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初传流布中国考日期：2006-07-24 来源： 作者： 字体：大 中 小 文史哲学报第4期（1998.12出版）周伯戡摘要 此文藉着检验佛教考古资料、初期汉译佛典的内容、律部中所呈现佛教和商人之间的关系，和第四世纪前中国社会结构、儒家意识型态、种族的状况、中国对西域的经营、对中亚的贸易、第一世纪佛教在中亚的状况相互对应，说明佛教透过中亚商人及国际贸易做媒介传入中国，并在中国下阶层人民和胡人间传播。此文解释了（一）何以正史记载佛教初期的活动如此少，（二）初期佛教的性格。 从第四世纪起，佛教在中国汉人世家大族中流传以前，它何时、由何人、透过什么管道、传入中国，并在中国流传，一直是历史学家和佛教学者研究的主题之一。在过去的研究中，学者多从两类资料中寻求答案：官方历史材料，以及后期的佛教记载。官方有关佛教的记载固然可靠，但是太少；后期佛教的记载充满太多神迹式的传说，而且为了加强传说的可靠性，在上面附会许多历史事件。（注1）从这两类的资料里，我们得不到佛教传入中国的真相。 佛教早期在中国活动的模糊不清大大影响我们了解中国佛教的演进。因此，在这篇论文中，我将从下面几个面向重新观察佛教进入中国以及初期它在中国流传的情形。 （一）佛教传入中国时中国社会和种族的状况，（二）佛教东传的历史客观条件，（三）佛教传布和商人之间的关系，（四）从考古发现的佛教遗迹看佛教初期在中国流传的情形，（五）从初期汉译佛典的内容看初期中国佛教及佛教徒的特性。 我们将发现在可靠的正史中有关佛教活动的记载如此少绝不是偶然的，少量的记载正好说明以下的事实：早期佛教只在中国下阶层社会和非汉人圈中传布，鲜为掌握政治和思想活动的的儒家知识份子所熟悉。 此外，本文也将阐明，我们不可以用中国佛教僧侣到印度求法的精神来推想中亚和印度僧侣以同等的精神来华传教。佛教传入中国是一连串历史的因缘凑合所产生的结果。我们也可以否定西元前第三世纪印度的佛教君主阿育王造八万四千塔及于中国，以及第一至第二世纪贵霜王朝迦腻色迦王赞助僧侣对外宏法，促进了佛法东传中国的关连性。前者所处的时代，中印之间不可能有任何接触；（注2）后者的即位时间不可能早于78CE，（注3）而东汉楚王英拜佛一事已见于更早的正史记载（65CE）。 一、社会阶级 在此节中，我将藉着佛教传入中国时的汉朝的社会结构，来说明佛教何以会被主流的儒家知识份子所忽视。 佛教传入中国时，中国有一严格的社会阶级划分：贵族、官僚、平民和奴隶。平民是自由民，可以进一步区分成下列四个阶级：士、农、工、商。这四个阶级由职业所划分，不是固定的，一个人可因职业的变动而改变他的阶级。（注4）在这四个阶级的自由民中，商人的地位最低，因为从儒家的眼光，商业的活动不具生产性，而且低价买入高价卖出，有亏道德。因此政府有许多禁令，歧视商人。例如，商人不得乘马车，不得穿丝质的衣服。他们也不得在政府部门充任公职，唯恐他们利用掌握的政治权力以谋个人的私利。 对儒家知识份子言，兴盛的商业活动反而是社会伦理和秩序堕落的现象，因为伴随着成功的商业经营是生活的奢侈和生产性农工活动的舍弃。东汉晚期由于中西交通开通后，国际贸易促进了商业的勃兴，儒家知识份子悲痛国家经济、社会人心的衰落。仲常统说：船车贾贩，周于四方，废居积贮，满于都城。琦赂宝货，巨室不能容；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妖童美妾，填乎绮室。唱妓伎乐，列乎深堂。（注5）崔实也说，当时人弃农从商，无用之器贵，本物之业贱。（注6）而隐藏在兴盛的商业活动后是佛教进入中国。到了第三世纪初佛教仍不被史学家所重视，因它和商人及其商业活动有密切的关系；而商人在汉代社会极为卑微，他们的生活几乎被史学家所忽视。有关佛教透过国际的商业活动传布这一点。我在后面将会仔细地谈。 相对于商人阶级，中国社会的中坚是儒家知识份子。在汉朝宣帝之后，帝国的官僚逐渐来自他们。当他们通过考试和察举，在政府中取得一官半职时，他们从士的身份上升为官僚。在汉朝，察举和考试理论上是对全帝国的属民开放。然而随着时间的发展，少数学者的家族和他们的学生逐渐在察举和考试上取得优势；这是因为这些特定的学者掌握儒家经典诗、书、礼、易、春秋的解释权。当这些学者把他们解释经典的知识传给家族的子弟和学生，使他们家族和门生较容易通过察举和考试而得到官位。结果，这些家族在政治和社会上逐渐成为士族。（注7） 到了曹魏时期（220265），由其他管道而形成的士族，也都重视经学和道德，使士族成为学术思想和政府行政的掌握者。 汉朝在西元220年的崩溃，不影响士族的政治特权，相反地，曹魏所新定的九品官人法更进一步加强他们的政治地位。九品官人法是一个选拔政府官员的制度。此制度把人的社会地位分成九等，并假设社会地位高的人有较好的教育和品德；因此，尽可能从社会地位高的人中选拔官吏。为了能发掘地方上较高品德和教育的人，政府委托士族从事选拔的任务。结果，士族优先把自己家族的子弟送入政府中，使士族们几乎垄断了政府的行政权。 此外，在汉朝崩溃之际，许多自由民愿意放弃他们自由民的身份投入世家大族中，充任部曲，以寻求他们家庭和个人生命的安全。因此从第三世纪到第七世纪中国的社会进一步分化成两个阶级：居统治地位的门阀，和被统治的寒门或素族。在这时期的皇帝，尽管很能干，也不能改变这个社会结构，因为他们必须依赖门阀来治理国家。 世家大族们为确保他们的地位和特权，进一步透过门当户对的方式彼此连姻，使得中世纪的世家大族形成一种封建的贵族阶级。（注8） 中世纪的世家大族不但掌握政治的权力，也主宰着中国的思想。他们是否接受佛教是佛教在中国发展的重要的指标。就这一点而言，世族接受佛教要到第四世纪初。（注9）在此以前，佛教即使出现在宫廷内，它也未进入中国思想圈。汉代儒家思想关心的是天人感应，而不是因果轮回。 二、种族 这节将说明佛教在中国初期的活动中，胡人占有一关键性的地位，虽然他们一如商人，不受中国儒家知识份子的重视。 从第一世纪起，居住在北方的游牧民族不断地增加，他们绝大部份是在与中国军队作战失败后，为中国政府强迫迁入长城以内，因为汉朝政府当心他们若住在中国统治无法达到的地方，他们会再度叛变。 这些民族一般分为五族：匈奴、鲜卑、氐、羌、羯。我们对他们在寄居中国时的活动所知甚少，因为受儒家教育的中国史学家很少注意他们。对中国史学家而言，文明的中国人（华）应该在文化上和居住上，和野蛮的游牧民族（夷）保持距离。但是我们确知，他们常被汉人虐待、甚至奴役。（注10）到了第四世纪初，当他们的人数达到数百万时，北方地区可以说成为他们的土地。 除了游牧民族外，有一人数不详的中亚商人经过丝路来到中国做生意，他们分别是粟特人、希腊人、月支人、波斯人、印度人。他们人数不会太多，势力也不大，所以中国的史学家根本没有注意他们，但他们在佛教传入中国一事上，扮演极重要的角色。我会在后面讨论此点。 第三世纪末，当西晋内部爆发了血腥的权力斗争和内战时，帝国不能有效地控制境内的游牧民族，这些游牧民族藉此称兵反抗中国的统治，引发了长达三百年的战争。在此时期，汉人被驱逐到南方，建立以建康为首都的五个政权，北方留给游牧民族先后建立了超过二十个以上的政权。佛教在此时期，发展迅速，取代儒家思想的主宰地位。 除了少数游牧君主，绝大部份的游牧民族的君主热心地支持佛教。其原因有二。第一、为了对抗儒家思想，他们以佛教做为自己文化认同的对象。后赵的石虎（统治的时间3353 49）就如此说： 王度议云：佛是外国之神，非天子诸华所可宜奉。朕生自边壤，忝当其运，君临诸夏。至于飨祀，应兼从本俗，佛是戎神，正所应奉。夫制由上行，永世作则；苟事无亏，何拘前代，其夷赵百蛮，有舍淫祀，乐事佛者，希听为道。（注11） 第二个原因，佛教业报的观念容易为心智简单的游牧君主所接受。正如佛典所言，赞助佛教的活动，供养僧侣，能从诸佛和菩萨得到各种福报（包括对政权的护卫）。石虎在遭到南方晋军的攻击，战局吃紧、人心不安时曾抱怨：吾之奉佛供僧，而更致外寇，佛无神矣。第二天早上，佛图澄入朝，石虎以此事问他，澄因谏虎曰：王过去世经为大商主，至罽宾寺尝供大会，中有六十罗汉，吾此微身，亦预斯会。时得道人谓吾曰：此主人命当受鸡身，后王晋地。今王为王，岂非福耶？疆场军寇，国之常尔，何为怨谤三宝，夜兴毒念乎？虎信悟，跪而谢焉。（注12） 石虎的信佛表现来自他相信佛教的业报。他承认他的抱怨是对三宝的不敬乃是接受了佛图澄对他前生的解释。在佛教本生的故事里，佛生前曾为大商主，也曾为鸟。（注13）佛图澄的解释无疑地暗示石虎本人为如来。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君主即如来的应用。前面说过，石虎认同佛教为胡人的宗教，以和汉人的儒家文明对抗。支持石虎对抗的基石即是胡人的君主是如来的化身。 若以佛教供养三宝作为政权稳定的保证，这些胡人君主就不需要接受繁琐的、他们所厌恨的儒家统治机构。（注14）因此这些君主虽然残忍，他们都愿意捐钱给僧团、建寺院、鼓励人民出家。他们也雇用僧侣作为政治顾问，（注15）请他们预测大事、或行法术。由于他们的护持，佛教在华北广泛地流传。 他们单纯的信仰对佛教在中国的演进扮演重要的角色。 华北的佛教在北方游牧君主的赞助下，不像南方佛教一样，遭到儒家和玄学的污染。当某些游牧民族的君主如符坚（统治时期357384）、姚兴（统治时期394415）受到般若经中的帝释角色的影响，致力于经典的翻译时，北方的佛教徒有较大的可能性了解正确的佛教思想。 三、传布的媒介 毫无疑问，佛教是一布教式的宗教。佛所行赞歌咏僧侣要以度众生的精神到世界各地宏法： 六十阿罗汉，悉如罗汉法，随顺而教诫，汝今以济度，生死河彼岸，所作已毕竟，堪受一切供，各应游诸国，度诸未度者，众生苦炽然，久无救护者，汝等各游行，哀愍而摄受。（注16） 然而佛教传入中国不是透过僧侣热心舍身的传教，也不是靠僧侣奇力斯马的力量，尽管我们知道佛教内部流传许多这类传教的故事。（注17）许多证据说明佛教传入中国是藉着无名的中亚商人作为媒介。在这方面，我们必须检验两件事情：（一）中国和中亚的国际贸易和（二）商人与僧侣之间的关系。 （一）国际贸易 这节将说明何以佛教传入中国是个意外的结果。在西元第二世纪前汉朝为了和月支结盟对抗匈奴时，根本没考虑到月支及中亚诸国的宗教信仰和宗教的传布一事。我们可从后汉书西域传一文对中亚各国的记载可知。西域传的底本是班超和班勇父子对中亚各国的民情风俗、经济、军事力量的调查报告。在他们的报告中，从没提到当地的宗教信仰，可见汉朝根本没考虑在此地的军事行动对宗教传布的影响。 中国和中亚之间的贸易始盛于西元第一世纪前。这是中国为对抗北方的强敌匈奴人导致的结果。为了打败匈奴人，汉朝设计出一个大胆的计画联络中亚的月支，对北方的匈奴展开钳行攻势。汉朝从匈奴的南方，月支从匈奴的西方同时出击。汉武帝估计月支曾遭到匈奴几乎灭族之祸，且其君主的头被匈奴人砍下做为酒杯，月支必定怀恨在心，愿意和汉朝缔结军事同盟。 汉朝皇帝显然高估了月支的报酬决心。月支相当满意他们在中亚新建的贵霜帝国，无意对匈奴人采取军事行动。尽管如此，汉朝仍对联络中亚的塔里木盆地采取一连串的攻势，控制此地区。对汉朝而言，塔里木盆地具有军事战略价值。一旦汉朝控制了塔里木盆地，匈奴必须小心汉朝的军队会从他的西方进攻，因而部署军队在西方，这样匈奴入侵中国北方的压力便会降低。此外，汉朝因控制此区迫使中亚的国家与汉朝为友，而不支持匈奴。（注18） 经过不断与匈奴争夺此地，并和当地较强的城邦如龟兹征战，汉朝在第一世纪前强而有力地控制此区。为了能长期控制此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