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的领导力和领导科学 2021年07月5日5：1来源:国家行政学院学报(京)221年1期作者:张国玉/刘峰字号 打印纠错分享推荐浏览量10 【作者简介】 张国玉，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学教研部副教授，研究方向为领导科学与领导力；刘峰，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学教研部教授,研究方向为领导科学、领导力与领导艺术 21年10月1日,国家行政学院中国领导科学研究中心、新加坡公共服务学院和英国阿什里奇商学院联合举办的首先届“领导力国际论坛”在国家行政学院召开。来自中国、新加坡、英国和美国等国家和地区的领导力、领导科学研究专家和实际工作者共100余人参加。与会国内外专家、学者就中国领导力建设实践及其国际影响、领导力发展前沿问题和中国领导力发展大趋势进行了探讨，提出许多具有启发意义的观点。 一、中国领导力的国际影响及建设实践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逐渐凸显出来,“中国力量”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广泛关注,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对改革开放三十五年来中国取得巨大成就的“秘钥”怀有强烈的兴趣。大家对此取得的普遍共识是，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力量是关键所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关键在党,关键在人,关键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力。 （一)中国领导力的国际影响 本次论坛的发起人之一英国阿什里奇商学院副院长菲利普米克斯(phlimix）教授认为,中国带给世界的影响不仅仅是经济上的，更有文化上的、思想上的,中国的历史、哲学和文化，将影响全世界的领导力教育，以及日常的领导力实践。中国经济和社会上的实践和探索会启发人们创新领导力研究和领导力建设方面的理论和模式,这必将对世界产生深远影响。 新加坡驻华大使罗家良先生认为,世界其他国家、地区的稳定和发展与新加坡的繁荣和福祉密切相关,要想在未来掌握主动、获得成功就必须了解世界，特别是作为全球第一人口大国、第一贸易大国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所以,新加坡特别重视来中国进行学习和交流，一方面更好地了解中国取得的成就,面对的挑战以及中国在重要问题上的观点和看法，相互借鉴,相互学习；另一方面也可以为双方未来领导人提供一个建立个人友谊、增进了解、共同成长的平台。 英国驻华使馆代表岳德伟先生认为,尽管中英两国国情、文化和体制不同，但双方都面临相似的挑战，比如全球化的影响、公共产品提供、突发事件应对、国际领导力提升等方面的挑战。这一切挑战的应对都需要领导力、需要领导力研究和培训机构提供支持和帮助，因此，在领导力建设和培训方面，中英两国能够相互借鉴、促进合作。 国家行政学院纪委书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主任杨文明先生认为，中国的领导力会走向世界，世界的领导力也已来到中国，通过领导力国际论坛的高端对话和深度交流,必将有利于中国和各国领导力的提升,也会有利于领导科学的进一步创新和发展。 (二)中国的领导力建设实践 基于中国在国际社会影响力的日益增加，国家公务员局副局长杨春光先生系统阐述了中国领导力建设的主要经验及当前的着力点。中国领导力建设的主要做法和经验包括:第一,注重思想政治建设，领导干部必须具备较高的道德水平和强烈的奉献精神。第二,注重公务员的规范，中国公务员法对公务员的准入、考核、任职、定级、监督等内容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尽可能保证了选人用人的公平公正。第三，注重领导能力建设的长远规划，中国每隔十年就出台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规划纲要,这从制度上对领导干部能力建设作出重要的部署。第四，注重发挥领导班子的集体作用，坚持民主集中制的领导方式。第五,注重培训和实践锻炼。当前，中国共产党开展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为主要内容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其目的在于提高中国各级领导干部的领导能力，提高政府的公信力，以进一步赢得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新形势下中国领导力建设和领导者素质提升需要把握几个关键点：第一，博学博大。第二，勇于担当、责任到位。第三,勤政务实,服务人民。 国家行政学院纪委书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主任杨文明先生认为，中国的领导力建设最大特点强调党和国家层面的领导力,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和各级政府领导科学发展、建设和谐社会的能力。因此，中国的领导力建设更多的是从党和国家层面而非个人层面、从政治层面而非技术层面、从规律层面而非现象层面、从全球层面而非自层面加以把握，从而进一步巩固和提升党的执政能力。 二、领导科学的中国化及国际比较 领导力建设既有超越国界的普遍性意义，更有基于国情的特殊性，中国的领导力建设一方面要借鉴世界各国的先进成果,另一方面更要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的政治智慧和现实资政经验,既有国际视野,又凸显本土特色。 （一）领导科学的中国化 辽宁行政学院行政管理部教研主任马义教授重点阐述了领导科学中国化的必要性和领导科学中国化的发展受到两种错误认识的阻碍。他认为,领导科学的中国化是必然趋势，这是由领导科学的实践性、应用性和民族性决定的,把西方的领导理论与中国领导活动实践、中国文化背景融合在一起,就容易得到领导干部的认同。无论是排斥领导科学的中国化还是排斥西方的领导科学,都是有失偏颇的。中国领导科学研究要在端正研究目的下功夫，把握领导科学的社会性和应用性,既要深入研究也要广泛宣传，使人们不仅爱听,而且听了更有用。 领导科学的中国化首先需要把握中国领导科学的研究路径和研究内容。国家行政学院中国领导科学研究中心副主任胡月星教授对此进行了阐述。他认为,中国领导科学研究可以从四个方面着手：第一,中国领导实践,这是中国领导科学发展的“领土”，没有“领土”就没有发展的基础和背景；第二,中国领导智慧,核心是“道”、“法”、“术”三个层面,这三个层面需要三大关键要素的支撑:领导的“智”、“仁”、“勇”；第三，中国领导文化，中国领导文化博大精深,与社会教育相辅相成，需要花大力气对中国领导文化进行梳理和提炼；第四，中国领导要素,包括品质、态度、知识、能力、行为、决策等方面。 领导科学的中国化既要遵循中国领导科学研究内容的普遍性，也要把握特定阶段、特定历史等特殊性,要结合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结合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实践、结合当前的难点问题进行研究。内蒙古行政学院公共管理学部主任李树林教授结合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和领导智慧总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九要素模型。他认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最成功的领导，包括理想与信仰,系统与结构,机制与利益,文化与作风,战略与谋略,方法与艺术,规范与执行,学习与学风，创新与变革等九项要素,它们之间相辅相成、相互联系,前四项是讲共产党人带领其追随者要形成什么样的共同体,是要形成价值共同体，利益共同体,文化共同体，精神共同体;第五项专门从战略的高度谈共产党的领导智慧；后四项是共产党领导智慧的四种具体表现，共同体的实现要依靠领导智慧。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李成言教授主要探讨了当前中国领导科学研究关注的重要主题中国廉政领导力建设问题。他认为，领导廉政力实际上就是领导干部的廉洁从政能力，即领导者认识、把握、运用反腐败斗争规律，推动反腐倡廉理论和实践,不断向前发展的能力和本领。具体包括四个要素:第一是廉政思想力；第二是廉洁制度力；第三是廉政综合力建设；第四是廉政执行力。 还有学者结合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探讨了中国领导风格的大趋势。国家行政学院中国领导科学研究中心秘书长刘志伟研究员认为,中国领导风格的发展可以概括为五大趋势:第一，从全能型走向成简约型;第二，从个人型走向群体型;第三，从权力型走向人格型；第四，从赐予型走向回应型；第五,从偶像型走向平民型。 (二)领导科学的国际比较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社会学教授维克多肖（viorn.shaw)先生主要探讨了美国领导力发展的特点。他认为，美国领导力发展主要有四个特点，第一,美国领导力的研究正从个人研究发展为团队研究，由单一学科发展为跨学科研究。第二,美国领导力的实用性非常强,注意把领导理论转变为指导实际行动的领导原则。第三,从事领导力研究的人员增多,已经发展到有一大批从事领导力研究的队伍。第四,注重科学研究方法，过去领导力研究多从具体的领导实践中提炼总结，现在的美国领导力研究已经发展成一个较为成熟的学科并拥有一套规范的研究方法，很多学校都有自己的领导力研究中心。 新加坡公共服务学院领导与机构发展教研部处长罗米烈（omili）主要介绍了新加坡公共服务领导人选拔与评估的做法和经验。基本程序是先进行职位分析，然后分析职位对领导者的具体要求，再通过评估候选人的状况确定职位人选;选拔标准主要有三条：第一，候选人的领导能力,比如领导特质、分析和解决问题的创新性和灵活性；第二，候选人影响他人的能力；第三，候选人的道德水平,如是否谦虚、奉献精神等。选拔方法注重综合考察,比如通过面试、现场模拟、岗位轮换等方法观察其展现出来的领导力和领导素质。 英国阿什里奇商学院王晓宇教授（barbra.wang）重点从中西方比较的角度探讨了领导力的异同问题。她认为，在领导力研究和实践中，中西方既存在相同之处又有很多不同点。就相同点来说,第一,中西方领导者之间的价值观差异实质并非国家、民族和文化的差异，而是领导者之间个性和价值观的差异;第二,领导力的内涵来说，中西方起源于同一时期。中西方最大的不同点是对“领导”的理解和应用:中国通常把领导者与管理者混为一谈,大部分人认为领导力是领导者的事,与领导职位密切相关。西方文化中的领导是通过对追随者的定义来界定和识别的,拥有追随者的人才是领导者,没有追随者的人即使有最高权力也不是领导者。 另外，具体探讨了中西方领导者领导品质和领导风格的差异问题。北京智学明德国际领导力中心主任徐中博士认为，中国领导者的领导品质中最重要的是心胸宽广，所占比例为7%,这一品质在西方的研究中排在第七，所占比例为38%；西方领导者品质中最重要的是诚实，所占比例为9,在中国排在第六位,仅为41%。导致中西方领导者领导品质排序重要性差异的主要原因是中西方领导情境复杂程度的不同和文化的差异。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特邀教授鲍大雷（paugilis）先生着重探讨了中西方行政领导者领导风格的差异。他认为,大部分的中国领导者采用的是指令型领导风格,领导给出指令，下级负责落实；美国领导者更多采用的是参与型领导风格，领导者邀请所有人参与决策过程然后进行选择。导致中西方领导风格差异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中西方文化的不同,中国文化中个体间的权力距离较大;西方文化中比较强调个体的作用,之间的权力距离比较小。 三、变革时代的领导力及发展趋势 如果用一句话概括时代的特征就是“唯一不变的就是它的变化”,因此，变革时代的大背景决定了领导力的建设和研究需要与时俱进，把握变革时代领导力的发展大趋势。 (一）变革时代的领导力 过去，领导特质理论和领导行为理论主要从静态的角度研究领导力;现在，随着领导情境理论和领导变革理论的兴起和发展，对领导力的研究更多地置于更广阔的空间，更为关注领导情境和领导情境的变化对领导力的研究。北京华鼎管理咨询公司首席专家张鼎昆先生从自然科学中力和场的概念出发探讨了从领导力到领导场的转变问题。他认为，自然科学研究已经从牛顿的“力”时代进入到今天的爱因斯坦“场”时代,社会科学研究也应该如此。简单来说,领导场是指特定的领导者,基于特定的时空人士所生成的整体氛围,这种态势一旦形成,就会影响到所有的人和事。领导场的基本假设是“场”决定人的行为,但“场”不是领导者自己能够独自造成,它需要领导者和所有的其他人一起共同作用、共同形成，这也意味着所有人在某种程度上都是领导者，都在发挥领导作用。 随着网络社会的到来,网络时代的领导力问题也成为变革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