡的一生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一、元昊称帝与宋夏战争党项族是羌族的一支，在唐末和五代时期逐渐强大起来，党项族李继迁联合契丹抗宋，取得了陕西北部，并向庆州，环州，延州扩展。北宋仁宗景祐五年（1038年），宋朝的藩属党项政权首领李元昊脱宋自立，自称皇帝，去宋封号，改元“天授礼法延祚”，建国号“大夏”， 历史上称为西夏。元昊称帝后，向宋仁宗提出“许以西郊之地，册为南面之君”1的要求，被北宋当局拒绝，随后关闭榷场，禁止互市，双方矛盾激化，宋夏关系破裂。自己的要求遭到拒绝后，李元昊恼羞成怒，为了报复北宋，元昊举全国之力向宋王朝发动了战争。仁宗康定元年（1040年）七月，夏军十万围困延州，边境告急，宋朝大将刘平、石元孙奉命增援。当他们到了三川口（今陕西延安西北）时，遭到西夏军队偷袭，损失惨重。康定二年（1041年）二月，西夏景宗元昊再次率领十万大军大举南下攻宋，大败宋军于好水川。此战宋师“将校士卒死者万三百，关右震动，仁宗为之旰食”2 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年）,元昊又大败宋军于定川寨。经过这三次大规模战役，宋朝西北边防空虚，城寨边堡失修废坏，致使“贼大掠至潘原，关中震恐，民多窜山谷间”3。在这种情况下，范仲淹临危受命，奔赴西北边疆。康定元年（1040年）5月，任陕西都转运使，7月为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兼知延州。庆历元年（1041年）5月迁知庆州（甘肃庆阳），迁左司郎中，为环庆路经略安抚、缘边招讨使。庆历四年（1044年），宋夏议和，范仲淹召拜枢密副使。至此，范仲淹知庆州共4年。二、范仲淹的民族政策有宋一代，宋王朝与西夏交界之地，即今宁夏中南部、甘肃南部以及陕西北部一带，居住着众多的少数民族，时称“蕃人”、“戎人”、“戎夷”、“羌人”、“羌夷”等等。这些蕃人，盖因其发展有先进后进之别，故有“生户”、“熟户”之称。当时羌人不仅集中居住在西夏国内，也散住于宋王朝西部边境内，即今延安的北部，庆阳、固原地区的周围。为了区分，将居住于宋王朝边境内的羌人称之为属羌。属羌，又称为熟户、熟羌。当时，由于生熟户对于宋夏双方来说，均具有相当的重要性(详后)，所以，战事一起，双方都大力招诱。宋方不断招纳生户为熟户，西夏则“胁从山中熟户”。一旦战火平息，双方修好，则相约不得招诱和胁从。正是由于生熟户的分布广泛及对北宋国防的重要性，所以范仲淹知庆州期间，把主要的精力都用在处理民族关系上来，在巩固宋朝边防的同时，也促进了该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各民族的融合进步。（一）恩威并施。范仲淹到庆州后立即检阅属羌的人马，调查了解他们的虚实，并以朝廷的名义，进行犒赏，争取他们转变立场，为宋朝所用。名臣传云：“公出巡边，至环州，点检环州管界熟户，蕃官共一千七十二人，与酒食管设，作圣恩等第支与彩绢、角茶、银碗、紫绫襖、黄花襖、银腰带、银裹头杖、帽子、旗枪、银交椅、红缨紫绫袋、全锦襖子等物，重立约束四件，对众告谕。寻令蕃部望阙谢恩，率皆喜躍。”在积极拉拢的同时，还对其进行教化和威慑。针对羌人偏居一偶，孤陋寡闻，范仲淹于战马倥偬之间，在庆州之北城门上修建镇朔楼一座。楼为七楹，高五十尺，深四十尺。高大雄伟，层檐翚飞，极具观瞻。威严壮丽的镇朔楼给人一种凛凛不可侵犯的感觉，意在昭示世人这块土地是大宋国土。（二）重用边将。范仲淹在任环庆路经略安抚使期间，非常重视将才的选拔和培养，他认为，“备戎狄者，在乎育将才，实边郡，使夷不乱华也”4。行伍出身的狄青作战十分勇敢，临阵之时时常披头散发，头戴铜面具，在敌军中冲锋陷阵，所向披靡。范仲淹对狄青非常赏识，不仅给予优厚的待遇，得知狄青出身兵士，识字不多，于是赠予他左氏春秋，勉励他认真读书。在范仲淹的教导之下，狄青在战斗余暇便刻苦研读史书和兵书，自身修养不断得以提高，成为一名既能冲锋陷阵，又精通指挥艺术的智勇双全的将领，为大宋王朝立下赫赫战功，后来官至掌握全国军事的最高长官枢密使。在重文轻武的宋代，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就这样，在范仲淹的率领下，西北军中涌现出许多像狄青、种世衡那样有勇有谋的将领，又训练出一批强悍敢战、能攻能守的士兵。直到北宋末年，这支军队仍是宋朝的一支劲旅。此后，西夏不敢轻易来犯。（三）发展生产，造福一方。范仲俺风尘仆仆来到处境险恶的边陲时，呈现在眼前的是战争给宋朝和边民带来的沉重灾难，到处是断壁残垣，茅庐草舍被焚烧成了废墟，百姓死的死，逃的逃，少数留下的也是无衣无食，无家可归，有家难回，范仲俺的心情十分沉重，当即写下一首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他发誓要像当年东汉的窦宪击破匈奴登燕然山勒石纪功而还那样，保卫边疆，让百姓安居乐业。在其知庆州之际，先后向朝廷上攻守议再议攻守。针对当时“科率百端，民力大困，州县督责，不能存济”的情况，范仲淹决定改革旧制，以纾民力。他借鉴汉赵充国、三国曹魏，以及唐朝天宝八载屯田之策，决定“欲以本处渐兴田利”，“据亩定课，兵获余羡，人乐其勤，公收其利，则转输之患，久而自息矣。”范仲淹的建议被朝廷采纳。从此，宋夏边界上的军屯发展起来了。屯田养兵，且耕且战，闲时务农，战时出征，真正达到了防边省费和百姓安居乐业的效果。庆阳乃周祖发源之地，农耕文化发达。相传周先祖不曾率族人“奔戎狄（今庆阳）之间”，与其子鞠陶、孙公刘等“教民稼穑”，“务耕种，行地宜”，开启了先周农耕文化之先河。范仲淹在十事疏中说“圣人之德，惟在善政。善政之要，惟在养民；养民之政，必先务农。”他来庆州之后，在戎马倥偬之际，仍不忘发展当地农耕生产。著名的劝农诗，就是范仲淹知庆州时的杰作。诗云：“烹葵剥枣古年丰，莫管时殊俗自同；太守劝农农勉听，从今再愿调豳风。”诗中豳地乃是庆阳旧称。经过范仲淹的积极引导和勉励，庆阳地区残破的农业得到恢复，该地区又重新兴盛起来，成为粮草丰茂、兵强马壮的边防重镇。（四）善待各民族，实行民族平等的政策。范仲淹不仅对汉民关怀备至，对羌民亦复如此。他的亲民、惠民的思想，不分民族，不分国界。他在答赵元昊书中说：“朝廷以王者无外，有生之民，皆为赤子，何蕃汉之限哉？何胜负之言哉？”范仲淹修筑的城寨除作为屯兵防守的功能之外，还有一个功能就是安置因战乱而流离失所的属羌和愿意归附的降羌。据庆阳县志载，范仲淹令官军在庆州之北七十里处、桥川与柔远川交汇之地，筑城一座，收纳内附的羌人，使其安居乐业，故名城曰“业乐”，后传讹音成为“悦楼”、“悦乐”，即今甘肃省华池县悦乐镇。这些措施的实施，取得了积极的效果，范仲淹由此赢得了羌人的爱戴。他们呼范仲淹为“龙图老子”，“皆画像立生祠事之”。當范仲淹去逝后，消息传到环庆，“羌酋数百人哭之如父，斋三日而去。”5三、宋夏议和与民族融合的发展经过范仲淹的苦心经营，环庆路的防御力量得到大大加强。在此后的战争中，西夏虽然取得了一些胜利，但宋朝的损失却大大减小。随着战争的进行，西夏国困民怨。“元昊虽数胜，但财力不给，国中为十不如之谣以怨之。”6由于战争损耗及宋夏间榷场贸易停止，经济受损，民怨四起。经过反复的苦战李元昊一无所获，遂寻求与宋议和。北宋仁宗庆历四年(1044年)，宋夏双方达成和议。 宋夏和议后，宋夏重新恢复了和平。两国重开沿边榷场贸易，恢复民间商贩往来。宋西北局势得以转危为安。夏得以休养生息，经济文化得到快速发展，如西夏本来没有瓷器，瓷器靠掠夺宋人来获得。宋夏庆历和议以后，西夏与汉族人民交往的同时学会了制瓷技术。西夏毅宗时期，西夏开始兴建瓷窑,开始生产自己的瓷器，发展制瓷业。双方维持有二十余年的和平相处。以后双方曾有过几次战争与和议，但和平时期超过对抗时期。夏宋双方的议和，不仅促进了边疆地区的开发，造福一方百姓，而且促进了西夏的封建化进程，促进了民族之间交融和发展，为元朝实现中华大一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参考文献：126宋史 夏国传Z.35宋史 范仲淹列传Z.4范文正公集 上执政书Z.作者简介：吴锋锋（1984-），男，甘肃庆阳市，庆城博物馆联系方式：地址，庆城博物馆；邮编，745100；电话，15268925233 邮箱，wu135157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