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球上最后一个人冷视反全球化热为说不清、道不明的事情争吵不休雾里看花或有朦胧美感，而为说不清、道不明之事争吵不休的场景则注定滑稽不堪，现在的反全球化热大体如斯。在西雅图会议时，映衬着WTO、IMF和世界银行官员的，是汹涌的抗议人潮和警察的催泪弹；在捷克布拉格举行IMF和世界银行年会时，反全球化示威者向警察投掷燃烧弹和石块；在法国尼斯，欧盟高峰会议则伴着反全球化主义者的骚乱；IMF总裁康德苏在联合国贸发会议上作告别演讲时，反自由贸易人士索性将馅饼扔到了他脸上。近年来反全球化示威浪潮似乎成了国际会议场外的必备场景，反全球化，所为何来？一般说来，全球化实际上是过去500年来西方扩张运动的一种继续。它并非纯 经济 性质的运动，同时也是一个通过经济的扩张而使得西方 政治 理念和文化价值春处于强势地位的 历史 过程。对于非西方 社会 来说，“全球化”是一个充满痛苦的历史记忆而又无法回避的现实。而“反全球化”一词何时出现，已无从考证，它也许仅仅是西方主流媒体专横而简单的发明，如果把对全球化带来的一些负面 影响 ，例如对社会弱势群体的漠视、对 发展中国 家资源掠夺的愤怒、对贫富差距拉大的忧虑统统无端地归结为反全球化并没有什么意义。抗议全球化的示威者和言论者很少使用“反全球化”一词。很多情况下，反全球化被和反经济自由化、反全球资本主义、反全球经济、反自由贸易、反美国化说法等同起来。我们在此所说的反全球化，不包括对全球化片面性的批评和抨击，仅指对全球化持全面否定的观点。反全球化者也许认为，所谓全球化，就是西方文明、西方价值观和西方利益的全球化，对于非西方国家，必然是自我放逐到世界体系的边缘的、充满痛苦的历史记忆。人类似乎面对着更为单调乏味的将来，在全世界都喝着可乐看着好莱坞影片时，每个人都成了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样子，而从蛮荒森林中走出来的，未被“全球化文明”驯化的人，则成了地球上最后一个人。全球化给人们带来了什么，以致于反全球化成为一种时髦的悲天悯人？全球化带来了贪婪的跨国公司？反全球化者宣称，全球化带来了“商品世界化”，商品在泛滥、人性被漠视、跨国公司越发贪婪。全球化让跨国公司来到展中国家，砍伐森林、掠夺矿藏、建造血汗工厂，“给工人一块钱制造耐克鞋”，跨国公司几乎主掌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命脉和民众生活。反全球化者诅咒全球化，是因为在他们看来，现在的全球化严格意义上应叫做“公司全球化” ，这样的全球化不是社会一体化而是社会解体的力量，这样全球化使国家之间、人与人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的不平等、不公正进一步加剧。在我国，也有“起来一个外企，倒下一片国企；一个白领上岗，一群女工下岗”的嘲讽。也许将跨国公司在全球雇佣廉价劳动力、生产和销售廉价商品视作“贪婪”，既折射出对人类现有物质文明背后血泪历史的淡漠，也折射出人们不愿意付出资源全球配置优化的代价。“看不见的手”所要求的，表面上是跨国公司对更高效率、更低成本永无止境的追求，其实质是市场经济对人类进行“生命核算”，即制约于有限生命的人，在其一生中提供尽可能多的商品和劳务。1860年的英国，纺织女工每天劳动小时以上，甚至有工人活活累死的惨剧；1919年，人类才出现每天8小时工作制。历经几代人残酷的“生命核算”，才造就了今日相对闲暇的生活和富足的商品。马克思曾说，资本主义的今天是后来者的明天，如果从这个层面观察，也许更能理解跨国公司将使发展中国家失去什么，得到什么。免费的馈赠从来都是拙劣和不可抱怨的；而付出代价的收获从来都是痛苦和讨价还价的，全球性的资源优化配置也是如此。其实质是市场经济对人类进行“资源核算”，即制约于稀缺的生产要素的人，要将有限的资源转化为尽可能多的商品和劳务。各国毫无例外地卷入结构调整的阵痛。即使是美国，也熬过了纺织业、钢铁业全面衰退和失业上升的严冬，熬过了制造业空心化和被日本超越的尴尬，才迎来新经济的一缕晨曦。在中国的跨国公司近年来从财务表上看，整体始终处于亏损状态；而从国际收支表上看，却有数百亿美元的资本收益汇出。因此指望跨国公司带来中国经济的繁荣是不切实际的，但中国的 现代 化的确需要外部资源和市场，如果得大于失，那么忍受全球化的痛苦也许是明智的。如果把中国入世当成是顺应全球化迈出的关键一步的话，那么亿农民和亿小城镇人口逐渐向城市和其它产业部门转移，而不困顿在不适宜生存的贫瘠地区，可能是我们不得不忍受的艰难岁月；利用外资和对公司全球化寄托希望，可能是与本土狼共舞无望时，不得不与外来虎谋皮。跨国公司的本性就是无耻和贪婪，无论鼓吹全球化还是反全球化，对其本性几无影响。全球化带来了无能的政府？反全球化者宣称，全球化带来了“无能的政府”，使民众的生活失却了政府这道强有力的屏障。在发达国家，政府正日益“大权旁落”，典型的例证是德国宝马公司在1988年还向政府缴纳了亿马克的税款，在1993年公司总利润和股息并没有变化，但在国内却出现了亏损，并从德国政府得到了3200万马克的补贴。此外，德国西门子公司则将其总部迁到了国外，在1996年，西门子没有向德国政府支付一分钱！全球化使得跨国公司能够对政府说：“你们从我们这里再也得不到一个子儿了！”这样的景象与其说反映了政府的无能，不如说暴露了政府的实质，即政府本来就服务于跨国公司并作为利益集团的经济代言人和合法暴力提供者的角色出现。尽管本质上政府应该征得大多数被统治者的许可，作为其代理人而行事，但现实中政府仅仅是 企业 的代理人、市场的守夜人而已，政府本身不生产，其任何行为背后都是税款和举债，是企业和个人的税款养活政府，而并非政府养活民众。因此反全球化者指望政府作为自身的屏障本身就有致命的逻辑荒谬。 与其说全球化暴露了政府的无能，不如说暴露了其越发臃肿，权力从来都是要求更大权力的前提和归宿，而绝对权力只能导致绝对腐败。作为市场“守夜人”的模范，尽管这几年英国和美国公共部门的膨胀有所回落，但是历史轨迹说明百年来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几乎无所不在。30年代罗斯福新政被贬抑为反市场的“强势政府”，但联邦政府当时的支出还不足GDP的6%，而英国经济即使在最崇尚市场的撒切尔夫人掌舵之下，国家支出的比重，也远远高于40年代末的艾德礼政府。政府职能的滥用甚至不仅仅体现在支出上，千奇百怪的市场限制和立法管理，也正以令人瞠目结舌的速度泛滥成灾。如果说指望他人能比自己更谨慎地支配自己的钱袋是可笑的，那么有什么理由相信臃肿的政府会节制自身的膨胀，珍惜从民众那里收来或借来的钱呢？至今全球仍有一半人没有听过电话，有1/3不懂读写。全球化无情地剥夺政府本不可能具有的职能，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凋弊不堪和人民生活的困厄，往往更直接地是当权者巧取豪夺的结果。全球化带来了“亚洲危机”和“国际帮凶”？反全球化者宣称，亚洲危机证明发展中国家遵循全球化轨迹是错误的，全球化带来了热钱的全球泛滥和索罗斯之类的 金融 大鳄，带来了印尼华人惨剧和社会动荡，带来了种种坏东西。但却忽视了正是全球化，给亚洲带来了资源、市场和就业，带来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使亚洲仅用了50年的时间，就走过了西方耗费两个世纪才达到人均GDP2500美元的水准。当初克林顿称“危机不过是亚洲前行中一颗小石子的颠簸”，成一时之笑谈，而现在看来，亚洲危机的确仅仅是全球化交响乐中的不和谐音符而已。但这不是说亚洲奇迹是西方赐予的，而是亚洲经济体自身不断努力的结果。反全球化的人士另一件乐此不疲的事，是对世界银行、国际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这些国际组织进行严厉谴责，认为它们不过是“全球化的国际帮凶”，全球化正是这些既得利益集团鼓吹的结果。其中重要的诱因之一就是因为在世界银行、或者其它跨国金融机构中，美国利益集团的驱动力。这种利益集团的成员主要地由华尔街、财政部、国务院、IMF以及世界银行等最着名的机构的要员组成，其中财政部长鲁宾来自华尔街；阿特曼从华尔街来到财政部，然后又返回了华尔街；尼古拉斯.布拉迪曾任布什政府的财政部长，现在重操金融旧业；恩斯特.斯坦曾任世界银行代行长，现在是JP摩根的总裁；詹姆斯.沃尔芬森曾是美国投资银行家，现任世界银行行长，几乎IMF和世界银行所有重要部门的执行经理都是美国名牌大学的博士。很 自然 地，这个利益集团已经初步具备通过操纵金融资本来左右全球化的能力。不是“帮凶们”推动何来全球化呢？ 这些人也许忽视了，恰恰是联合国和世界银行这些组织，对减除饥馑和贫困倾注了最多的热情和资金，反自由贸易者也忘却了发达国家设置贸易壁垒的损失，相当于发达国家给予贫困国家赈济资金的两倍。既然联合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最主要的资金来源是发达国家，既然它们处理全球事务在表面上还不能完全依赖强权，还偶尔顾及所谓“国际秩序”，那么就算它们运作效率低下，总比赤裸裸的霸权好一些，例如，联合国已经对全球化带来的负面效应有所警惕，并指出：“全球化对许多人已经意味着更容易受到不熟悉和无法预示的力量的伤害，这些力量有时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造成经济不稳和社会失调。”所以不妨对联合国、IMF和世界银行等宽容一些，并敦促全球化利益分配机制的合理化，而将其视为全球28亿穷人的敌人，似乎大可不必。全球化带来了“人性漠视”？温和的反全球化者宣称，全球化带来了人性漠视，西方文明和价值观如潮水般涌入，各国的经济发展只有顺应全球化的开放型市场经济这一条道路， 而不是条条大路通罗马；多民族的缤纷文化只能被淹没在古希腊文明的衍生品中，而忘却对多样化文明所滋养的生命的尊重。我们不妨将这种“人性漠视”喻为人性丰富的诞生蜕变为单调的克隆；而激进的反全球化者则宣称，喧嚣尘上的全球化，根本只是“迷思”，它只能导致强权对人性的蔑视，以及更极端的民族主义的兴起，促使世界文明分解成不同文化、宗教和种族的独立领地，而不是什么世界大同。经济全球化、文化全球化只是天方夜谈，一统经济、政治、文化和军事的全球化 狂想”，都是西方发达国家所臆想和杜撰出来的，所谓的“国际秩序”和“国际一致”，只是将一己之欲强加于人的强权国家的口号。我们不妨将这种“人性漠视”喻为人类理性的演进蜕变为非理性的解构。反全球化者也许没有看到，开放的市场经济只是意味着人类合作秩序的自发扩展，而扩展的方向则是增进人类福祉，且并不是救世主可以先验地指誉的。美国人以其自由精神说德国自律式社会市场经济不是市场经济，法国人泡在咖啡和葡萄酒中指责美国粗陋的影视不能和法国优雅的文化同日而语，而英国人漂泊在欧洲大陆之外讥笑法国人是“欧洲的中国人”。香港经过了百余年英殖驯化，却依然粤语粤风；最欧化的日本人，即使在亨廷顿那样的政治家看来，在未来文明冲突中也将倒向亚洲的怀抱。因此美籍日裔学者福山等所称的“西方文明必胜”，乃是人为恶意地错指了全球化的可能方向，是用“少数人的全球化”窃取了全球化的演进路径，把全球化的必然性扭曲为“少数人的全球化”的必然性，并以此对多数人进行强制全球化，并得出“地球上最后一个人”之类的奇谈怪论，这种认为全球化会使得人类未来更单调或更非理性仅仅是经不起推敲的臆想和假设。但是反全球化者热衷于以“对人类的终极关怀”，来对抗“人性漠视”却的确提醒了我们：人类的活动仅仅以生命为目的。如果我们承认生命的种子是不同的，那么在全球化的土壤中成长的结果，就不仅仅有参天大树，也会有藤蔓和绿草。前一种“人性漠视”以为未来人类只有参天大树，而后一种“人性漠视”则以为藤蔓为生存就必须绞杀大树。由是观之，对人类的终极关怀，恰恰是我们自身必须承认希腊罗马文明和东方文明的共生性，如果一种文明不能解决自身引发的 问题 ，它就是一种堕落的文明；如果一种文明对自己最紧迫的问题都视而不见，它就是一种病态的文明；如果一种文明对自己的基本要义用于欺诈，它就是一种行将灭亡的文明。借口全球化唯洋是拜不必，但借口反全球化唯洋是仇也大不必。也许我们应该民族为本全球为怀，给每一颗种子以成长的平等机会，以同等的尊重承认树、藤和草共组而不是谁独享森林。全球化带来了扭曲的“社会公正”？反全球化者宣称，全球化不过是“全球资本主义化”的借口，是对“社会公正”的扭曲。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