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规划理论研究的若干问题 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 苏金智一、语言规划的定义n什么是语言规划？国内外不同学者提出了不同的定义。这个术语英文名称叫Language Planning，1957年由威因里希（Uriel Weinrich）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一次讨论会（seminar）上首先提出，1959年豪根（Einar Haugan）在一篇题为现代挪威标准语的规划的论文中正式使用。在这篇论文中，豪根给语言规划下的定义是“在非同质（nonhomogeneous）的语言社团里为指导写作者和讲话人而对正词法、语法和词典进行规范的活动”。人们把这种定义称为规范语言学的定义。随着社会语言学的出现，豪根的定义也发生了变化。 根据豪根1964年在美国社会语言学会议上发表的题为“语言学与语言规划”论文中的定义，语言规划是对语言变化的评价和抉择。豪根把他原来的定义看成是语言规划的结果，是语言规划者实施决策的一个部分。他认为语言规划的核心是在使用的语言形式中对选定的形式进行正确的判断。豪根自称这个定义受到印度学者雷伊（P.S.Ray）的影响。雷伊在语言标准化一书中把规定语言学描述为在区别语言创新中寻求合理性的学科。豪根的新定义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当然，这个定义由于过于简约，因此显得不够全面。我们认为语言规划是人们根据语言文字的特点和发展规律，对语言文字的形式和功能进行有组织的调整的一种有益的社会活动。从这个定义可以知道，语言规划具有很强的理论性和实践性。语言文字时时刻刻都在发生变化，面对语言文字变化的复杂情况，如果不遵循语言文字发展的规律，没有正确理论的指导 语言规划将会是一个脱离实际的盲目的活动，如果语言规划的理论不能很好地指导人们认识语言变化的实质，指导语言规划的社会实践，语言规划的理论也很可能是脱离实际的空洞的构想。 语言文字的形式和功能之所以需要调整，是因为它们有不适应社会需要的方面。如果它们是十全十美的，那就没有调整的必要。语言文字的形式和功能不适应社会生活的需要，语言交际就会出问题。有些语言规划的理论家认为，哪里语言交际存在问题，哪里就需要语言规划。换句话说，语言规划的任务之一是发现语言交际中语言形式和功能与社会生活不相适应的方面并寻找解决语言交际中出现的各种障碍的办法。 语言规划首先是一种有组织的对语言的形式和功能进行调整的活动。因此也可以说这是一个由政府、语言文字主管部门或语言文字专家有意识地组织人们对语言文字的形式和功能进行干预的活动。这种干预一般有两种，一种叫行政干预，另一种叫专家干预。政府和语言文字主管部门发布各种语言文字的法律法规、规范标准，属于行政干预；语言文字专家、文化名人或知名学者通过学术活动和社会活动，如学术会议、学术刊物或大众传媒对社会上语言文字的使用进行引导，通过辞书确定语言文字使用的规范等等，都属于专家干预。因势利导，顺其自然也是一种干预，我们称之为零干预。零干预不是不干预，是一种无为而治的干预形式，它同样是一种有利于语言文字形式与功能发展的语言规划活动。 语言规划活动调整的范围既包括语言文字形式，也包括语言文字的功能。语言文字形式包括文字、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语言文字功能包括语言文字在社会生活中应占有的地位，使用对象、场合等等。作为学科术语的“语言规划”，其调整活动是包括了语言与文字的，因此，没有必要把语言形式和功能的调整活动叫语言规划，把文字形式和功能的调整叫文字规划。当然，也没有必要把语言规划叫“语言文字规划”。文字改革或书面文字系统的创制是语言规划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内容。 语言规划要根据语言文字的特点和规律，对其不适应社会生活的形式和功能进行必要的调整。语言文字的重要特点之一是其系统性，它的发展规律的重要特点是连贯性，因此语言规划要充分注意系统性和连贯性。语言规划的系统性与连贯性要与政府和语言文字主管部门语言政策的系统性与连贯性联系起来。要避免顾此失彼和朝令夕改的现象。当然语言要受到许多社会因素的制约，某些违背语言文字发展规律的人为社会因素有时在语言文字的发展中起决定性作用也是不可避免的。语言规划无法改变这种现实，只能因势利导，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 从这个意义上说，语言规划的连贯性和系统性是一种理想模式。语言规划不可能完全按照这种理想模式进行，但是语言规划应该也必须根据这种模式去考虑问题，去进行必要的干预活动，从而才有可能取得社会文化效益和政治经济效益。要做到语言规划的连贯性，就既要确定语言规划的总体的长远目标，还应该确定短期的可操作性的目标，同时目标确定之后应该坚持到底，不应该随便改变既定目标。上个世纪初和50-60年代，汉字改革工作的目标是以拼音化为长远目标，而30-40年代，80年代以后没有把汉语拼音化作为长远目标，出现不连贯的迹象。这主要是因为我们在确定长远目标时对目标的可行性没有进行全面的论证。推广普通话（国语）其长远目标的连贯性非常明显。 台湾最近一个时期出现了一些反复，推广国语的工作也出现不连贯的迹象。台湾出现这种不连贯现象一是政治因素的干扰，二是因为过去推行国语采用高压政策产生的负作用。要做到语言规划的系统性，不仅目标要明确，工作要连贯，还应该对每一个工作阶段或某项工作的任务和性质有清楚和足够的认识。例如在推广普通话工作中，既要考虑母语为汉语的语言群体的具体语言使用情况，也就是说要考虑不同方言区的不同情况，还应该考虑母语为少数民族语言的语言群体的语言使用情况。海外华人的语言使用情况也是需要考虑的一个因素。 语言规划是一种有益的社会活动，这种活动既包括语言规划的实践活动，也包括对语言规划活动进行研究的活动，也就是语言规划理论的研究活动。用适合中国国情的通俗的话来说，就是它既包括了我们国家开展的语言文字工作，也包括了对这些语言文字工作进行的科学研究活动。说这些活动是有益的活动包含了两个意思。一是这种社会活动有益于语言形式和功能的完善和健康发展，促进语言文字的发展；二是它有益于大多数言语社团成员，能给他们带来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汉语言文字的规范化和标准化，不仅有利于汉语言文字本身的健康发展，提高社会交际效率，为信息传输部门直接带来经济效益，还可以大大提高汉语言文字在国际上的地位。 语言规划是一个与语言学紧密联系的交叉学科。语言规划主要是为了解决语言文字的形式与功能与社会不适应所出现的问题。在结构语言学语言学家认为，语言是第一性的，文字是其次的。语言规划专家豪根却认为，如果从语言规划的角度出发，文字应该是第一性的，语言是其次。理由是，文字具有跨时空的交际功能。因此语言规划把学科研究的重点放在处理正式的语体，尤其是书面语方面的问题，而不是非正式的语体，例如口语方面的问题。除了与语言学有着最为紧密的联系之外，它还与政治学、社会学、教育学、心理学、民族学、信息处理等学科有着密切的联系。 二、语言规划的学科性质二、语言规划的学科性质研究语言规划的学者一般认为，它是社会语言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因为两者的语言观比较接近，它们都把语言看成是一种重要的经常发生变化的社会现象，是一种可以消失或再生的重要的社会资源。这种重要的社会现象或者社会资源是可以根据其特点进行规划或安排的。由于语言规划的实践性比较明显，人们往往运用社会语言学的相关理论来解决社会中出现的语言问题，或者是将社会语言学的调查研究成果在语言规划中运用。社会语言学的分支学科语言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语言规划。这种探索语言在社会生活各个层面的应用的研究有的学者把它归入应用社会语言学的研究范围。 费希曼认为应用社会语言学应该包括以下五方面的内容：（一）提供信息以便决定语言政策；（二）对语言政策作对照实验；（三）通过人际或群体间实现语言政策；（四）研究语言政策实施后如何补充修订；（五）研究语言政策实施后的反应。语言政策是语言规划的重要内容，但它只是语言规划的一部分。费希曼这里所说的五个方面大概相当于语言规划中的地位规划和声望规划中的主要内容，作为应用社会语言学的语言规划内容比这些还要更为丰富。语言规划也不仅仅是社会语言学理论的应用，语言规划研究已经具备了自己的理论框架、有明确的研究对象和自己的研究方法，它的研究不仅为社会语言学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研究素材，同时也为社会语言学的研究提供了许多理论依据或理论模式。因此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语言规划是相对独立的社会语言学的分支学科。 三、语言规划的目标n语言规划的是一项目的性很强的活动。它需要花费许多人力和物力，如果目标不明确或者不合适就会导致规划活动的完全失败或者是收效甚微，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语言规划的目标，实际上也就是语言规划的任务。目标应该可以分为近期的目标和长期的目标。长期目标是语言规划希望达到的最高境界。近期目标则是为了达到长期目标而规定的阶段性任务。两者应该相互联系紧密，具有系统性和连贯性。我们这里主要分析一下长期目标。长期目标一般有以下六种。一是语言文字的纯洁化。语言文字的纯洁化的含义是保持语言文字的一致性和规定语言文字的正确用法。可以分为外部目标和内部目标。外部目标主要是避免和消除外来语言的影响，内部目标指实施语言文字规范标准。专门的语言文字机构在语言纯洁化方面起到重要的作用。法国的法兰西学院是最有名的语言纯洁机构。它建立于1635年，至今已经300多年。300多年来，它在法语的词汇、语法和拼写法等的规范做了大量的工作。 由于社会越开放，语言文字接触就越频繁，如果对外来语言成分的吸收不加以适当的限制或清除，长期大量借用外来语言成分，发展下去就会使自己的民族语言逐渐变成混合语，甚至最后走向消亡。因此，对外来语的影响进行必要的限制和清除，是有必要的。语言内部也在不断发生变异，也需要不断进行判别、选择和规范。但是要清楚地看到，语言文字的纯洁化是相对的，因为语言文字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完全纯洁的语言文字是不存在的。语言变异是永恒的，它无时无刻都在冲击语言的规范和标准，语言纯洁化的提法在一定程度上正在受到挑战。二是语言文字的复兴。语言文字的复兴指把正在消亡的语言文字恢复到以前的使用状态或重新使用死亡了的语言文字。语言文字的产生、发展和消亡都是与社会生活的变动息息相关的。我国少数民族历史上使用过、后来停止使用的文字有：突厥文、回鹘文、察合台文、于阗文、焉耆龟兹文、粟特文、八思巴字、契丹大字、契丹小字、西夏文、女真文、东巴图画文字、沙巴图画文字、东巴象形文字、哥巴文、水文、满文等17种。我国有100多种少数民族语言，其中有近20种语言使用人口不足1000人。 虽然这些语言有些仍然具有生命力，但有些则处在消亡的边缘。例如满语、畲语、阿侬语等处在消亡的边缘。语言学家把处于消亡边缘的语言称为濒危语言。一般地说，完全消亡了的语言文字要复兴是有困难的。语言复兴目前正在进行的如爱尔兰的爱尔兰语，这种复兴的计划是通过把爱尔兰语作为第二语言学习来进行的。爱尔兰的大多数地区，日常生活已不再使用爱尔兰语，已经被英语所取代。近年来年轻人重新使用爱尔兰语为荣。希伯来语的复兴是唯一的语言复兴的成功例子。这主要发生在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地区。罗马人和古犹太人之间的多次战争大大减少了这个地区的人口，尽管剩下的犹太人在拜占廷统治期间大批地改信基督教，仍然有一些犹太人幸存下来，直到近代仍住在巴勒斯坦。由于不断有犹太人从其他国家回巴勒斯坦定居，其数量便不断增加。19世纪以前，移民是小规模的，且有些人因生活条件不好又移居出去。1850年至1880年30年之间，大约有25，000犹太人到巴勒斯坦定居。1890年前后该地区人口总数为532，000人，其中犹太人43，000人。 这些犹太居民分为几个社区，每一个社区讲自己的语言。来自东欧的讲依地语，来自巴尔干各国和奥托曼帝国的讲拉地诺语和阿拉伯语，来自非洲和亚洲的讲一种社区的阿拉伯语变体。因此唯一能把所有犹太人联合起来的语言就是希伯来语。希伯来语大约在公元200年以后就只作为书面语言，不用于日常交际。主要用于做祷告和研究圣书以及法律、科学、哲学和世俗文学等的写作。19世纪80年代，由于在犹太人之间缺乏通用语，因此便使用这种在口头早已不使用的语言进行交谈。于是一个把书面语扩展成为口头交际语言的希伯来语复兴运动就形成起来。 学校在这个运动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许多移民点的学校用希伯来语授课。1898年起幼儿园里教希伯来语，1906年起中学用希伯来语授课。英国1918年占领巴勒斯坦，1922年取得了托管权。托管地政府宣布希伯来语、阿拉伯语、英语为官方语言。从此希伯来语在这个地区取得了官方语言的地位，标志着希伯来语复兴运动的成功。这一地区犹太人人口在不断增加。1919年约56，000人，1948年约650，000人。1948年成立以色列国后，犹太人到该地定居的不断增加。在短短三年半里，前来定居的约70万人。从1948年到1978年，到以色列定居的犹太人总数超过160万人。大量犹太人人口在这个地区的聚居，为复兴以后的希伯来语的进一步传播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抢救濒危语言是语言复兴的一个重要工作内容。全球据 不完全统计有6700多种语言，有的语言学家估计在21世纪会消失90%，有的估计会消失80%，较保守的估计也要消失70%。也就是说，21世纪将会有4700种语言消失。大量弱势语言的消失必然造成语言的单一化，从而导致文化的单一化，甚至导致人类思维模式的单一化。这无疑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03年3月在巴黎召开濒危语言问题专家会议，会议的主题有四个：（1）研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世界濒危语言问题上的作用（并与其他政府、非政府、学术机构相协调）；（2）评价保护和推动濒危语言继续生存的实践活动和创造性等：（3）讨论保护濒危语言的机制以及开展国际合作的可能性；（4）制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4-2005年度开展保护濒危语言工作的行动计划。尽管这样，由于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速，弱势语言的进一步弱化乃至消失已经呈现出必然的趋势。三是语言文字的改革。语言方面的改革，如中国的文体革新。中国历史长期以来书面语言与口头语言脱节，“五四”以后逐渐以接近人民大众口语的白话文代替文言文。文字的改革有拼写系统的改革和文字形体的改革，拼写系统的改革如英语的改革，文字形体的改革如汉字改革。英语拼写有许多不符合拼写规则的，这种不规范性是造成英语发音混淆的主要原因。同样的音值有多种拼写法，例如/i/这个音位有20多种拼法：give，pretty，women，busy，sieve，breeches，build，exhibit，college，fortunate，carriage，lettuce，foreign，miniature，money，guinea，plaguy，Sunday，Denbigh（英国地名），Beaulieu，Saint John。 英语的拼写改革大概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莎士比亚时期，伊丽莎白女王的国务秘书，爱德华二世（Sir Thomas Smith）等提出过改革方案，但没有成功，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方案中增添了许多新的发音符号，变化太大，二是新的发音字母表也没有完全根据发音规则拼写。第二阶段是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早期的改革家有速记发明者Sir Isaac Pitman，著名英语学者Alexander Ellis等，他们编制了一个发音字母表，其中有十六个新增添的字母。字母表当时在各种刊物、识字课本、教科书中采用过。这两位改革家还组织了一个拥有4000名会员的语音学会。并在学会中推行字母表。但终因人们对新方案的不习惯最后不得不放弃。后来又重新搞了个以罗马字母组成的拼写法，试图用字母组合来表示各个音素，还是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结果。 第三阶段是英语拼写法改革史上最大的一次，始于1906年。英国专门成立了拼写简化学会来从事这一改革工作。该学会提出了多种改革建议，编印了拼写改革材料，并进行散发宣传。1920年，学会出版了“简化拼写手册”，后因第一次世界大战暂时中断。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15，000人请求英国教育大臣慎重考虑英语拼写法改革的迫切性。有人提出在原来的字母表里增加15-20个新字母来代表四十多个不同的因素。这样做的结果，使原来比较严格按照语音规律组成的字母表产生了较大的变化，很难与罗马文字体系和日耳曼文字体系共存，因此，改革方案又行不通。拼写简化学会最后提出了一个新拼写法。新的拼写法用最合适的语音符号来代表47个音素，创造一套新的音标，并在此基础上拟定新的字母组合表。 根据新拼写法，ae，ee，ie，oe，ue等五个元音字母组合的发音都有特别字母表示，如wae=way，eeven=even，tiem=time，noe=no。新拼写法的字母组合可用来表示单元音，也可用来表示元音辅音结合的音节。由于新的拼写法改变了90%以上的词汇，因此无法让人们接受。第四阶段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1978年，国际英语拼写修正大会在美国费城举行，会后组织了英美拼写改革学会来做拼写改革工作。尽管许多拼写改革方案未为人们接受，但英语拼写法的改革却取得了这些成效，英语的读音与拼写逐渐趋于一致。四是语言文字的标准化。语言文字的标准化有狭义和广义之分。语言规划理论所说的语言文字标准化一般指保证一种语言或方言（包括其文字形式）在某一地域成为通用语言，是我们一般所说的语言规范化的含义，属于广义的。狭义的语言文字标准化是指使为某些语言文字的应用制定国际标准或国家标准并加以推行。广义的标准化如我国规定普通话为国家通用语言，规范汉字为国家通用文字。狭义的标准化的国际标准和国家标准是由标准化组织制订的，国际标准如“文献工作中文罗马字母拼写法”，是由国际标准化组织ISO/TC46“文献工作”技术委员会制订的，它规定了普通话的罗马字拼写法原则。国家标准如我国国家技术监督局1992年2月1日批准，1992年11月1日发布实施的“中文书刊名称汉语拼音拼写法”。 语言文字的标准化与书写工具的发展变化有着紧密的联系。电子计算机技术发展以后，为了适应信息处理的需要，汉语汉字在信息处理中需要一定的标准，在文字方面我们国家制订了国家标准GB/2312-80信息交换用汉字编码字符集基本集，在语言方面我们国家制订了国家标准GB/T13715-92信息处理用现代汉语分词规范。为了做好语言文字的标准化工作，教育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于2003年开始筹划组建全国语言文字标准化委员会，并在委员会下设7个分技术委员会：汉字分技术委员会，汉语语音与拼音分技术委员会，汉语语汇分技术委员会，汉语语法与语篇分技术委员会，少数民族语言分技术委员会，少数民族文字分技术委员会，外语应用分技术委员会。这些分技术委员会在2004年前后相继成立。这些分会的成立将会大大推动我国的语言文字标准化工作，使我国的语言文字标准化工作跃上一个新台阶。 五是词汇的现代化。词汇的现代化有两层含义，第一层是说改革了的、复兴了的或规范化了的语言的词汇应该符合一定的规范并加以推广，第二层意思是说这些改革了的、复兴了的或规范化了的语言的词汇应该具有现代社会生活的气息，尤其是要能准确表达现代科学技术的新概念。一种语言能不能及时准确地吸收和传达新概念、新思想和现代化信息，不仅关系到该语言词汇的更新和发展，更重要的是关系到该语言所依赖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繁荣与发展，尤其是科学技术的繁荣与发展。我国不仅普通话的词汇在不断增加现代化气息的词汇，少数民族语言和汉语方言的词汇也在不断吸收现代化的词汇。词汇现代化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因此词汇的规范化也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词典的编纂要反映词汇现代化和词汇规范化的内容和成果，但是不会有一本词典能永远不变地反映词汇的现代化进程和规范化的成果。科技术语的规范化和标准化，是词汇现代化的关键。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产生了大量的专门化的术语。同样的意思，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语言中用不同的术语表述，甚至在同一个地区，同一种语言中也存在着不同的表述。这种现象不仅给人们的思想沟通带来障碍，还会给科学研究的发展带来不便。西方学者很早就研究术语问题。18世纪以后，科学技术迅速发展起来，新的概念大量出现，术语的命名和统一成了人们关注的课题。瑞典植物学家林耐（C.V.Line）首创“双名命名法”，统一了植物名称，推动了植物学的研究。19世纪以后，一些国家建立了各个学科的科学技术协会，这些协会开展了术语研究工作。1867年国际植物学家大会提出了植物学术语命名的统一规则。此后，1889年国际动物学家大会提出了动物学术语统一规则，1892年国际化学家大会提出了化学术语命名的统一规则。 20世纪初，出现了国际性组织协调术语规范工作。后来逐渐形成现代术语学的四个学派：德国奥地利学派、俄罗斯学派、捷克斯洛伐克学派、加拿大魁北克学派。我国历史上就重视术语的规范化。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为术语规范化提供了更好的条件，许多国家利用计算机技术建立了术语数据库。术语数据库为术语的规范化、标准化不仅提供了更加详尽的材料，同时也大大提高了工作的效率。我国长期以来重视术语的规范化工作。1909年成立的科学名词审定馆是我国第一个审定科学技术术语的统一机构。1950年成立了学术名词统一工作委员会。1985年成立了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不久更名为全国科技名词审定委员会。此后还成立了全国术语标准化技术委员会（CSBTS/TC62）。这些机构，为推动我国的术语规范化、标准化工作做了积极的贡献。六是语言的传播。语言传播的目标是扩大语言文字的社会功能，最高目标是成为国际社会的通用语言，而把一种语言推广成为国家通用语言或民族通用语言则是一种语言规范化或标准化的所追求的目标。为了完成语言推广的目标，往往需要制定阶段性目标。如我国为了达到全国普及普通话的目标，制定了跨世纪的推广普通话的目标和基本措施。1997年12月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提出的跨世纪目标是：2010年以前，普通话在全国范围内初步普及，交际中的方言隔阂基本消除，受过中等或中等以上教育的公民具备普通话的应用能力，并在必要的场合自觉地使用普通话，与口语表达关系密切行业的工作人员的普通话水平达到相应的要求；21世纪中叶以前，普通话在全国范围内普及，交际中没有隔阂。90年代以后，我国推广普通话实行“目标管理，量化评估”和“普通话水平测试”为基本措施，加大了行政干预力度，使语言推广走向制度化、规范化和科学化。汉语的国际传播历史由来已久。在古代，汉语汉字就在周边国家开始传播。最晚从隋朝开始，中国历代都接收了外国留学生。上个世纪的后五十年，汉语的国际传播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都接受了大量的留学生和派出汉语教师到世界各地从事汉语教学。从1950年到1961年，大陆接受了60多个国家的3315名留学生；1962年到1965年，接受了3944名留学生；1972年到1977年，接受外国留学生2266名；1978年到1988年，接受130多个国家留学生13126名。汉语在世界上热了起来。当然与英语相比，汉语无论是国际地位还是在国际上的使用场合都还不能与之相提并论。汉语的国际传播，不仅涉及到汉语的地位规划和声望规划，也涉及到本体规划。汉语国际传播是一项综合性的语言规划工程，它需要政府的教育部门、语言文字工作部门、外交部门、文化部门和各类学校教师的通力合作。怎样提高汉语在国际上的地位，是汉语国际传播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重要课题。四、语言规划研究的历史回顾n语言规划活动早就存在，国际学术界把语言规划作为一门学科来进行研究则是近四十年的事。早期的语言规划活动一般都集中在语言文字的规范化和标准化。20世纪前语言规划有两种类型：一种叫“不成熟的理想主义”（the rashly ideal），另一种叫“完全的实用主义”（the starkly pragmatic）。理想型的语言规划主要是致力于建构国际通用语言，如世界语的创造与推广。实用型的语言规划主要致力于语言学术团体的活动，也就是通过学术团体的学术活动，进行语言文字规范化和标准化的工作。 上世纪30年代，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语言学派对引起国家和民族发展的语言问题表示关切，他们认为，在建设国家的进程中，语言成为人们关心思考的目标，也是民族感情纠葛之所在。语言应该加以培育（cultivation）。布拉格学派这个培育的意思，如果翻译得神似，最好用我国语言学界所说的语文建设。按照他们的观点，进行语言建设时，语言发展过程伴随着社会系统干预的增加。“语言法”、“语言教学”、“语言完善”等词语被布拉格学派用来指语言发展过程中社会干预的不同类型。选择什么样的干预类型要根据解决问题需要的社会政治环境来决定。 他们主张依靠集体的力量来处理语言问题。分散的力量和个人的力量是不够的。他们强调与语文教学工作者、法律工作者、哲学家、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家、艺术发声人员、历史学家、文艺理论家、社会学家、地理学家、民族学家共同合作。与专门从事语言培育部门的工作机构的合作更为重要。作家、翻译家、演员、播音员、教师和行政技术部门的工作人员都有专门术语的实际经验。布拉格学派为对后来的以语言标准化为中心的语言规划派产生了重大影响。尤其是对诺伊斯图普尼（Neustupny）的语言治理（language treatment）理论有直接的影响。语言规划一词1957年由温莱奇（Uril Weinreich）首创，其后豪根（Einar Haugen） 和费希曼（Joshua A.Fishman）等人为这一学科的建立与发展作出了令人瞩目的贡献。豪根侧重于语言标准化理论的研究，论文集语言生态学是他的代表作。费希曼侧重于语言政策的探讨，研究多语社会中的语言问题及社会问题。他编辑出版了许多论文集，如发展中国家的语言问题，语言规划研究中的新进展，书写系统创造和改革的新进展等。他主编的国际语言社会学杂志，从1974年起已经出版了160多期，出了许多专刊，专门介绍了世界上一些国家的语言规划状况。国际上对语言规划学科建设较有影响的专著还有伊斯曼（Carol. M. Eastman）的语言规划导论，卢宾（J.Rubin）和颜诺（B.H.Iernudd）合编的语言能规划吗？等。国外语言规划理论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理论框架主要由欧美学者提供，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学者研究这一问题时虽然在理论上也有创建，但更多的是用欧美学者的理论框架来研究解释所碰到的问题。在语言规划研究的历史上，国际上公认贡献最大的要数费希曼。他1958-59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Pennsylvania）大学工作，在回答美国人口普查的问卷时建议建议修改1960年人口普查的语言问题。从这个建议他意识到有关美国民族和宗教集团所使用的非英语状况的资料应该系统地收集。只要这些资料是可信的，就可以发现在美国存在的语言问题，并可以为保存语言资源向政府提出可行性建议。也正是这一经历，促使美国的语言忠诚（Language Loya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1966年）一书的诞生。伊斯曼称它是第一部把语言规划放在社会语境中进行科学考察的学术性著作。此后费希曼与国内外学者一起长期从事社会语言学与语言规划的科学研究工作。 在语言规划研究历史上，1972年由巴基斯坦的迪尔（Anwar.S.Dil）编辑出版的系列丛书（Language Science and National Development） 中的三本语言规划方面的书也在国际语言规划研究中产生了重大影响：豪根的语言生态学（The Ecology of Language）；费希曼的社会文化演变中的语言（Language in Sociocultural Change）；兰伯特（Wallace Lambert）的语言、心理和文化（Language，Psychology and Culture）。上世纪70年代语言规划的研究成果已经令人瞩目，1974年出版的 当 代 语 言 学 大 趋 势 （ Current Trends in Linguistics）第十二卷语言学与相邻科学就包含了语言规划的内容。该书把语言规划看作社会语言学的正在出现的一个分支学科，包含着社会学、教育和其他相关领域。 另外一些重要事件是学术杂志的创刊。1974年国际语言社会学杂志创刊。该杂志由费希曼主编，发表了大量语言规划的研究成果。1975年季刊语言规划通讯（Language Planning Newsletter）创刊，由美国夏威夷东西方文化中心和东西方文化学院出版，卢宾主编。该通讯提供有关各种会议、组织机构、学术著作等方面的信息。1977年语言问题与语言规划杂志创刊，每年出版三次，由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出版社出版。该杂志提供了大量语言规划方面的理论和实践方面的研究成果。 语言组织机构是语言规划研究的重要阵地。1979年由卢宾编辑，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语言规划组织机构指南出版，书中介绍了50多个国家150多个语言规划组织机构，它们的人员情况、研究成果等都做了详细介绍。世界上语言规划研究的两个最大组织机构一个是国际应用语言学学会语言规划委员会（卢宾任委员会主席），另一个是国际社会学学会社会语言学研究委员会。上世纪60年代以前语言规划关注的主要是语言文字的规范化和标准化，60年代以后，除了关注规范化标准化以外还开始关注少数民族语言问题。 60年代一方面对语言标准化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另一方面认为语言规划的重点是解决多语问题。70年代语言规划的主流把语言规划看成是有意识地预测语言和语言使用中语言变化的一种方法。80年代一方面开始注意豪根1964年提出来的语言规划定义，重新重视对语言变化评价的理论价值，另一方面尽量把语言规划的研究与实际结合起来，重视个案研究，重视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90年代在重视语言调查和个案研究的基础上研究视野逐渐扩大，把语言规划同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等诸多学科结合起来，使语言规划的交叉学科性质更加突出。语言立法研究也取得了突出的成绩。60年代语言规划关心的是语言地位（例如官方语言问题），语言类型（单一还是多种），语言态度，第二语言习得动机，双语体（diglossia），语言标准化概念，语言保留与转移。这些问题以前有些已经研究过，但这一时期把它们放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背景下与语言忠诚问题结合起来研究。因此语言与民族的关系便成为这一时期的一个中心问题。费希曼的调查目的是要弄清语言在各种语言集团中是怎样成为“问题”和“资源”的。他认为研究民族感情的不同发展阶段就可以看到它同语言行为的关系。这一时期的研究表明语言的复杂性和社会的复杂性是类似的。因而出现了描述不同语言社团的概念，诸如语言内部的（endoglossic），语言外部的（exoglossic），同质的（homogeneous），异质的（Heterogeneous）等说法。兰伯特因从社会心理的角度研究多语现象而著名。他发明了一种测量语言态度的方法，叫“变语配对法”（the match-guise technique）。 这种方法的具体运用过程是，先根据定向调查的目的，请一些双语熟练者用自己熟练的两种语言朗读同一篇语料，并同时进行录音。然后让被调查人听这些录音，要求他们凭听到的录音判断朗读人的各方面特征。当然这里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录音是同一个人读的，但让被调查人听时要让他以为是不同的两个人朗读的。其结果可以分析出某些社会集团的成员对另一个社会集团的成员由于语言问题所产生的偏见或带有倾向性的看法。这一成果对语言规划工作预测语言政策的发展方向很有好处。兰伯特提出的第二语言学习方面的“实用动机”（instrumental motivation）和“归附动机”（integrative motivation）这两个概念不仅对第二语言的学习起到促进作用，对于把解决语言问题作为工作重点的语言规划派也产生了重大影响。60年代末期，克洛斯（HKloss）提出了语言地位规划和本体规划的概念，很快被学术界接受并广泛运用。70年代初期一方面强调国家背景中的语言标准化问题，另一方面寻求解决多民族社团的语言问题。这个时期语言标准化的文章很多，术语使用上比较混乱。语言规划研究者关心的是多样性的统一方面，也就是怎样在多种语言中选取一种作为国家或地区的通用语。弗格森（Ferguson）认为，标准化的语言应该可以写出来，是规范了的，并且能吸收不同方言的特点并具有超方言的特点。在标准化的阶段上，出现了不同的看法。主要有三个代表性的观点。一是豪根1966年的标准化过程的四个阶段论：选择规范（norm selection），法典化（codification），完善功能（elaboration），推广实施（implementation）；二是弗格森1968年的语言发展结果三个阶段论：文字化（graphization），标准化（standardization），现代化（modernization）；三是1970年诺伊斯图普尼（Neustupny）提出来的语言治理（language treatment）论。 根据语言治理的观点，豪根的语言规划过程变成了：推广实施，法典化，完善功能，治理或培育，弗格森的语言发展模式变成了：法典化，培育，完善功能。费希曼比较分析了这三种观点，认为它们的共同目标是在多语背景中选择出共同语来使用。在比较豪根与弗格森标准化理论的联系时，我们可以这样来看，一个被选择和法典化了的规范必定是文字化了的，一个被选择的法典化了并被推广实施的规范也是标准化了的，一个被推广实施并完善了功能的法典化了的规范也就做到了现代化。不管是叫标准化，还是治理、培育、发展，70年代语言规划的主要动力是要在语言多样性中解决统一性问题。 多语现象的研究是70年代的另一个热点问题。语言行为的社会心理方面是许多学科共同关注的对象。1979年出版的费希曼的论文集社会多语现象研究的新进展（Avanced in the Study of Societal Multilingualism），这些文章表明人们当时研究兴趣之所在。语言保留和语言转移是多语现象研究最有特色的部分，这些有特色的研究使人们看到了（1）语言在接触背景下的使用习惯；（2）心理、社会和文化同语言使用习惯的联系；（3）促使语言保留和语言转移变化的意识行为。60年代语言规划研究关注语码的选择和标准化，70年代扩大了视野，把语言规划放在在多语的社会背景中考察。 诺伊斯图普尼认为，用语言培育方法（或者说语言标准化的方法）在国家的语境下解决语言问题是合适的，但解决发展中国家的语言问题，最好用政策的手段。也就是说，在语言同质性强的地方，语言培育是语言规划最重要的工作，这种方法适合与工业化国家。在语言异质强的地方，在政治经济比较不发达的言语社团里，最好通过政策的途径解决。因此，诺伊斯图普尼认为在大多数多语地区，利用政策的手段解决语言问题是比较合适的。他把语言治理看成是一个连续体，政策手段处于这个连续体的一端，培育方法处于另一端。政策手段属于低层次的语言治理，而培育则属于比较严格的语言治理的方法。70年代的语言规划研究被看成是实践性的学科，而80年代的语言规划研究被看成是有理论基础的学科。这种理论基础来自多语语境的个案研究、开展大规模的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和理论的深化研究。加拿大在国际上组织了大规模的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该调查一直持续到90年代。1983年出版的伊斯曼（Carol MEastman）的语言规划导论（Language planning：An Introduction）全面系统地阐述了语言规划重要理论问题。全书共七章，第一章“概论”，第二章“语言规划的政治和社会方面”，第三章“语言规划与相关领域”，第四章“语言规划研究的历史”，第五章“语言规划的理论”，第六章“语言规划的方法”，第七章“语言规划的应用”。该书不仅比较全面总结了语言规划研究的历史，对建立语言规划理论体系也作出了贡献。是一本比较实用的教科书。具有理论基础的语言规划成果不断付之实施。60年代发现了语言问题，70年代考虑如何解决这些语言问题，80年代则开始出现对某些规划结果评价的需求，因此豪根60年代有关语言规划是对语言变化的评价的观点又重新受到人们的青睐。90年代的各种专题研究不仅把语言规划研究的领域进一步拓宽，并且使语言规划研究的理论进一步深化。语言规划与政治，语言规划与经济，语言规划与教育，语言规划与民族等问题都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语言立法在90年代成果较多。中国的语言规划活动古已有之。作为社会语言学分支学科所进行的语言规划研究当然也是近几十年的事。我国语言规划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语言文字的规范化和标准化的研究，包括国外语言规划理论的引进和评介，文字改革理论研究，现代汉语规范化理论研究；语文政策研究、语言规划史的研究等。与国外的研究相比，我们的研究比较注重结合汉语的实际，但理论创新有待加强。上世纪80年代后，中国语言规划研究开始走向新阶段。其特点主要有三。首先是语言规划研究不再局限于语言文字本身，而是同政治、经济、教育、文化、法律、社会心理、信息科学等方面结合起来。社会语言学的理论为这些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人们开始认识到语言规范与变异之间的辨证关系。对语言的纯洁化问题也有了比较全面的认识。其次是研究方法由定性发展为定与定量相结合。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为这一工作提供了有利的条件。1980年到1990年10年间，中国境内进行了字频测定、词频测定等工作，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了常用字表和通用字表。这些工作大大增强了语言本体规划的科学性。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所进行的全国性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运用科学的抽样方法在全国范围里开展了调查，其调查数据，将为当前的语言规划工作提供参考。第三的特点是语言规划正在由经验型向理论、科学型转变。国外语言规划理论的引进，中国语言规划历史的认真总结和当前语言规划理论问题的深入研究，都将为建构中国语言规划的理论体系打下牢固的基础。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