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农村改革30周年经验材料以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起始的农村改革，不仅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生产力，而且有力地推动了城市改革和其他改革，深刻地影响着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现将我市农村改革开放30周年有关经验总结如下。一、三十年农村改革的主要成就及基本经验（一）主要成就第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生产力。八十年代初期，全面启动农村改革，推行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农村双层经营体制改革，彻底打破了人民公社时期的“大锅饭”，使农民生产经营和农户利益紧密联系起来，农民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为巩固农村改革成果，让农民吃上“定心丸”，九十年代中期将农民的承包期再延长30年，使农民获得了长期稳定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权、经营权和收益权。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条件下，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适合我国基本国情，不仅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生产力，而且为我国全面改革和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第二，农村税费减免和惠农政策的实行，确立了“多予少取放活”的“三农”工作方针，从根本上减轻了农民负担。2002年开展“三取消一确定”的农村税费改革试点，2004年开始全国降低农业税率，2005年我市提前取消农业税，使农民人均减少税费负担24.81元，至2006年全国取消农业税、农林特产税和牧业税，结束了农民千百年来缴纳“皇粮国税”的历史。与此同时，中央又围绕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发展现代农业和加强农业基础建设出台了一系列惠农强农政策，再次激发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第三，农民投资和经营领域的放活，促进了农村劳动力大规模转移，基本形成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战略格局。实行鼓励政策，允许农民和集体资金自由或有组织地流动，鼓励农民向各种企业投资入股，鼓励集体和农民本着自愿互利原则将资金集中起来，联合兴办各种企业。这一改革发展举措的实施，促使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和农村劳务产业迅猛发展。2007年，我市乡镇企业实现了总产值1050亿元，吸纳农村劳动力225万人，累计转移农村劳动力748万人，约占农村劳动力资源的55%。广大农民融入城市产业工人大军，既拓宽了农民增收渠道，又促进了城镇化的加速发展。第四，农产品流通体制的改革，推动了农业走向市场，促进农村经济逐步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改革农产品统派购制度，国家不再向农民下达农产品统购、派购任务，粮食、棉花取消统购改为合同定购，生猪、水产品改派购为自由上市。九十年代后国家粮食价格和购销全面放开，实行保护价制度，并建立粮食储备体系。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完善，促进了农业生产与市场的有机链接，极大地刺激了农产品生产，推进了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第五，以城乡统筹为目标的综合配套改革，推进了基础设施建设向农村倾斜，覆盖城乡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建立。伴随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中央作出了新阶段的“两个判断”，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加快了公共财政投入、“三农”金融投入、社会保障体制的改革步伐，着力解决农村民生问题。如实行“三个高于”的农业农村投入政策，在推进新农村建设中增加投入强化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大力改善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推进基层农技服务体系改革，将共益性农业服务纳入财政供给。2004年，我市实施了农技服务体系改革，分离公益性服务职能与经营性服务职能，将农业服务的公益性职能整合成立乡镇农业服务中心，纳入财政全额拨款，将农业经营性服务按照企业方式进行市场化运作。逐步建立农村公共社会服务体制和机制。全面推行农村九年义务教育制度，普遍实行“两免一补”政策，普遍推行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积极探索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和全面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我市近80%的农村人口参加了新型合作医疗，45万人参加了养老保险，71万人享受了最低生活保障。第六，创新行政管理体制，调整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促进了重庆市的快速发展。中央加大了行政管理体制创新的力度，把重庆由省辖市扩升为经济单列市，再扩升为中央直辖市，这是中央与地方关系的重大调整，为重庆加快发展提供了组织保证。重庆直辖十年，实行市对区县直管，没有中间层，充分地发挥了土地、旅游、能源和劳动力资源的综合优势，充分地体现了区域内生产力空间布局的科学规划，充分地促进了各类要素的有效配置，充分地统筹了区域间协调发展，充分地调动了方方面面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辉煌成绩，也充分地证明了中央设立重庆直辖市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二）基本经验农村改革已走过三十年光辉历程，取得了宝贵的经验。其基本经验可概括为五个“必须坚持”：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充分尊重农民的意愿，发挥农民的首创精神；必须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地探索各具特色的发展模式；必须坚持制度创新，从建立体制机制入手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必须坚持上下互动，综合配套，努力形成改革发展的强大合力；必须坚持多予、少取、放活，以科学发展观促进城乡协调发展。总之，农村改革的成功是践行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战略思想取得的重大成果，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科学发展是其最根本的经验。二、制约我市农村改革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通过深化改革，我市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可喜成绩。但是，随着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和国际化的快速推进，制约我市农村改革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日益凸显：（一）农业农村发展与农业生产方式落后的矛盾日益凸显。一是农民人均耕地占有量太少。全市人均水资源和耕地资源占有量分别是1479立方米和0.75亩，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3/4和1/2。加之一家一户的经营体制，生产单元太多,很难实现小农业向大农业转变、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自给农业向市场农业转变。二是农业组织化程度太弱。我市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农户入合率仅为20%，不及发达国家的四分之一。我国加入WTO后，以一家一户为主体的家庭经营方式，无法适应千变万化的大市场，无法应对日益激励的国际竞争，农业农村发展面临巨大挑战。三是农业机械化水平太低。西部地区农村很多还处于“两亩地一头牛”的生产状态。2007年，全国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不到40%，我市只有13%。落后的生产方式，严重制约着农业现代化进程。（二）农业农村发展与农村生产要素外流的矛盾日益凸显。一是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流。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加速推进，大量有知识、有技能的青壮年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出来，很多村子找不到合适的后备干部，党员年龄结构、知识结构和劳动力结构出现断层，农村社会结构发生较大变化，农业生产能力受到较大影响。全市已转移748万人，约占农村劳动力资源的55%。二是农村资金大量外流。由于农业比较效益低下，使农村投入受到影响，国有商业银行资金上存，邮政储蓄“只存不贷”，农村大量储蓄资金外流。2007年末，我市农业贷款仅占贷款总额的4%。资金的大量外流和投入较少，使农业农村发展严重“供血不足”。 三是耕地资源不断减少。伴随城镇化的加快，农村大量区位好、土质好、效益好的耕地被征占。据统计，1995年到2006年，我市年末常用耕地面积净减少24.5万亩。作为稀缺资源的耕地大幅减少，使农业农村发展受到严重影响。（三）农业农村发展与农业基础建设落后的矛盾日益凸显。一是道路通达通畅差。我市乡镇公路通畅率65%，行政村公路通达率不到89%，通畅率仅有35%。二是水利设施保障弱。我市农村有效灌溉面积932万亩，占总耕地面积的30%；旱涝保收面积478万亩，仅占总耕地面积的16%。农业抗御自然灾害能力不足，“靠天吃饭”的局面仍未根本改变。三是农村的电力供应和信息化建设、污水和垃圾处理等相当落后。既制约着农民生产生活水平的提高，也影响着农村投资环境和长远发展。（四）农业农村发展与社会化服务缺失的矛盾日益凸显。一是社会事业发展落后。我市义务教育阶段农村学生占60%，但只有1/4的教育资源投放于农村；全市2/3的人口在农村，但80%的卫生资源配置在城市。二是科技推广服务缺失。在历次机构改革中基层农业服务体系都成为改革的主要对象，由于一家一户的经营方式无法维持农业科技服务机构的正常运转，农业科技推广服务体系出现“尴尬”的局面，无法完全履行科技推广与服务的职责。三是保障体系建设滞后。近年来，国家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方面出台了一些举措，但与城市相对完善的社会保障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农村合作医疗明显补偿不足，农民仍需自费负担高额医疗费用，化解大病风险的能力低。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起步晚、标准低、范围窄，农民在失业、养老等方面仍然存在较大隐忧。（五）农业农村发展与机制体制不相适应的矛盾日益凸显。一是发展理念上重工轻农。长期以来，受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的影响，逐渐形成了重城市轻农村、重工业轻农业、重市民轻农民的思维定式，尤其在部分基层干部中重工轻农、先工后农的发展理念依然存在。二是管理体制上重城轻乡。在政府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方面并没有打破城乡分割的局面，在工作职能上一些部门管理职责都没有延伸到农村，管城市的不管农村，管农村的不管城市，市场经济的管理体制没有完全建立，重城轻乡问题较为突出，难以有效地推进“三农”工作。三是政策制度上扬工抑农。从发展历程看，受工农“剪刀差”的影响，农业剩余向工业转移，“以工补农”尚未形成长效机制。从劳动就业看，农村大量劳动力转移就业，使工业仍以“人口红利”形式剥脱农村价值。从市场机制看，由于农产品关乎国计民生和社会稳定，稍有价格上扬有关部门就会采取综合措施加以调控，而对农业生产资料及其他工业产品价格暴涨则往往束手无策。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