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之音 和而不同以唐代三大地域文学风貌为重心的考察【内容提要】受魏徵隋书文学传序导引而形成的唐代南北文学合流与统一的看法有必要重新检讨。本文以唐代三大地域文学风貌为重心进行考察，指出隋唐政治的统一并未改变各地区自然地理环境与人文地理环境的差异，这些差异所积淀而成的地城文学传统对唐诗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唐代的诗歌与古文的发展路径和成就同地城文化密不可分;唐代文人的分布亦具明显的地域特色。无论是在政治一统的初盛唐，还是因藩镇割据而形成分裂的中晚唐，文学的空间差异始终存在。【关键词】 地域风貌 空间差异 统一合流 和而不同治隋唐文学者最喜称道隋唐政治统一促成南北文学的合流，并进一步推论在南北分裂局面中，文学始带有明显的地域色彩，南北地域既然统一了，那么文学也“纳入了统一的进程之中” 。认为终隋一朝，南北文学的合流仅限于诗风的相互影响，呈现出明显的合而不同的过渡性质。据此推论，则唐代文学就具有一种合而且同的成熟性质。将政治的大一统与文学的统一、文风的合流划等号 ，将政治的分裂与文学的地域色彩简单等同，这是一种主流观点，在学术界影响极广。几乎成为唐代文学研究中的范式，或“基本假定”、“绝对前提”，被认为是无可置疑的，被作为定论性知识写入流行的文学史教材中。唐代文学中的地域色彩究竟是否存在，南北文学的合流或合其两长应该如何理解，大一统帝国中是否有统一的文学，笔者认为有必要对此进行重新检讨。一 文学的地域特色由于地形地貌乃至整个自然地理环境的差异，造成不同地区人群的体貌、性情乃至趣味习尚的不同，中国古人对此早有深刻认识。礼记王制:“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暖燥湿。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刚柔轻重迟速异齐，五味异和，器械异制，衣服异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统治者只能修教齐政，但却“不易其俗”、“不易其宜”，非不为也，不能也。班固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对此理论发挥说:“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亡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政治的统一并未改变寒暖燥湿、水土风气，故音声之差、习尚趣味之别也无法彻底改变，不可能形成统一的模式。淮南子形训:“土地各以其类生轻土多利，重土多迟，清水音小，浊水音大，湍水人轻，迟水人重，中土多圣人。皆象其气，皆应其类是故坚土人刚，弱土人肥;垆土人大，沙土人细;息土人美，秏土人丑。”唐人李筌太白阴经中引述当时社会上流行的一种说法，亦认为人的性格与地域有关系:秦人劲，晋人刚，吴人怯，蜀人懦，楚人轻，齐人多诈，越人浇薄，海岱之人壮，崆峒之人武，燕赵之人锐，凉陇之人勇，韩魏之人厚。绀珠集也说:“东南，天地之奥藏，其地宽柔和卑，其土薄，其水浅，其生物滋，其财富，其人剽而不重，靡食而偷生，其士懦脆而少刚，笮之则服。西北，天地之劲力，雄尊而严，其土高，其水寒，其生物寡，其财确，其人毅而近愚，饮淡而轻生，士沉厚而慧，挠之不屈。”明人谢肇淛认为“此数言足尽南北之风气，至今大略不甚异也。” 如果说这种看法将性格与地域的关系简单化，有“地理环境决定论”之嫌，那么唐人柳芳氏族论中的观点就较系统全面:山东之人质，故尚婚娅，其信可与也;江左之人文，故尚人物，其智可与也;关中之人雄，故尚冠冕，其达可与也;代北之人武，故尚贵戚，其泰可与也。及其弊，则尚婚娅者先外族，后本宗，尚人物者进庶孽、退嫡长，尚冠冕者略伉俪、慕荣华，尚贵戚者徇势利、亡礼教。指出山东、江左、关中、代北四大地域因地理环境、文化传统的差异而形成习俗风尚的不同，这种地域文化的差异并没有因政治的统一而丧失，也没有因文化的整合而消亡 。以上就地域文化的差异立论，以下试再从三大地域文学传统的差别申述 。阮籍乐论指出不同的风俗与音乐的地域色彩有密切关系:“故八方殊风，九州异俗;乖离分背，莫能相通;音异气别，曲节不齐。” 认为殊风异俗造成艺术的音异气别，曲节不齐，这种认识应该说是有道理的。笔者选择三大地域文学传统中最有代表性的谣曲秦声、吴歌、齐讴，分别予以讨论。1.秦声吕氏春秋音初篇对音乐文学的起源进行追溯时已提出“东音”、“南音”、“西音”、“北音”的差别。说明音乐源起即与地域文化有关，音乐的分类亦可以地域的差别而区分。后来左传中的“八风” 、诗三百篇中的十三国风及二南亦与地域有关。除吕氏春秋所述西音与秦文化相联系并产生出早期的秦地音乐外，诗经中的秦风、豳风，也是典型的秦地音乐文学。一直到战国后期，李斯还曾描述这种音乐演奏情形说:“夫击瓮叩缶，弹筝搏髀，而歌呼呜呜快耳者，真秦之声也。” 司马迁外孙杨恽谈到自己的文化生活时曾说:“家本秦也，能为秦声，妇赵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数人，酒后耳热，仰天抚缶，而呼呜呜。是日也，拂衣而喜，奋袖低昂，顿足起舞。” 乐府诗集将“相和歌辞”分成十类调曲，其中的平、清、瑟、楚四调，都是用秦筝伴奏，相和歌是汉代清乐的主体，说明秦地音乐对整个汉代民歌的巨大影响 。一直到隋唐时，还有秦声的说法，隋书音乐志:“此声所兴，盖苻坚之末，吕光出平西域，得胡戎之乐，因又改变，杂以秦声，所谓秦汉乐也。”关于秦地音乐文学的特点及成因，班固曾指出:山西天水、陇西、安定、北地处势迫近羌胡，民俗修习战备，高尚勇力，鞍马骑射。故秦诗曰:“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其风声气俗自古而然，今之歌谣慷慨，风流犹存耳。 11这种自然地理环境与军事地理环境在隋唐时并未有大的改变，陇西、北地、上郡仍为草原民族与农耕民族交界地带，首都长安五方杂错的特点亦未改变。“秦雍之郊，俗称劲勇，汾晋之壤，人擅骁雄。” 12 所以杜佑总结道:“五方错杂，风俗不一。汉朝京辅，称为难理。其安定、彭原之北，汧阳、天水之西，接近胡戎，多尚武节。自东汉、魏、晋，羌氐屡扰，旋则苻姚迭据，五凉更乱，三百余祀，战争方息。帝都所在，是曰浩穰。其余郡县，习俗如旧。” 13 地理环境的制约与规定，风俗习尚的影响与渗透，遂使音乐文学的传统能长期保留，歌谣慷慨，雄深雅健，仍是关中区域音乐的特点，而音乐与诗歌、民间文化与文人创作的密切关系，遂使唐代关中文人创作亦有浓厚的地域特色 14 ，其他地域士人迁徙于此，濡染熏习，亦不能不受其影响。2.吴歌吴地音乐又被称为“吴歌”、“吴谣”、“吴歈”。马融广成颂形容江南音乐演唱时说:“发棹歌，纵水讴，淫鱼出，蓍蔡浮，湘灵下，汉女游。” 15 陆机有吴趋行一诗，吴趋即吴歙、吴歌。崔豹古今注:“吴趋曲，吴人以歌其地也。”宋书卷一九乐志一解释说:“吴歌杂曲，并出江东，晋宋以来，稍有增广。”诗中写道:“楚妃且勿叹、齐娥且莫讴。四坐并清听，听我歌吴趋。”楚妃之叹、齐娥之讴与吴人之趋，都是一种具有强烈地方色彩的音乐，因作者是吴人，所以对吴趋情有独钟，认为其更有特点。除吴歌外，南方荆楚一带还流行着西曲，乐府诗集卷四七引古今乐录:“西曲歌出于荆、襄、樊、邓之间，而其声节送和与吴歌亦异，故其方俗谓之西曲云。”左思吴都赋还提到南方各种音乐汇集的场景:“登东歌，操南音。胤阳阿，咏任。荆艳楚舞，吴歈越吟。翕翕容与，靡靡悄悄。”南音、荆艳、吴歈、越吟，都是指南方的音乐。大历、贞元年间，以皎然、顾况、朱放、张志和为代表的吴中诗派注意汲取吴楚民间谣曲滋养，开始了艺术新变的探索。他们取材于吴越土风，仿效吴中俗体，“采吴楚之风，虽俗而正” 16 ，皎然还用“楚奏铿訇，吴声浏亮” 17 八字形容大历九年张志和游湖州时，吴中诗人盛会的情况 18 。唐代诗人除南方土着作家外，其他地域的诗人对此亦特别醉心，如李白作品中对吴歌、楚曲、越吟、吴越曲、吴越调等心向往之，爱慕之情溢于言表 19 ，李白还曾仿吴声歌曲作越女词，不仅写出吴越风物，而且还具有吴越民歌风味，在语音上因受吴语的影响，故押韵亦显得特别，说明吴音比中原音韵更复杂丰富。3.齐讴与洛下吟齐讴指齐地的民间音乐与歌舞，洛下吟指东晋以来传到南方的中原洛阳读书音，此借以说明山东地域的富有地方色彩的音乐文学现象。曹植作品中多次提到各地音乐作品表演的情景:“齐人进奇乐，歌者出西秦。” 20 “秦筝发西气，齐瑟扬东讴。” 21均将齐地的音乐与秦地的音乐相提并论，说明是两类极具个性的作品。陆机除有吴趋行外，还有齐讴行，写齐地形势、出产及历史。他还在拟今日良宴会诗中写齐、秦两地乐人的演出活动及艺术效果:“齐僮梁甫吟，秦娥张女弹。哀音绕栋宇，遗响入云汉。” 22 张华的上巳篇也有类似的记载:“妙舞起齐赵，悲歌出三秦。” 23 山东地域广大，不仅齐地与秦地相差较大，就是齐、赵、燕与中州之地的洛阳也各不相同。所以曹植野田黄雀行中写道:秦筝何慷慨，齐瑟和且柔。阳阿奏奇舞，京洛出名讴。 24所谓的“赵、代之讴”，所谓的“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就是指这一带迫近边地，故人民高尚气力，剽悍勇武，与中原地区迥异，反倒与关陇区中的风气接近。二 文体的地域差别唐代取得辉煌成就的两种文体，诗歌与古文在其发展过程中，也与地域文化有密切关系。汉末诗歌之慷慨悲凉，主要是北方文学的基调，永嘉之后，北人络绎南迁，文学重心随之移到南方，辞赋、诗歌一方面受到南方风尚的熏染，另一方面因贵族文士潜心此道，使艺术的表现力日趋丰富，作品被打磨得珠圆玉润，铺锦列绣，雕缋满眼。尤其是四声八病理论的提出及实践，为诗赋形式美的追求提供了更加广大的空间，为此后唐诗的出现埋下伏笔。而北方洛阳及长安文士对南方新风尚的狂热崇拜更显出南方的成就不同凡响，虽然据说北人对南方真正的艺术精品并不能赏识，但这种盲目崇拜仍然是可嘉的。隋末唐初北方文坛上弥漫的南方文风，并非真正的南北合流，而是北朝时期北人崇尚南方文风的变本加厉，是文学地域风格因统治者个人偏好而上行下效的一种文学捧场。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散体的古文在北方地区逐渐发展，郦道元的水经注、贾思勰的齐民要术、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等魏晋南北朝几部重要学术着作都采用散体，且都产生于北方，这是很值得人们深思的。苏绰、宇文泰对文体改革的尝试 25 ，李谔、隋文帝对应用文体文风的再度强调，并采用行政手段厉行改革，也是发生在北方的重大文学事件。罗根泽对此概括说:“后来首先反对六朝文学者，是隋朝的李谔及王通;而唐代的有名的古文家，除陈子昂外，又大半是北人;就中的元结、独孤及，不惟是北人，且是胡裔;所以古文实兴于北朝，实是以北朝的文学观打倒南朝的文学观的一种文学革命运动。”此后的韩柳也是北人，罗先生认为唐代的古文运动继承的是北朝系统，是以北朝的文学观，代替南朝的文学观，唐初文学逐渐以“北”代“南” 26 。这些看法虽有些绝对化，但认为古文运动肇端于北朝，南北朝迄隋唐倡导并实践古文写作者多为北方人，基本上是可以成立的。根据本文第三节援引冻国栋唐代散文作家前后期各道分布统计、唐代诗人前后期各道分布统计知，江南地域无论是前期还是后期抑或总量，散文家的数量不仅少于北方的山东区域，就是比关中区域也要少，但在诗人一项中，则显示了江南的传统优势，特别是后期的增幅更大。诗赋观念的由南向北扩张以及散文观念的由北向南推进，地域文学理念获得超地域的发展，由空间向时间绵延，这并不是对空间特质的否认，而是在更高层次上对空间风格的一种延伸和保存。三 文人的地域分布关于唐代文人的地域分布，学术界已有一些成果出现。如陈正祥中国文化地理一书中分别绘制出唐代的诗人、唐代前期的进士、唐代后期的进士三图 27 ，直观清晰，殊见功力，且是此类研究的开创，经常为人们所征引和称道，唯陈着没有交待所用文献及资料的出处，不便于复核和验证。史念海两唐书列传人物本贯的地理分布一文 28 ，将两唐书中能具知本贯的一千九百多人依据本贯的道州县分布，图、表、文皆备，并有详尽的解释说明，是此类研究中的扛鼎之作，唯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