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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思考地方版的“四万亿”2012-08-09 04:52:18|分类: 默认分类 |标签: |字号大中小订阅 在稳增长的经济刺激政策拉动下,国内各地方正在掀起新一轮的投资热潮。比如,宁波、南京、长沙、贵州等地区先后公布一系列的长期发展规划。这些投资规划被媒体称为地方版的“四万亿”。对于地方版的“四万亿”投资热潮,现在市场所担心的是不是2008年中央政府的“四万亿”翻版?如果是这样,那么这种地方的投资热潮会能未来中国经济发展带多少后遗症?如果不是,这种地方版的“四万亿”的内在含义又是什么?它对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又意味着什么?还有,地方政府如此巨大的投资,钱从哪里来?通过什么样方式来融资?是证券市场还是银行?或还有其他更多的渠道?其投资效益会如何?这样巨大的投资什么时候才可收回?老的地方融资平台问题都这样大,为何还要来一个新的地方融资平台问题等等。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先来思考两个问题。一个今年上半年国内GDP增长7.8%,但是83%以上的省市增长在9.5%以上,一半以上的省市增长在11%以上。只有4个省市经济增长低于8%,而把全国的GDP增长拉下来了。这说明了什么,说明当前中国经济存在严重的不平衡。 即经济增长的不平衡及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由于广东等4省市的GDP总量占的比重过高,这几个省市经济下行,数据上全面影响国内经济增长。同时,全国绝大多数省市经济增长仍然处快速增长的轨道上。而中央政府看到四个省市的GDP增长没有达到8%就立即推出刺激政策是没有看到问题的实质所在。二是从2010年经济数据来看,北京、上海、浙江及广东,这四个省市的GDP总量10万亿以上,占当年全国GDP25%。也就是说,如果这些省市的GDP下降,当然对全国的经济增长会很大影响。但是问题的另一面也应该看到,如果说能够让那些增长速度较慢的省市也能够快速增长,或达到当前这些发达省份的经济增长水平,那么中国经济增长不是有无限大的增长潜办吗?比如,2010年全国GDP在9200亿及以下省市11个省市(山西、吉林等)其GDP总量只有4.8万亿,与一个广东少差不多(广东4.6万亿)。但是这些省市的人口、自然条件、土地面积等资源要大于广东10倍以上。如果这些省市的经济发达水平也达到广东的经济发展水平,那么整个中国的经济增长会存在问题吗?中国内需又会有多大?三是这些经济落后的省市经济发展之所以会如此缓慢,最大的问题就是整个这些地方的基础条件落后。无论不公路、铁路及城市基础设施都是如此。今年年初,我曾到贵州的正安县及桐梓县,最近也到过江苏的建湖市,三个地方的人口都是在80万左右,但是三地每年财政收入则有天壤之别。正安每年财政收入只有1.4亿,桐梓县有每年财政收入在4亿元左右,而建湖每年财政收入则达到40亿元。贵州两个县为邻县,差距为何如此大,就在于两县的交通条件差距很大,桐梓在交通枢纽,而正安县是山区,那么高速公路都没有通。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无法形成。而建湖则全国重要的石油机械等产品基础,是全国经济发达地区。如果贵州两个县也达到建湖的水平,那么中国经济增长有多大潜力。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到,当前中国经济具有无限增长潜力,最为重要要把那些自然条件好,适用人居住的那些经济落后地方的经济发展起来。比如贵州、江西、湖南等南方及东北地区。当然对于那些不适应人居的地方,由于自然条件恶劣,政府投资最大,要想改变当地的环境并非易事,即使改变了一些,其达到经济效果也是十分有限的。比如一些西北地区就是如此,政府不宜对这些地方有过大投资,而是要让这些地方的居民逐渐向适宜居住的地区迁移。也就是说,如果有条件,政府如何加大对那些经济落后,但又适合人居住地区的基础设施投资,并没有多少错,也不是有多少大问题。这里有一个短期效益与长期增长的问题。如果中国政府加大对中部地区、西南地区及东北地区各种基础设施的巨大投资,那么这可为未来中国经济长期持续增长奠定基础。可以说,这将是中国扩大内需一个重要发展方向。政府则不可小视这样一个思路。既然是这样,那么我们对于当前社会上讨论十分激烈的地方版的“四万亿”投资,我们决不可简单否定或肯定,而是要针对各省市不同的情况作不同的分析。我们既要看到地方政府为了业绩及政府官员的寻租盲目扩大投资的冲动,看到这种投资热潮可能带来的巨大的金融风险及银行风险,同时也应该看到这些重大的基础设施投资将是中西部经济落后地区经济发展的一个新起点。特别是对于那些自然条件比较好,适宜人类居住但经济落后的地区,中央政府要改变以往统一的由不同财政部门分担投资的方式,而是要加大对这些地方的中央政府财政直接的转移支付。比如贵州、江西等这样的地区,其自然条件等资源都为经济快速提供基础条件,如果中央政府能够有意识或通过直接中央政府财政转移支付帮助这些地方基础建设,那么这些地方经济就可能出现一个快速发展期。当然,对于地方版的四万亿的投资热潮,我们当前最为注意的问题就是如何提高投资规划的科学性,把重点放在投资的长期效应上;要加强对这些投资建设的科学管理与监督,尽量减少地方官员寻租设租的机会;要充分考虑到这种投资热潮可能面临的金融风险,特别是不少地方政府为了加大当地的信用扩张,在正规渠道进入困难的情况下可能进入非正规渠道,比如高利率的信托资金。这不仅会加大当地政府融资成本,也可能是系统性风险产生埋下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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