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文学见证人类的理想(洪治纲)文学是人类理想的特殊传达无论人们如何界定文学的起源，都离不开一个最基本的事实：人类情感的自我需求。这种情感需求，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现实生活无法提供，而必须诉之于人类自身的精神幻想。因此，柏拉图说，艺术作品是“影子的影子”，罗兰巴特则认为，文学就是人类“语言的乌托邦”。如果我没有理解错，从柏拉图到罗兰巴特，其实都是在强调，一切文学艺术，在本质上就是人类心灵漫游的产物，是对人类理想的一种特殊呈现。正因如此，无论是传统的文学理论，还是美学理论，都将文学的世界与现实的世界视为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宗白华就说过：“所谓艺术生活者，就是现实生活以外一个空想的同情的创造的生活而已”。彭锋也认为：“由于现实生活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硬件，人们的审美理想不可能现实地实现，因此只能采取艺术的方式虚拟地实现。艺术与日常生活的区别，关键在于前者是审美理想可以渗透的虚拟领域，后者属于审美理想无法渗透的现实领域。”彭锋所说的“虚拟领域”，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指一种非现实性的精神想象领域，或者说是一种理想领域。文学就是人类理想的一种特殊传达，是人类心灵无法在现实生存中获得满足的一种话语寄托，这是一个基本的事实。在这个事实的背后，又隐含了一个根本性的命题：文学应该对人类的理想负责，应该寻找并展示人类内心深处的光荣和梦想，并通过这种光荣和梦想，帮助人们摆脱内心深处的现实焦虑，寻找抗争苦难的生存勇气，展示灵魂的自由、豪迈与旷达，确认生命的积极意义和内在动力。或许，这不是文学的惟一使命，但它是很多优秀作品的内在品性，也是文学拥有恒久魅力的核心所在。试想，如果红楼梦里没有宝黛之间超凡脱俗且又刻骨铭心的爱情，西游记里没有取经的顽强信念和孙行者降妖除魔的智慧和能力，水浒传里没有除暴安良、匡扶正义的英雄主义血性，三国演义里没有忠义对奸诈的不懈抗争，它们何以会成为经典？这些作品有些可以归为现实主义文学，但在一些重要人物的内心之中，都闪耀着某种圣洁的理想主义光芒。然而，若从文学史的发展来看，文学的这一理想主义情怀，在支撑了浪漫主义的巨大辉煌之后，却随着现实主义的兴起而渐趋暗淡。米兰昆德拉曾说过，欧洲最早的一些小说所讲述的，都是一些穿越世界的旅行，而这个世界在作家的笔下都是无限的，充满了理想主义的激情，即使是像唐吉诃德中的主人公，他启程前往的也是一个敞开的、具有无限幻想的世界。然而，“在巴尔扎克那里，遥远的视野消失了”，理想气息开始衰退，文学变得越来越关注现实，越来越倾心于对现实生存状态的精临细摹。文学的这种变化并没有什么不好。它在保持文学审美功能的同时，也强化了文学的认识功能对社会、对历史、对人性的深度体察和思考。因为文学毕竟不只是一种单纯的审美存在，它同样具有特殊的认识功能和教育功能，而对现实生存的不断关注，无疑会大大增强文学自身的认识功能和教育功能。这也是现实主义文学在近两百年来一直经久不衰，甚至成为全球主流文学的重要原因之一。从现实主义到世俗主义随着现实主义的全面崛起，文学无疑开辟了另一片广阔的空间，并开始为“真实”所左右。尽管我们都明白，“艺术的真实”并非“生活的真实”，但是，面对一部部书写现实或者与现实密切相关的作品，我们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动用“生活的真实”，来检视作品的审美效果和阅读体验。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怪圈当然，在这个怪圈里，也诞生了无数的经典之作。直面现实，为揭示人类生存的真实境遇而写作，为探讨并反省人类与自然、历史、社会之间复杂关系而写作，为理解人性内在的丰富和繁杂而写作，这是现实主义文学的某种本质追求，当然也是现实主义的辉煌之所在。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种不断增强的现实化的伦理语境中，文学的理想情怀却被越来越多的作家所淡忘。很多作家不再迷恋那些超越世俗的梦想，不再崇尚伟岸的人格和博大的胸怀，也不再追问人类灵魂的高贵和浪漫。取而代之的，是对人性本能的感官化呈现，对世俗欲望的狂欢性书写，对现实生存的表象化展示。我以为，这是一种由理想主义滑向世俗主义的写作，是由现实主义的变异而导致的创作主体的精神衰退。这种世俗主义的写作，自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在中国当代文学中也显得愈来愈突出。其最为显著的特征，就是对现实生活表象的依赖，对物质性事物的迷恋，对下半身欲望的放任。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谈到过这种倾向，并列举了有关情形。譬如，面对日益加大的城乡差别，以及城市底层的弱势群体，一些作家常常停留在某种简单的道德化立场上，一方面倾力展示他们的各种悲苦生活，从劳资冲突到性苦闷，从被歧视、欺侮到暴力化的反抗，另一方面又让话语语调保持着某种廉价的道德关怀姿态，除了同情，就是愤怒。读这类作品，你很难发现创作主体的深刻思考，无论是对中国社会历史进程的反思，还是对弱势者内心梦想的体察，都停留在各种社会新闻所提供的信息层面上，写作只是充当了现实表象的传声筒。在书写都市生活的作品中，越来越多的作家也是喜欢将各种时尚化的信息或夸张的言词作为创作的核心元素，精心描摹人性本能的骚动和放纵，以及两性之间的欲望游戏。特别是一些年轻作家的创作，看起来充满了对现实伦理的反抗精神，具有某种人性自由的理想冲动。但是读完之后，你会发现，所谓的反抗，其实是替人性的堕落提供某种消极的辩护。当羊脂球里的妓女都在为自己的尊严进行艰难抗争的时候，我们的一些作家却为笔下人物的自我放纵寻找合理的辩辞。这种差距之中，无疑隐含了创作主体的精神境界。有关爱情的书写也是如此。它们常常远离了爱情本身的诗性品质，没有浪漫的怀想，也没有甜蜜的思念，甚至都没有昙花一现的心灵颤动。很多时候，爱情只是一个道具，成为权力交易、金钱交易以及其他各种物质交易的筹码。我们当然有理由相信，在一个物欲霸权的社会里，爱情已很少成为两性之间的心灵碰撞，更多的只是世俗利益的交换；但我们也有理由相信，圣洁而执著的爱，依然是支撑无数平民生存的精神梦想。只不过，我们常常对这种超越世俗功利的爱，失去了表现的激情和能力。如果再看看那些类型化写作，也同样存在这种情形。除了少数穿越小说和玄幻小说还体现了某些英雄主义的气息，很多作品只是满足于猎奇性的想象，在审美趣味上类似于中国古代的“志人志怪”小说。贺绍俊就认为，类型文学在本质上是一种通俗写作，“是文学娱乐化功能最优化的通道”，是一种依托于现代媒介而出现的写作风尚。其实，这种写作主要是通过某种专业化的知识，对一些特殊领域中的隐秘生活进行猎奇式的演绎，以满足现代人的好奇之心，并进而获取文化消费的市场利益。必须说明，我并不想完全否定这些写作的价值。在一个文化多元的时代，人们的审美趣味也日益多样，我们的文学理应提供不同的审美范式，满足人们各不相同的文化消费。但是，话又说回来，文学毕竟是一种精神产物，不是世俗生活的催化剂，如果过度张扬各种世俗主义的生存趣味，无疑使文学丧失其应有的审美价值。对于这种世俗主义的写作倾向，陈众议在最近一篇文章中，将它定义为“下现实主义”写作，并认为它与文学的经典律则背道而驰。“所谓下现实主义，简而言之，是指现实主义如何自上而下走到了今天，以至于物质主义和下半身写作甚嚣尘上，不亦乐乎”。为此，他明确地强调，“对下现实主义的背叛不仅必要，而且紧迫。这也是由文学，尤其是文学经典的理想主义本质所决定的。”我虽然不能完全认同陈众议的一些观点，但非常赞同他对“下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警惕和批判。理想主义何以重要从现实主义到世俗主义，似乎并不存在什么明确的界线。如果存在，那就是作家主体意识的自觉。也就是说，在现实表象、世俗欲望和作家主体之间，是否存在着明确的距离感，是否体现了创作主体内心所拥有的反抗、反思和批判的“文学抱负”(略萨语)，是一个基本的界线。世俗主义的写作，主要体现为作家对现实表象和世俗欲望的认同甚至推崇，以迎合大众的审美趣味，因此缺乏某种建构性的独立思想。而真正的现实主义则强调作家对现实的深层思考，对自我认定的理想价值的顽强恪守，就像鲁迅所说的那样：“没有思索和悲哀的地方，就不会有文学”，文学家“对于社会是永不满足的，所感受的永远是痛苦，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尔库塞强调：“在其先进的位置上，艺术是大拒绝，即对现存事物的抗议”。这里的“抗议”，并不是一种后现代式的单纯的解构，而是立足于创作主体思考之后的质疑和批判。换言之，艺术之所以是“大拒绝”，是对现存事物的“抗议”，是因为现实生存并不符合作家内心的精神意愿，作家需要通过拒绝和抗议来展示自己心中的真实理想和独特思索。这是文学之所以必须拥有理想情怀的内在原因。让文学保持对人类理想的关注，并不只是简单地彰显某种浪漫主义的激情，不只是整天想着如何构建高、大、全的人物，也不只是书写某种英雄主义的颂歌。它同样可以通过对现实生活的有效质询，体现作家内心的深度与宽度；通过对复杂人性的深入探讨，凸现创作主体卓越的价值判断；通过对幽暗历史的独特反省，传达作家高迈的理想价值。一切客观的社会、人性与历史，只是作家书写的对象和载体，其最终目的，还是为了传达作家自身的独特思考和伦理情怀。所谓的文学理想，也正是隐含在作家的这种独特思考和伦理情怀之中。譬如张炜的九月寓言刺猬歌等很多作品，虽然写的都是城与乡的对抗，展现的都是现代城市文明对古老乡村文明的侵袭，但是，在这些叙事的背后，我们可以明确地看到创作主体对现代文明的强烈质疑和批判，也可以看到张炜对乡村伦理中所特有的质朴、宽厚、自由、野性、健壮等生命情状的向往。我甚至认为，张炜是以白璧德式的新人文主义精神作为自己的精神支撑，不断地向现代文明发出深切的思考和追问，倾力展示人类对大地的深深眷恋和长久膜拜，传达作家对历史的深情体恤与真诚辨析，同时也表明创作主体对于人性欲望的强烈质疑和批判。同样，如果白鹿原里没有“关中大儒”朱先生对整个白鹿原宗法伦理在“仁与义”上的有效调控，活着里的福贵没有对“活着”本身有一种执著而顽强的信念，额尔古纳河右岸里的鄂伦春人没有对神灵与自然的敬畏和崇拜，这些作品又会失去多少耐人寻味的魅力？不同的人物会有不同的理想。但这些理想，必须体现人类共同景仰的人格情操和价值观念。正是它们的存在，促动了人物不断超越世俗，展现出令人心悸的精神人格。如果我们再品味一下迟子建起舞里齐如云的起舞受孕，丢丢对半月楼“守梦式”的迷恋，以及对那条舞裙的珍视，鬼魅丹青里卓霞对服装剪裁的专注和执著，都洋溢着一种浪漫、唯美和自由的理想气息。这些人物虽然都是来自底层，但他们的骨子里都有一种超凡脱俗的生命冲动。王安忆骄傲的皮匠里的鞋匠根海也是如此。他屈居于大上海的弄堂里，却带着乡村的质朴和诚恳，专业的精湛和认真，清洁的精神和心境，不仅赢得了都市人的尊敬，还赢得了都市人的情爱。徐则臣的居延里，为了寻找丢失的情人，少女居延只身来到茫茫的京城，历经了无数的屈辱和磨难，最终的目标就是为了给自己的爱情找到一个明确的注释。这种对爱的执著与守护，实在令人惊悸。这类浸润着某种理想情怀的作品，在我们的文学中虽然不乏存在，但是与日渐强盛的世俗主义写作相比，依然显得颇为稀少。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强调文学对理想主义的重新关注，让文学传达一个时代的追求和梦想，见证一个时代的精神情操，展示一个时代的伦理情怀，并不是一件多余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