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至今的翻译Group members: 姬丽娟（0210654） 程茜茜（0210644） 张永平（0210663） 火婷婷（0210653）背景概况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进入了社会历史的新时期。与经济上的改革开放相对应的是文化交流上更为开放和包容的文化氛围。进入新时期以后，我国外国文字翻译的数量、题材以及择取标准等都有了巨大的突破。新中国建立后，曾经备受批判和排斥的西方现代派文学、通俗文学在新时期都得到了译介，世界经典名著的翻译呈丛书化、系列化出版。新时期迎来了我国历史上继汉唐时期的佛经翻译、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五四运动时期的文学翻译之后的又一次翻译高潮。翻译研究的重心和特色对翻译的原则、标准、方法等基本的理论问题作了进一步的讨论。新时期翻译研究注意从新角度出发，与新学科相结合，吸取其他相关学科的新成果。新时期的翻译研究对各种具体的、专门的、有些以前被忽略的翻译工作进行了较深入的探讨。这一时期更加注意介绍和引进国外翻译研究的成果，也更加重视对我国历代翻译经验的总结。这一时期我国译学界正式提出了建立一门“翻译学 ”的问题。对传统派和西学派的认识八十年代以来我国译学界争论两派的命名不够确切，尤其是把谭载喜、张南峰和谢天振称为“西学派”，容易引起误解，以为他们是与“传统派”相对立的主张照搬西方翻译理论的代表。其实“传统派”这一命名不确切，因为以罗新璋先生为代表的一批学者主张的是建立“自成体系”的、“有中国特色”的翻译理论，而他们强调中外翻译理论是相通的，是有共性的。在此之前，国内译学界已经有两个现成的名称分别指称这争论的两派，即“特色派”和“共性派”。但在王秉钦的20世纪中国翻译思想史中舍弃这两个现成的名称不用，却采用“传统派”和“西学派”这样两个不确切的名称，其背后折射出来的也许恰恰是国内某些学者对强调中西译学理论共性的一批学者的看法。 对传统派和西学派的认识事实上，国内译学界确实存在着这样一批学者，他们认为新时期以来一批学者的著述里提到的一些国外前沿翻译理论，包括借鉴自各种文化理论的翻译理论，如解构主义理论、性别理论、后殖民理论、多元系统理论，等等，都是西方学者提出来的，它们属于西方，它们只能解决西方翻译中的问题，它们不适合中国国情，它们不能解决中国翻译中的问题。更有甚者，有的人不去对西方的翻译理论做一番认真深入的研究，仅凭着自己的主观印象，就轻率断言，“西方译论只能解决低层次的科技问题”，只有“中国译论才能解决高层次的文学翻译问题”。谢天振认为这种看法其实是不对的。生平简介罗新璋（1936）,浙江上虞人。法国文学翻译家。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法语专业毕业。曾在国家外文局中国文学杂志社长期从事中译法文学翻译工作，1980年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主要译著译有巴黎公社公告集、特里斯当与伊瑟、列那狐的故事、红与黑及栗树下的晚餐等编有翻译论集校读傅雷译文集全十五卷并有我国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中外翻译观之“似”与“等”、钱钟书的译艺谈、释“译作”等多篇论文行世。罗新璋先生二三事“傅译传人”罗新璋先生负笈北大期间，曾师从李健吾先生，但在译界，他却被誉为“傅译传人”。罗新璋先生对傅雷先生的译笔推崇备至，并且身体力行。为学习和研究傅译，他曾将好几部傅雷先生的译文，逐字逐句抄在法语原作的字里行间，单是约翰克利斯朵夫就抄了120万字，此外，还抄了巴尔扎克的六部作品以及梅里美的嘉尔曼与高龙巴。著名翻译家、福克纳研究专家李文俊先生曾感慨地说：“他真是我所认识的翻译界人士中最肯下死功夫的一个了。”有关这一点，在傅雷先生60年代初致罗新璋先生的信函中亦有专门提及：“先生以九阅月之精力抄录拙译，毅力固可佩，鄙人闻之，徒增愧恧。惟抄录校对之余，恐谬误之处必有发现，倘蒙见示，以便反省，无任感激。”读傅雷家书、翻译论集、江声浩荡话傅雷等书可知，罗新璋先生与傅雷先生之间常有书信来往，故而早已突破私淑之情，与直接受业无异，而傅雷先生在信中对罗新璋先生亦多有褒扬，“傅译传人”可谓实至名归。巴黎公社公告集1973年，罗新璋先生被借调出国，赴法从事文物展的翻译工作。在巴黎国立图书馆，罗新璋先生看到善本室珍藏的巴黎公社公告原件，便决心将其译成中文。由于当时复印术尚不普及，而拍成照片则成本太高，花费需近两万法郎，以他当时的拮据窘况，自然无法缴纳这笔“巨款”，于是决心手抄。接连四十余天，每天四五小时，终于将桌面般大小的公告原件一份份抄录下来。而后凭借其在法文版中国文学多年职业训练练就的过硬本领，一遍遍地逐字校对，确保内容无误。回国后，罗新璋先生将总共389份文告译成中文，交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史学界认为这是“重现公社光辉业绩的历史文献”，其中有“309件是第一次译成中文”。红与黑罗新璋先生于1991年1月开始翻译法国作家斯汤达的名作红与黑，当时还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上班。“罗新璋先生每日黎明即起，从四点到七点十足工作三小时，译得千把字，然后去上班。白天若得空闲，他便查词典、翻参考书、润饰译文，到晚上临睡前再重新复核一遍。全书四十万字，花一年多译成初稿。第二年，再改再抄，刻意求工，最后到1993年2月竣工，历时两年。”“名著从来须名译”，罗新璋先生的一段自述或许能帮我们悟出个中的道理：“中文的句子一定要精炼，要sobre（法文，即“朴实无华”之意）。如果说我译的红与黑还算成功的话，也就在这一点上。1993年2月交稿之后，我花了将近三个月的功夫，把全文从头到尾通篇再看一遍，把原译稿中那些可有可无的字全删去了，译本的质量可以说靠这一遍，当然从稿费上来说是有损失的，但是原来那些臃肿、累赘、笨拙的地方没有了。”中国翻译理论“自成体系”说“我国的译论，原作为古典文论和传统美学的一股支流，慢慢由合而分，逐渐游离独立，正在形成一门新兴的社会科学学科翻译学。而事实上，一千多年来，经过无数知名和不知名的翻译学家、理论学家的努力，已经形成我国独具特色的翻译理论体系。案本-求信-神似-化境，这四个概念，既是各自独立，又是相互联系，渐次发展，构成一个整体的；而这个整体，当为我国翻译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识见超卓的前辈翻译家，已为我国翻译理论体系奠定最初的基石。我们应当开创局面，在虚心学习外国先进译论，善于总结自身经验的基础上，不断实践，不断探索，发展我国独具特色的翻译理论，建立卓然独立于世界译坛的翻译理论体系。” 我国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生平简介刘宓庆（1939），中国香港人，祖籍湖南新宁，毕业于北京大学，曾在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研究生院主修语言及语言教学理论。 历任北京大学、厦门大学教授或客座教授，并在联合国组织机构任翻译。后在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及国立及台湾师范大学翻译研究所执教，2006年受聘于上海同济大学外语学院任特聘教授及博士生导师。主要译著刘宓庆是国际上的知名学者。他的学术专著多达数百万言，其中包括文体与翻译、英汉翻译技能指引、新编当代翻译理论、新编汉英对比与翻译、翻译美学导论、翻译与语言哲学、文化翻译论纲、翻译教学：实务与理论、口笔译理论研究、中西翻译思想比较研究及刘宓庆翻译散论等十一部。刘宓庆探讨了现当代译学几乎所有的理论问题，其中有些著作更是我国当代翻译理论的扛鼎之作。刘宓庆前期的学说建立在传统译论及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基础上；后期的理论观以维根斯坦的语言哲学为导向，具有超前性，在国际上很受学术界的重视。他的翻译理论提高了我国的译论在世界上的地位，因为即便在翻译研究极发达的西方也几乎没有人构建出如此完整、如此合乎逻辑的理论体系。理论特点继承与发扬；开拓与创新刘宓庆非常珍视我国的传统译论，将其视为瑰宝。他在当代翻译理论前言中指出：“中国传统翻译理论历史悠久，如果从最初的佛经译论（公元148年始）算起，至今已有1800多年的历史。这期间，出现了许多杰出的译论家，他们的主张和论述，大抵出于自己的力行心得，因而言微旨奥，论断精深，予后世极深的影响，其中如玄奘（600664）与严复（18531921）的翻译思想和对策性主张，至今仍有认识论、价值论和方法论的历史意义。中国传统翻译理论是中国和世界文化的宝贵财富，我们必须视若珍宝，矢志于阐发和开拓性继承。” 中国传统的翻译理论的短处和局限性第一，传统译论在认识论上有问题，因而范畴研究十分薄弱，使翻译理论探讨带有明显的封闭性，千余年中甚少开拓。究其根由，受封闭性观念影响很深。翻译是一门综合性、跨学科性很强的科学和艺术，翻译学属于经验科学，如果不突破封闭性观念局限，使学科有一个科学定位，其发展研究势必备受束缚。因此我们首先要面对一个观念更新的问题：必须将翻译学视为一门开放性、综合性、跨学科性很强的科学和艺术，力求在这个新观念指导下，构筑翻译学的科学构架。第二，传统翻译基本理论命题有限，对策性较弱。古典译论家中不乏精言宏论，但始终没有建立起自己的基本理论体系。这一点，毋庸争议，当然是受历史局限的影响，特别是受语言学发展水平的限制。因此，要建立和发展翻译学，我们必须首先致力于现代翻译基本理论的研究，在扎实的基础研究的基础上推出中国自己的基本理论模式，作为现代翻译学学科构架的主轴或基础。我们必须矢志于这一项“系统工程”的奠基及开拓工作，将中国的译论整合到世界现代译论之中。 第三，传统译论的研究方法必须革新。翻译理论体系的发展方略一、注重中国译论的文化战略考量。20世纪中期以前，中国翻译界的文化战略考量以民族忧患意识为特色，20世纪中期以后则以民族复兴意识为特色，中国翻译界大量翻译了以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欧洲先进思想的经典著作和以哈代、狄更斯为代表的西方批判现实主义文学著作。这个近代中国翻译史上鼎盛的繁荣期饱含着久经酝酿的中华民族的复兴意识，这种强烈的民族复兴意识正是20世纪最后20多年中国译论发展的思想动力。民族文化复兴的使命是中国现代和当代翻译的开拓性创新研究的力量之源。二、强调“重描写、重意义、重功能”的基本理论取向。所谓“重描写”就是重现象观察、重事实呈现；重个性、重差异；重规范的适应性分析和操作的可行性分析，避免开列限制性规则。从整体上说，描写性理论是翻译理论的最基本的特征。所谓“重意义”，指的是重整体上的语义内容，而不仅仅是个别词句的意义。这是一层意思，另一层意思是重交流中的意义，建立功能主义的动态的意义观，即强调翻译要把握词语使用中的意义，而不是静态的、与语境脱离的孤立状态中的词语意义。汉语重意念，倾向于将语法功能意念化，因此中国的译论必须重意义而不执着于形式。而所谓的“重功能”指的是“重代偿功能”，即注重以功能来弥补、补足可译性上的缺失。这里所说的“代偿”当然不止于上面所说的意义问题，而是涉及到中国翻译理论整体性建构的基本原则。三、注重整体性整合研究。翻译学具有广泛的综合性、多维性，因此翻译学的理论体系构建要求一个学科矩阵为之提供理论思想和方法上的支持。对中国翻译学而言，语言学（语言哲学）、美学、认识科学、传播学、文化学都是这个学科矩阵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毫无疑问，我们需要有“一盘棋”式的整体性整合研究才能使中国翻译学具有充分的科学性。传统派的代表人物张柏然张柏然（1943 ），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中国翻译工作协会副会长。1966年南京大学外文系英文专业毕业留校任教至今，其间曾作为富布赖特高级访问学者赴美国印第安那大学和哈佛大学研究比较文学和美国文明史。现兼任中国翻译协会副会长兼翻译理论与翻译教学委员会主任、全国辞书学会副会长、江苏省翻译协会会长、教育部外国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研究基地（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还兼任学术期刊中国翻译、中国外语、译林的编委以及现代外语、外语与外语教学的顾问。其主要研究领域是翻译学、词典学和语料库语言学，是当代著名的翻译理论家、词典编纂家。研究方向：翻译学、双语词典学、语料库语言学 张柏然“重视译论的中国特色，并不意味着放弃对普遍性的追求” 张柏然“重视译论的中国特色，并不意味着放弃对普遍性的追求 主张建立中国翻译学，对中国中国翻译学和纯纯翻译学的辩证关系，特性与共性的辩证关系，从哲学思变的角度进行了客观的理论表述。他曾指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翻译理论与具有普遍适用性的纯翻译理论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中国翻译学和纯翻译学是一对矛盾的两个方面，二者对立统一，不可偏向某一方，而忽视另一方。重视译论的中国特色，并不意味着放弃对普遍性重视译论的中国特色，并不意味着放弃对普遍性的追求；同样，对纯理论的偏重也不应该对特殊的追求；同样，对纯理论的偏重也不应该对特殊性的牺牲为代价。性的牺牲为代价。”纯翻译理论 西方翻译理论 西方翻译理论大多来源于西方文化之间的翻译实践，我国有些学者把西方译论与具有普遍性适用性的纯翻译理论划了等号，在传统派看来，这是错误的。 张柏然认为，从翻译学的辩证法来看，纯翻译学是融合了各个国家的翻译活动的一种纯理论。建立中国翻译学的必要性当今社会是一个多元共生的年代，在国际国内学术界没有谁可以一言九鼎，也没有什么理论可以居于霸权地位，只有各种思想的交融，对话，互相参透，互相影响。因此，建议中国翻译学，是共同营造一个多元、平等、对话的世界文化格局的需要。只有这样，从东、西方翻译理论中抽出真正具有普遍知道意义的世界翻译理论，而最终完成对世界翻译学的构建。 谭载喜，著名翻译理论研究学者，香港浸会大学驻校学者、博士生导师，北京语言大学和中山大学兼职教授，博导。其最主要贡献是将美国翻译理论研究学者奈达的理论译介到中国。“科学是不分国界，不分民族的”谭载喜教育背景1953年生于湖南，1975年毕业于湖南师大。1977年至1981年在英国埃克塞特大学留学，获语言学硕士学位，归国后执教于湖南师大，后调入深圳大学。1996年至1998年赴香港城市大学任研究员，担任硕士研究生导师，同时兼读英国埃克塞特大学应用语言学博士，1999年3月获得学位。现任深圳大学外语系教授。主要著作谭载喜出版著、译作12部，论文40余篇，约300万字，主要著作有：西方翻译简史（增订版）、翻译学奈达论翻译等。翻译学和奈达论翻译奠定了谭载喜在外语理论界的地位。谭载喜的翻译观谭载喜认为翻译学是一门综合性学科，因为它需要综合利用语言学、文艺学、社会学、符号学、心理学以及数控论（包括概率论）、计算机等多种学科的知识。但他同时指出翻译学并不是个大杂烩。他在一文中写道：“虽然它的研究涉及多门知识，但其研究中心始终是翻译，即语际、语内和符际转换及转换中出现的一切问题。”主张建立“翻译学”他自1987年青岛会议提出“必须建立翻译学”的主张起，20年来不遗余力地为译学学科建设做了许多基础性的开拓工作。在建立什么样的翻译学的问题上，谭载喜的主张与“传统派”有所不同，他的意见属于翻译学论战中的支流意见。他主张建立“翻译学”，但不要强调“民族特色”。主张建立“翻译学”他认为，“科学是不分国界，不分民族的”，真正的翻译学应具有广泛的意义，研究和指导一切翻译活动。所以，我们不宜提出诸如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翻译学之类的口号，这类口号，可能令中国译学研究“陷入狭隘民族注意的泥坑”。2000年谭载喜出版了翻译学一书，再次系统地论述了他的建立翻译学的指导思想和基本思路。他认为，“翻译学是研究翻译的科学、翻译学应当享有独立学科地位这一命题，就好比语言学是研究语言的科学，语言学应当享有独立学科地位的命题一样，是不应加以怀疑的。”我们的奋斗目标，是使我们的翻译理论尽可能科学地、客观地反映翻译的面目，因而能尽可能广泛地得到运用。主张建立“翻译学”又说：“翻译学的具体任务，就是着眼于普遍翻译学、特殊翻译学和应用翻译学三方面的研究，建立起各种各样的、既有理论价值又有实际意义的翻译理论，使翻译学真正成为一个有关翻译的科学体系。”这是“共性派”的一种观点。普遍翻译学、特殊翻译学和应用翻译学谭载喜解释说：普通翻译学主要研究人类语言、文化及其翻译的一般规律，研究翻译的一般过程和翻译在整个科学体系中的地位及其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从宏观上探讨翻译的性质、功能、标准以及译者的一般职责和条件等问题，并从历时和共时翻译学的角度研究翻译的历史，其中不仅包括翻译的国别史、地域史，而且更应该包括翻译的世界史。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提出涉及一般语言的普通译学理论。普遍翻译学、特殊翻译学和应用翻译学特殊翻译学不同于普通翻译学，它的范围较小，主要研究两种具体语言的互译问题，涉及这两种语言和文化的对比，揭示出它们之间有规律的和无规律的、对应的和不对应的、彼此融和的和彼此冲突的东西，然后提出能指导两种具体语言互译的理论。可以说，这是一种比较翻译学或对比翻译学的理论。应用翻译学主要研究如何把普通译学和特殊翻译学的理论运用于翻译实践、翻译教学、翻译批评、翻译工具书的编纂和机器翻译等，从微观上对翻译的目的、功能、标准、程序和方法等问题，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作出说明，以使普通译学理论和特殊译学理论在实际运用中得到检验。普遍翻译学、特殊翻译学和应用翻译学之间的关系翻译学的这三个组成部分是不可截然分开的。研究普通翻译学的人必须有特殊译学知识和应用译学（包括翻译实践经验）知识作为基础，研究特殊翻译学的人必须有普通译学的知识作为指导，而研究这两者的人则同时都应注意对应用翻译学的探讨，从理论的实际运用中获取反馈信息，不断使理论得到发展和完善。另一方面，也不能把翻译学研究的这三大内容和具体翻译理论的建立割裂开来。普遍翻译学、特殊翻译学和应用翻译学之间的关系任何一套完整而系统的翻译理论都应当是普通译学、特殊译学和应用译学研究的结晶，因为在这样的理论中，既应包含泛论翻译的成分（适用于一切语言甚至一切符号系统之间的翻译），又应包括专论具体语言互译的成分（适用于具体的双语翻译，如英汉互译、俄汉互译、俄英互译等）；既应具有帮助人们认识翻译实质的理论价值，又应具有指导具体翻译操作的实用价值。翻译学研究的对象从广义上理解：翻译学研究的，不仅仅局限于翻译活动本身，而应包括与翻译活动有关的一切领域。谭载喜把翻译学研究的对象进行归纳，浓缩为以下五条：（1）翻译的实质；（2）翻译的原则和标准；（3）翻译的方法和技巧；（4）翻译的操作过程和程序；（5）翻译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矛盾，如目的和手段的矛盾，内容和形式的矛盾，作者与译文读者的矛盾等等。他认为除此之外，还应该研究：对比语义学；对比句法学；对比修辞学；对比社会符号学；对比文化学；对比民族语言学；对比心理学等。总之，一切与翻译有关的课题，都应纳入翻译学的研究范围，使翻译学真正成为一个独立的实体。但这并不等于说：我们提倡把大量的精力投放在对细小问题的研究上，而只能从宏观上对翻译展开整体性研究。翻译学的目的是从整体上对翻译的主要矛盾加以理论说明，而无法对那些枝节的，特别是无规律的现象都一一加以详细阐释。当然，它必须指出：翻译中除存在具有规律性的东西外，还有大量无规律的、非普遍性的东西。谭载喜从概念上澄清了一些研究者对“翻译”及“翻译学”的模糊观念，揭示了翻译学内部的客观规律，对翻译学的内容、任务和研究方法都进行了详细的阐述，为翻译学的进一步发展指出了方向，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实际意义。“以建立世界翻译学作为中国译界的努力方向”张南峰张南峰，英国University of Warwick哲学博士，现任香港岭南大学翻译系副教授。他本科及研究生阶段在香港大学主修翻译和英语语言学, 又在英国华威大学获得了翻译研究哲学博士学位。长期的专业训练、实践练习和学术研究经历让他形成了宽广的学术视野、敏锐的学术意识和独特的学术思维,是“共性派”的典型代表人物。主要译作主要译作有：王尔德喜剧选、好的，首相；西方翻译理论精选（与陈德鸿合编）等。张南峰在特性与共性论中国翻译学与翻译学的关系一文中反对吧中国翻译学视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反对建立中国翻译学。他写道：“特色派”“不少学者认为西方译论不适合中国，因此呼吁在中国译学传统的基础上建立中国翻译学，但是西方许多较新的译论在中国还没有人验证过这种提法，既忽视世界翻译学各个分支的共性，又忽视中国翻译学各个分支的特性，是大汉民族的产物。”“特色派”说的翻译理论体系，并非纯理论体系，而大体上是应用理论体系。“纯翻译学是应用翻译学的基础，中国既然只有后者，而没有前者，就首先必须从西方引进作为研究中国国翻译现象的框架，然后验证改良这些方法译论从而参与世界翻译学的建设。”按霍姆斯的观点，纯理论，其任务是制定解释、预测翻译现象的普遍原则，或者说是提供一个作描述研究的框架，更应该有很大的超语言文化适用性。张文说，“如果我们承认宏观翻译学是翻译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承认其超语言文化适用性，承认纯翻译学对应用语言学的指导作用，我们就不应该再把中国翻译学视为一门（就算只是相对）独立的学科”。这就是说，他提出要以建立世界翻译学作为中国国译界的努力方向，并明确把西方译论等同于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纯翻译理论。“中外翻译理论的共通性”谢天振生平简介谢天振，1944年3月生，浙江萧山人，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著名翻译理论家。上海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翻译研究所所长，中国比较文学季刊主编，中国翻译编委，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暨翻译研究会顾问，上海翻译家协会理论组组长，中国翻译协会翻译理论与教学委员会委员，国际比较文学协会翻译委员会委员。复旦大学兼职博士生导师(比较文学译介学方向)，北京大学、暨南大学、四川大学、四川外语学院等校兼职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比较文学研究中心顾问。谢天振教授是中国第一个从理论上论证翻译文学的归属问题的学者，也是中国最早论述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学者。他提出的“翻译文学是中国文学的组成部分”的观点现在已为越来越多的学者所接受，2001年起出版的“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首次正式收入由他主编的“翻译文学卷”即是一个标志。他对“翻译文学史”和“文学翻译史”所作的区分，也被学界承认，目前国内的翻译文学史的编写正是按照他所规范的方向在编撰和发展他的主要学术专著译介学据南京大学有关部门统计，其学术论著的被引用率在国内翻译界和比较文学界都名列前茅，2006年国家社科项目课题指南把译介学研究列为外国文学专业的八大研究课题之一，国家“十一五”哲学、社会科學規劃（20062010）也把譯介學列為重點研究課題之一。著名翻译理论家。国内第一个从理论上论证翻译文学的归属问题的学者，也是国内最早论述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学者。他提出的“翻译文学是中国文学的组成部分”的观点现已为越来越多的学者所接受。现任上海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翻译研究所所长，比较文学暨翻译学专业硕士生、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比较文学季刊主编,中国翻译编委，中美合作出版的英文季刊FrontierofLiteraryStudiesinChina编委等。主要编、译著作有：专著译介学、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18981949)等；个人论文集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论文集翻译的理论建构与文化透视等，以及长、中、短篇小说及散文译作数种。 翻译并不只是简单的两种语言文字转换的技术性工作，而是受社会、政治、文化多种因素制约的、复杂的文化交际行为要使中国文化更有效地走向世界，应当设立专项基金，鼓励、资助国外的汉学家、翻译家积极投身有关中国文化的译介工作在国内建立中译外常设基地，为国外汉学家、翻译家与国内专家学者、作家搭建沟通的桥梁我们的翻译工作者要确立现代化的译学观念，要具有崇高的使命感和责任心，最好都能学一点翻译学理论如何向世界告知中华文化？”这是我们在谈论文化的繁荣与发展时所不能绕开的一道思考题。当经济的高速发展把中国推向世界最前沿的时候，世界投射过来的是更多好奇的目光。中华文化应当走出去，世界也在等待着中华文化的走近，面对着这样一种已经形成的文化态势，我们要做的是什么？这是一个看似大而空的问题，但是，也可以得出最具体的答案，那就是翻译。由此可以衍生出许多的讨论，而解析关于这些讨论的思考和疑惑，正是记者采访上海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翻译研究所所长、著名翻译理论家谢天振教授的初衷。谢天振认为，目前国内对翻译问题的看法还是存在着不少误区，因此，近年来，他时时在有关的报纸、杂志上发表文章，希望可以发出一点声音，纠正一些认识上的偏见。最近几个月，谢天振一直忙于参加国内外各种学术会议，多年来与国内外学者的大量交流，使他对于翻译在当下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背景下所扮演的角色，有着相当深入的理解。5月6日，谢天振在接受采访时，详尽分析了翻译应当如何为文化的发展发挥积极作用。