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仲华抗战中创造世界知识的奇迹世界知识的抗战传奇我父亲在世界知识的经历，有人说是传奇性的。按照一般的常识，办杂志应该固定在一个地点、一个办公室里，而他在担任主编时，迫于当时抗战的形势，竟带着杂志社从上海转到武汉、广州、香港、桂林、重庆，之后又回到上海，办办停停，停停办办，历时八年，辗转数省市。在世界知识创刊之前，国内外局势正处在大动荡、大激变的前夜，日、德、意走上法西斯道路，对内疯狂镇压，对外扩张备战；中国正遭遇日本军国主义者加紧侵略的严重危机。为使国内广大民众认识到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和全世界人民的解放斗争是不可分的，为唤起民众奋起抗战，以胡愈之为首的一批国际问题专家决定创办一份杂志，来传播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知识。其中也有我的父亲，其时他27岁。世界知识创办后，他期期为之撰文写稿。正当世界知识的影响日益扩大、发行量猛增、备受读者欢迎之时，抗日战争爆发了。此时，我父亲已接任世界知识主编职务。1937年8月13日，日寇发动“八一三事变”对上海发起进攻，上海沦陷。年底，世界知识由我父亲带领，随邹韬奋率领的生活书店迁往汉口，继续宣传团结抗战，在汉口出版了12期。接着武汉形势又趋紧张，父亲被迫带领编辑部人员乘火车南下，一路躲日机轰炸，四天后到了广州。在广州落脚生活书店，一共出了三期，广州又告急。正在无路可走之际，父亲由廖承志推荐去担任香港星岛日报的总编辑，就势把世界知识带到香港，继续出刊。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占领香港，世界知识被迫停刊。我父亲和编辑人员在地下党的协助下辗转回到内地，拟在桂林复刊。但国民党反动当局执意不准登记，致使杂志中断了四年。其时，我父亲连续在其他各种刊物上发表国际问题文章，他认为这是贯彻世界知识宗旨的写作。抗战胜利后他立即从重庆回到上海，着手恢复出版世界知识。烽火岁月的匕首、投枪抗日战争时期，世界知识的约稿方式很独特，这是创始人胡愈之提倡的，即用聚会的方法征稿。那时编辑部只有两三个人，而写稿的国际问题专家多是兼职，因此最简便的约稿方式就是聚会。世界知识每隔两个星期召集国际问题专家开一次碰头会（也是聚餐会），大家座谈国际形势，确定选题，然后各自回去撰稿。聚会的地点经常变化，有时在某会议室，有时在某饭馆，有时在某编辑家中，我们家就常常是约稿人聚会的地点。在香港，我记得许多伯伯叔叔傍晚来家中，有个子高高的乔木（乔冠华），有亲切和蔼的邹韬奋，还有张明养、邵宗汉、羊枣、张铁生、郑森禹、胡仲持、张仲实、刘思慕等。他们先是交换对时局的看法，气氛很热烈，接着是选题分工，会议结束即开晚餐。我的祖母是烧菜能手，能摆出一桌可口的家乡菜肴，父亲的朋友们对此赞不绝口。在香港的几年，也是世界知识难得稳定的几年，这段经历是世界知识不可忘怀的一页。志同道合的朋友为世界知识撰稿的一批国际问题专家，被我父亲称为志同道合的朋友，从杂志创刊到抗战胜利，直到解放以后，他们的友谊一直延续着。我听父亲谈起最多的是胡愈之，他是世界知识的创始人，1933年上海正处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时候，他召集进步团体“苏联之友社”的部分成员，在某银行会议室聚会，商定创办个刊物，用先进的帮助人们认识世界政治经济形势，指明中国人民必须奋起战斗才有前途。这个刊物就是世界知识。胡愈老在“文革”后撰写的忆金仲华一文中有这么一句话：“从这一时期起，我们成为反帝、反法西斯、反国民党独裁的亲密战友了。”我父亲对胡愈老尊敬如兄长。再一位朋友就是冯宾符，抗战胜利后世界知识在上海复刊，就是由金仲华、冯宾符、王德鹏三人组成核心实现的，他们克服困难，密切合作，结下深厚友谊。冯叔叔开朗风趣，我们家经常响起他爽朗的笑声，我父亲成天把“仲足、仲足”（冯叔叔的别名）挂在嘴边，只要有时间，他俩总在一起探讨时局和杂志发展的方针大计。工作之余，还一同出游，留下不少合影。建国后世界知识搬到了北京，我父亲仍留在上海工作，但他只要来京，总是要到世界知识找他的好友。还有就是郑森禹叔叔，他和我父亲的友谊也是贯穿一生的。郑叔叔从世界知识创刊就为它撰写国际问题文章，当杂志在香港出版时，他协助我父亲做了许多工作，同时还在我父亲任副院长的香港新闻学院任教。抗战胜利后世界知识在上海复刊，他和我父亲仍战斗在一起。新中国成立后，他俩又同是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理事，每年一同出国参加世界和平大会，共同活跃在保卫世界和平的运动中。今年是世界知识创刊73周年，又值抗日战争爆发70周年，而今年又是我父亲金仲华的百年诞辰。世界知识在1949年上海解放后的复刊词中写道：“谈到反动政府勒令本刊永久停刊时，大家感到的是快乐而不是悲哀，是骄傲而不是恐惧，因为我们当时想到匪帮政权的崩溃已指日可待，而本刊的生命是永久的。”这话应验了！祝世界知识飞得更高，更远，直到永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