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十七年文学话语成因摘要：十七年文学中颂歌话语泛滥，但也不乏异样声音。这与中国自古以来就有而且至今仍根深蒂固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文以载道”思想有关，同时也是作家主体意识的自律性与泛政治化语境的他律性的双重作用的结果，而且苏联文学的影响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因此，要客观地看待十七年文学。关键词：颂歌反拨文以载道自律他律对外交流“十七年文学”指的是从1949年到1966年的文学。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家的叙述话语是同政治的权力话语相连的。所以这一时期的文学活动是以颂歌为主。但在文化环境相对舒缓的时候，也有异样的声音出现。所谓异样，是指它不同于主流的颂歌。但严格说来，也不能称之为批判，充其量只能是对当时文化政策、文化现象的一种批评修正和反拨。“十七年文学”因为主题的单一、人物形象塑造的模式化、艺术水平不高等问题，为现代人所诟病。但是作为一个特殊时代的文学，它还是有着现实意义的。近几年来，对“十七年文学”评价逐渐增多，或许是因为人们道德价值沦丧，或许是因为人们对传统文化的怀念，或许是现代文学经验引起人们的失望不管怎样，“十七年文学”还是有一定探讨价值的。我们说，理解文学思潮、文学作品不能孤立地去看，而是应该把它放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去分析。“十七年文学”不管是颂歌话语还是反驳声音都是有其出现的原因的。下面我们就“十七年文学”话语的成因稍作探讨。一、中国传统的文学与政治关系的延续“文以载道”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可谓是源远流长，自孔子的“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的思想，到汉代王充的文章“为世用者，百篇无害。不为用者，一章无补”，到曹丕热烈的高呼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再到韩愈明确提出“文以载道”思想，我们可以看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距离很近，甚至一度文学与政治合二为一。两者的这种暧昧关系历久弥远，自古以来分子常常拿文学来做文章，以达到其政治目的。他们常常拿诗来“讥政事之得失”。达官显贵中有知识分子撰文歌颂，为太平盛世、为朝廷唱颂歌；怀才不遇者、愤世嫉俗者也拿起手中的笔，对朝廷现状不满者，更是以文纳谏，故而有“讽喻”之说，且这样的作品流传下来的颇多。枚乘的七发就是以文纳谏的典范。到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虽然名义上批判“文以载道”的观点，但是不论是诗界革命还是小说界革命，其目的都是用文学来改革现实社会，文学实质上也是为其政治目的服务的。纵观整个中国文学史，文学（一些文学作品除外）与政治都是互用的，其中政治的强势话语往往占上风，文学不得不依附于政治而存在。二、作家主体意识的自律性与泛政治化语境的他律性的双重作用的结果自古以来，中国知识分子都有挽救天下苍生为己任的高度责任感，不论是杜甫的“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还是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都道出了广大知识分子为国为民的崇高品质。鸦片战争之后，面对列强的坚船利炮，清政府一再的割地求和卖国求荣，广大知识分子师夷长技以制夷，在经世致用思想的指导下积极向西方学习，努力为中华民族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而奔走。五四以来，知识分子更是积极投身到改造旧世界和革命中去，弘扬个性，批判传统这也给他们的救世情怀以一个施展的舞台。尤其左翼知识分子，救国救民于水火之中的高度责任感，促使他们拿起手中的纸和笔，把文学作品当作投枪、匕首，与敌人展开论战、搏斗。环境不由人，在这种语境下，中国广大知识分子自觉地让文学服务于政治，成为政治话语下的一个附属品。那么我们可以说，此时的文学作品不论是歌颂还是批判，都是为其政治主张服务的。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人民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跟着党中央制定的发展规划走，搞生产，促建设，确实是一种欣欣向荣的景象。许多知识分子从旧社会一路走来，在那个不把中国人当人看的时代，他们也倍受冷落、欺凌，而对新社会没有剥削、没有压迫，全国上下搞生产的大好形势，他们发出由衷的赞叹。歌颂革命的胜利，描写社会的新变化，确实是大多数文学艺术家的真情实感。著名作家巴金在文革后发表的文学生活五十年中说：“中国人民得到了解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想用我这支写惯黑暗和痛苦的笔改写新人新事，歌颂人民的胜利和欢乐。”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为新生的社会主义唱赞歌，是艺术家自觉自愿，发自内心的。伴随着60年代初对“反右”、“大跃进”进行的调整和扭转经济形势的“八字方针”的实行，文艺政策也开始调整，从1961年到1962年召开的几次重要会议和周恩来、陈毅等人的重要讲话，对解放文艺生产力、尊重艺术规律等问题解除了束缚，特别是宣布摘掉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的帽子，称他们现在已经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脑力劳动者”，这极大地鼓舞了知识分子们，他们认为自己已经与新中国融为一体。面对中国文艺出现的种种不良现象，他们同样痛心疾首，因而他们真心诚意地为文艺发展提出诚恳的意见。邵荃麟在1962年召开的“大连会议”上提出了“现实主义深化”和“写中间人物”等问题，他认为：1959年以来的文艺创作，写人民内部矛盾的比较少，歌颂英雄先进人物无可厚非，但矛盾往往集中在中间人物身上。这一理论提出后，得到了文艺界的广泛赞同。邵荃麟的文学呐喊为十七年文学的理论反拨添上了浓重的一笔。十七年文学话语的形成与当时整个泛政治化的语境不无关系，自1940年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发表后，文艺成为政治的附庸品便有了理论依据，自此以后，泛政治化的语境占了文学的主导地位。事实，在相对宽松的文艺下（如百花文学时期），作品除政治功利性外的其他特征就会凸现，而如果风声一紧，颂歌式作品就出现过多，文艺理论家、作家的异样声音就会被压倒，其人也会受到迫害。这也说明不管是颂歌还是批判，都与当时的语境是分不开的。三、对外交流的影响我们今天如何看待十七年文学，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文学是对当时社会文化心理等等各方面的综合反应，我们应该把它放在具体历史环境中去看待，从当时的语境中分析，而不是一味的以今天的眼光进行指责。诚然，十七年文学的艺术水平不高，颂歌话语虽然失实，但它作为一个时期的文学，也确实影响了中国几代人的成长。并且文学中的艺术形象之通俗、之易懂，让工人，让农民，让解放军，让各行各业的人都耳熟能详，可称之为当时的“大众文学”。从这一点上来看，十七年文学也是有其可取之处的。所以，对于当时颂歌话语的泛滥，不管是出于知识分子的真心，还是他们为适应环境的违心之论，其功都不可一笔抹杀。而对于当时不合语境的异样声音，更应充分肯定，不能简简单单地划入十七年文学这个大的范围中去，因为它彰显了在困境中的知识分子良知未泯，批判精神仍存。注释：於可训中国当代文学概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陈南先偏离与错位J齐齐哈尔大学学报，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