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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崔浩政治理想及其实现内容摘要:崔浩是北魏初期的汉族政治家, 在北魏文化史上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崔浩改定历法、注释儒经、撰写史书、吟诗作文, 对北魏鲜卑族的汉化作出了巨大贡献。然而作为一个政治家, 他怀抱其儒政之理想,借用天、道这两个得力工具,在北魏统一战争的有力时机,使其理想得以实现。这对于在动荡不安的北方保存和传承儒学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加速了鲜卑民族的汉化和社会封建化的过程,促进了华夏各民族的融合和统一,对北魏社会和政治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关键词:北魏 崔浩 政治理想the study of Cui Haos political ideals and its implementationAbstract: CuiHao, the politician of Han nationality, possessed an important part in the culture history of northern Wei dynasty. Through formulating calendar, nothing Confucian doctrines, compiling history books and writing poems and essays, he made great contribution to XianBei ethnic groups integration to Han at that time. And, as a politician, with Confucian ambition, he made good use of the great opportunity that northern Wei was in its war toward unification and realized his dream by using Tian(heaven)and Dao(Taoism), two of the most powerful belief in peoples mind at his time. What he had done not only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preserving and carrying on Confucianism in northern in turbulent northern China by then, but also facilitates XianBeis feudalization and integration into Han which as a result promotes the integration and unification of different Chinese ethnic groups. All of these combined made CuiHao an influential figure on politics and cultures of northern Wei dynasty.Key words: Northern Wei Dynasty , CuiHao , Political Ideals古今论述崔浩者颇多,近百年来相关论著数量尤为可观,而崔浩之死乃历来讨论之重点,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关于崔浩之死的原因,各家论述各有见地,或放眼于宗教冲突 参见牟润孙:崔浩及其政敌,注史齐从稿台湾商务印书馆,1990年。,或侧重于民族冲突 参见周一良:北朝的民族问题与民族政策,魏晋南北朝史学论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王伊同:魏书崔浩传箋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74年;何兹全:崔浩之死,文史哲1993年第3期。,或重于士族政治 参见陈寅恪:北魏前期的汉化(崔浩问题),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逯耀东:崔浩世族政治理想,从平成到洛阳拓跋魏文化转变的历程,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陈明:北魏前期的汉化与崔浩的政治理想,儒学的历史文化功能以中古士族现象为个案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等。鉴于讨论崔浩案者,多以其世族政治理想为重点,故本文不再讨论崔浩死因,而是从崔浩的政治理想着手,探索以崔浩为代表的留居北方的世家大族对北魏封建化的影响。北魏鲜卑拓跋部凭借金戈铁马,迅速崛起于北方各少数民族政权之中。自道武帝拓跋珪和明元帝拓跋嗣的极力开拓,到太武帝拓跋焘时,北魏已经成为一支不可小觑的重要力量。其后,在他统一北方的历史过程中,汉人所起的作用尤为重要,尤其是留居北方的以清河崔氏为代表的世家大族,对北魏的社会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一代名相崔浩,他“圣王受命,必有天应”的天命观,不好老庄之术而独信谦之之神仙方术,“大欲齐整人伦,分明种姓” 的政治理想逐渐在北魏确立,并渗透进北魏社会的方方面面,影响甚至引导着北魏历史的发展。一、 民族本位 本位一词有主体、中心的意思,孙中山民族主义第一讲:“ 英国发达,所用民族的本位是盎格鲁撒克逊人,所用地方的本位是英格兰和威尔斯。”民族本位即以这一民族为中心。拓跋族作为少数民族入主中原,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处理好与汉民族的关系问题,因此,本文所讲的民族本位即是拓跋族的民族本位,即探讨在以拓跋族为中心的社会环境下,以崔浩为代表的留居北方的汉族士人在北魏政权中的政治理想及政治作为。中的崔浩政治理想道武帝拓跋珪,用极野蛮的手段把拓拔部带入文明,由鲜卑拓拔来澄清北方战局,从代北小国的建立到整个北方的统一,鲜卑拓跋氏似乎已经不能固守原有落后的草原文化来对北魏进行有效的统治,他们必须融入另一种先进的文明来加快其统一的脚步。但他们征服者的优越感使这一过程困难重重。一方面,草原文化已经不能适应农耕文明的需要,他们迫切希望有新的文化力量注入;另一方面,守旧与征服者的优越心态使得他们又不愿自觉地屈服于汉文化。这对矛盾相互较量的成败决定着北魏的兴衰。在这一过渡时期,诚如逯耀东先生所讲:“拓跋氏君主对中原文化的兴趣是多方面的,他们并不希望被中原文化某种学说和思想约束,他们只是选择对他们统治有帮助而且他们自己感兴趣的,所以他们不仅对于儒家思想表示崇敬,对法家思想感到浓厚的兴趣,同时,对于阴阳谶纬之学也有所偏好。” 逯耀东:从平城到洛阳拓跋魏文化转变的历程,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46-47页。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方面是拓拔君主对中原文化了解不深,另一方面是由于政权不稳,战乱频仍,所能顾及的也只能是政治层面的“术”的内容。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汉族士人,尤其是具备政治才能的和政治经验的世家大族士人,随着北魏地域的开拓,被大量吸收到北魏政权中来。由此,崔宏崔浩父子的出现定是必然的。 崔宏崔浩父子系中原世家大族清河崔氏一支,以天下盛门自居,深受中原儒家文化的影响。从政治上来看,这些留在北方的世家大族卑恭屈事于入侵的异族,但从社会地位来看,他们的自尊心并没有消逝 周一良:周一良史学论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崔氏父子以“王佐之才”入仕北魏政权,一面出于对战乱政局的无奈,一面也是在北魏的政治背景下,实现其世家大族的政治理想。当北魏成为一个泱泱大国时,采用中土旧制,除了出于对华夏文明的仰慕之外,更是由于大多数臣民为汉,“他们只有用以汉制汉(包括用汉人制汉和以汉人治汉的互相关联的两个方面)才能保持帝国的稳定和效能。”严耀中:北魏前期的政治制度,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19页。清河崔氏作为北方世家大族的领袖,以极为浓厚的门第观念作为其雄踞北方的思想背景,但又时时处于被压制的地位。为了以夏变夷,改变鲜卑民族的社会政治制度,崔浩希冀在北魏“齐整人伦,分明种姓”魏书卷四十七卢玄传,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045页。,整理以前的户籍,辨别当时的士族的谱牒,希望划出一个清浊的界线来,然后士庶之间才能有明确的区别,方能保持门阀制度百事不坠。 逯耀东:从平城到洛阳拓跋魏文化转变的历程,北京:中华书局,2006,第78页。陈寅恪先生认为:崔浩欲“齐整人伦”,即郭林宗以人伦取士之意;崔浩“欲分明姓族”,即看重家族之意。崔浩选士,是想二者并进,即重家世,又重人伦。家世高卑根据官宦,人伦优劣根据儒学,在崔浩的心目中,能具备高管及儒学二条件的姓族,是他所理想的第一等门第。他可说是一个欲藉鲜卑统治力,以施行其高官与博学合一的贵族政治的人。 万绳楠整理:陈寅恪魏晋南北朝讲演录,合肥:黄山书社,2000年,第249页。“齐整人伦,分明种姓”两个词组都是动宾结构,即使人伦齐整有序,使姓族分明不杂的意思。崔浩思想直承两汉,我们可以将齐整人伦理解为实施仁政,具体说来就是建立父子又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文化秩序。“分明姓族”的姓族一词,也有其特定的含义。所谓姓族,即是有名望的姓族。崔浩的“分明姓族”不仅是要区别士庶流品,而且将针对性指向了居高官显位的代北贵族集团,欲以此实现治天下之具必以士人为之的儒学政治理想。“齐整人伦,分明种姓”,就是要用儒家理想来改革当时北魏鲜卑的政治和风尚,施行儒家的德治和礼治,并让中原儒家世家大族士人进入统治阶层,强调世族门阀观念,确立世家大族的社会地位,特别是他们入仕的政治地位。崔浩的政治理想就是想在北魏恢复儒学世家大族的统治地位,这显然与依靠军功起家的代北勋贵的心态是对立的。“人伦”重视人的德行和才性,“姓族”看重门阀世族,代北大族都缺乏这些。“齐整人伦,分明种姓”,表面上是一个道德才智和门第的问题,本质上是一个重大政治问题,目的是推翻当时北魏的现行政治制度,而将统治权收归到汉族世家大族手中,恢复世家大族的政治和社会地位。正如陈寅恪先生所指出:“崔浩者,东汉以来儒家大族经西晋末年五胡乱华留居北方未能南渡者之代表也。当时中国北部之统治权虽在胡人之手,而其地之汉族实远较胡人为众多,不独汉人之文化高于胡人,经济力量也远胜于胡人,故胡人之欲统治中国,必不得不借助于此种汉人之大族,而汉人大族亦以欲藉统治之胡人实现其家世传统之政治理想,而巩固其社会地位,此北朝数百年间胡族与汉族互相利用之关键,虽成功失败其事非一,然北朝史中政治社会之大变动莫不与此点即胡人统治者与汉人大族之关系有关是也。”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141-142页。其次,崔浩作为北魏前期的汉族士人领袖,除此之外,还有着更深层次的向往,即在北魏恢复五等之制。明元帝时“随军为谋主”的崔浩提出五等封爵制是对北魏封爵制的一次挑战和冲击。魏书卷三十五崔浩传(以下简称本传)载其提议的动因:“(时太宗南征)及车架之还也,浩从太宗幸西河、太原。登憩高陵之上,下临河流,傍览川城,慨然有感。遂与同僚论五等郡县之是非,考秦皇、汉武之过失。好古识治,时伏其言。天师寇谦之每与浩言,闻其论古治乱之际,常自夜达旦,竦意敛容,无有懈倦、既而叹美之曰:斯言也惠,皆可底行,亦当今之皋繇也。但世人贵远贱近,不能深察之耳。因谓浩曰:吾行道隐居,不营世务,忽受神中之诀,当兼修儒教,辅助太平真君,继千载之绝统。而学不稽古,临事闇昧。卿为吾撰列王者治典,并论其大要。浩乃著书二十余篇,上推太初,下尽秦汉变弊之际,大旨先以复五等为本。”从崔浩“与同僚论五等郡县之是非”,及其著书“上推太初,下尽秦汉变弊之迹,大旨先以复五等为本”两处来看,崔浩所想要恢复的“五等”,当即是周代的五等爵制,也是封建制度中极为重要的一环。然则世易时移,周代封建制已不可能再实施,从寇谦之“贵远贱近”的回话看来,崔浩所论的“五等”当是魏晋以来的五等封爵制度。崔浩努力改革北魏政治体制,极力想恢复世家大族的社会地位特别是政治地位,但绝对不是仅仅满足于让世家大族士人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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