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中日关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在古代，继徐福以后，中日两国官方和民间的交流不断，谱写许许多多友好交流的佳话。到了近代，这种源远流长的友好关系遭到了破坏。1871年，是中日关系史学者公认的中日古代关系史和近代关系史的分期界限。这一年，日本和中国清朝政府签订了清日修好条规。这是自徐福东渡日本两千多年来中日关系史上两国政府间的第一部条约，建立了近代国家正式外交关系。但是，随后的 1874年4月，发生了日本出兵台湾，开始侵略中国的历史。20年后的1894年又发动甲午战争，1900年又出兵2万多人参与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1904年又发生了争夺在中国利益的日俄战争，紧接着，便发生了1931年日本侵略中国东北三省的“九一八事变”，1937年全面侵华的卢沟桥事变至1945年8月日本战败，在70年的时间里，日本军国主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苦难，严重的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是中日关系上一段不幸的历史。回顾过去，中日交往源远流长，只是在近代以来有了一段惨痛的历史，至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日两国领导人，从世界大趋势和中日两国人民的利益出发，于1972年9月29日，中日两国政府签署了“中日共同声明”，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又于1978年8月签订了中日友好条约，这是2200年中日关系史上第一部和平友好条约，高屋建瓴，标志着开辟了中日关系的新篇章。那么，中日关系的现状如何呢？1、经贸关系发展较快。目前，中日两国互为主要贸易伙伴，2002年两国贸易额已超过1000亿美元。日本连续10年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日本还是仅次于美国的对华投资最多的国家，如1979年以来，日本政府向中国政府提供了总额为29000亿日元（折合人民币1551亿元）的ODA开发援助，对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也为推动中国的改革开放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整个中日关系中，经济关系是最为活跃，最有成效的一个领域，两国经济依赖性和互补性进一步增强。2、政治上时常出现分歧甚至僵化。特别是在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日本修改教科书，钓鱼岛事件，日方在中国专属经济区打捞可疑船事件等，两国在政治方面摩擦纠纷不断。3、安全合作领域上互相戒备，甚至对对方疑虑重重，“中国威胁论”在日本很有市场。在中国，随着日本向海外派兵和增加军事实力，担心日本军国主义复活者也不在少数。4、国民感情上互不信任。近年来，“讨厌日本”的“中国人”和“讨厌中国”的日本人有很大增加。据朝日新闻社在日本的民意测验，“喜欢中国”的日本人占19%，“讨厌”的有16%，“讲不清楚”的有60%，这与1980年时的对中国有亲近感的占76.1%，持反对意见的只占14.1%形成很大反差。而在中国，“对日本有亲近感”的中国人只占5.9%，持否定观点的有43.3%，感到一般的多达47.6%，与在韩国得到的调查结果相似。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两国“国民感情问题是中日关系中的深层次问题”。那么，中日关系的未来又是怎样的呢？中国，是亚洲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日本，是亚洲最大的发达国家。中日关系是亚太地区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同处于一个地缘性的政治、经济和安全的战略空间之内，既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交往，也有着侵略与反侵略的斗争历史；历史上的恩恩怨怨与现实的国民利益交织在一起，不仅极大地影响着两国各自对对方的战略判断，也左右着两国国民感情的互动与循环，使得中日关系近年来一直呈现出反反复复、起起伏伏，不时发生冲突或摩擦的状态，难以获得正常发展双边关系的心理前提和感情环境。如何正确处理好中日关系，是进入21世纪的中日两国都无法回避的重大课题。首先，正确认识和解决好中日关系中的历史问题。历史问题尽管是半个世纪以前的事，但却是关系中日关系的政治和两国国民感情的基础。中日两国关于历史问题的争论，本质上又是一个如何正确认识历史事实的问题。国际社会对此早已达成政治法律共识和基本的行为准则，中日两国都必须依照国际社会和全人类共同标准，正确认识解决好历史问题，都有责任用正确的历史教育后代，都要警惕和防止日本国内少数人，否认和美化侵略历史，鼓吹“大东亚圣战”，煽动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制造“民族心理的对立和信任危机”，利用历史问题干扰和破坏中日关系的大局，从而破坏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再者，以大局为重，正确处理好国家之间存在的摩擦、矛盾和冲突。中日两国政治制度不同，价值观各异，各自有着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再加上国家利益的差别，在一些问题上产生不同的看法是正常的、必然的、不可回避的现象，要以大局为重，妥善解决分歧，理智地探寻双方问题的方式和途径，排除、化解或超越各种战略对抗因素，保持中日两国关系健康发展。最后，谋求合作、发展和双赢互利。从某种意义上讲，今天的中国和日本已成为“命运共同体”、“安全共同体”，如果中日之间发生大的争端乃至战争，毫无疑问，不会有赢家。“和则两利，斗则俱伤”，谋求合作与发展，争取双赢，是中日两国最佳的选择。如何使双方由战略猜疑转变成为战略理解，并通过战略对话达到一定程度的战略合作，仍然是进入21世纪的中日两国都无法回避的最大课题。我个人认为：现在的中日关系中，有很多问题是发展中的问题，发展中的问题要通过发展来解决。这确实需要理性和智慧。虽然中日关系面临困难局面，但是加强在广泛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是两国关系发展的主流，仍然是中日两国人民的迫切愿望。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胡锦涛主席提出了改善和发展中日关系的五点主张，希望日方恪守中日关系三个文件确立的各项原则，并且三次提到日方要采取实际行动。只要日方恪守三个重要文件精神，中日关系就会回到正常轨道，健康稳定地向前发展。中日关系集中体现和浓缩了国家关系的复杂性，它既是邻国关系，又是大国关系；既是“东西”关系，又是“南北”关系；既有历史上和平与对立的双重关系，又有现实中依存和竞争的双重关系。中日关系正处于历史上的关键时期，正确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是两国人民，特别是两国政治家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从战略角度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是唯一正确的选择。从战略角度看待和处理问题，主要就是从历史、全局、未来角度思考问题和处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